第54章 鄧斌回到上海，為何被打入“冷宮”
鄧斌風塵僕僕回到上海，情況已驟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他幾經周折才與中央機關的秘密聯絡處接上了頭，並通過聯絡處請求向中央負責同志匯報紅七軍的工作。可是，長等短等卻不見有中央負責同志聽他匯報工作的任何跡象。他只有耐心地等待。他在等待向中央匯報工作的同時，於4月29日寫出了一份近兩萬字的《七軍工作報告》。他在這份工作報告中，詳盡地敘述了紅七軍、紅八軍的發展經過和戰鬥歷程，敘述了紅七軍在創建右江根據地和轉戰千里途中，開展地方黨的工作及土地革命等情況。他以十分誠懇的態度，認真分析和總結了紅七軍這一時期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並檢討了自己曾受“立三路線”的影響，在工作中存在的失誤。最後，他在這份報告上，重又正式籤上了自己原有的名字——鄧小平。應該說，這是作為紅七軍的一位政治、軍事的主要負責人，對於工作的十分認真的總結，也是向黨交出的一份十分誠懇的答卷，本應得到中央的重視。可是，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卻一直沒有聽這位紅七軍前委書記兼政委的匯報，也沒有哪位負責同志召見他一面。
由此表明，他是一位不受王明為首的中央所“歡迎的人”。他被冷慢地“晾”在了那裡，好像遺忘了他的存在，遺忘了當初被中央派往廣西、如今又回來的中央秘書長的存在。
但在這漫長而耐心的等待中，他知道了中央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切……
1930年9月，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結束後，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即以國際代表的身份秘密來到上海，直接插手干預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大政。於半年前從蘇聯回國、備受國際代表器重的留俄生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自稱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號，嚴厲指責周恩來、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三中全會是“調和路線”，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的右傾”，要求召開四中全會。一時間，把個秘密處境下的中央機關，鬧得紛紛揚揚。周恩來向他們苦心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了。
這次全會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舉行的，只開了十幾個小時，共產國際代表一直處在實際做決斷的最高權威的地位。出席會議的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員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八人，還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米夫在講話中點名批周恩來、瞿秋白接受“立三路線”，責令全會將瞿秋白清理出政治局(會前，米夫已決定排除瞿，保留週)，並且嚴厲地警告周恩來說：“對於週，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
瞿秋白聽罷對周恩來說：“看來，我要'解脫'了，你還要背這個擔子。”
周恩來苦澀而隱忍地說：“背就背吧”
會議通過了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名單。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維漢、賀昌倆人退出中央委員會。原來不是中央委員的王明，不僅堂而皇之地進了中央委員會，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員。雖然工人出身的向忠發仍擔任黨的總書記，而實際上當家的是王明，為他撐腰的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周恩來的處境可想而知。他和瞿秋白都被置於“被告”席上，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在決定瞿秋白等人退出政治局後，有人提議周恩來也應退出政治局並單獨交付表決。表決的結果：六人同意，十八人不同意。這樣，周恩來才被“保留”在了政治局，而沒有被“排除”。分給他的任務是負責軍委和蘇區的指導工作。
經過了這場突然襲來的軒然大波之後，很快形成了一條比立三“左”傾錯誤更加嚴重，而且更加氣焰囂張，對黨和革命力量危害更大的王明“左” 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
在這樣複雜而艱難的局勢面前，周恩來該怎麼辦？他的內心充滿著苦悶。任其“左”傾肆虐橫行，是不能容許的；若乘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這從他的思想和性格來說，又是決計做不到的。
他後來說過：當時支配著他的想法，是要“顧全大局，相忍為黨”。 ——可以說，這是一位偉大政治家的人生“自白”，他為此傾盡了畢生精力！
王明等人把持了中央領導權之後，便馬上向全國各地派出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團，去推行他的路線：派出相當陣容的由二十多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開赴中央蘇區，撤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由項英(六屆三中全會派到中央蘇區)任代理書記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派張國燾、陳昌浩等去鄂豫皖根據地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煮任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派夏曦等去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書記……於是，“欽差大臣”滿天飛，到處拿“國際路線”壓人，清除異己，進行殘酷無情的擴大化的肅反運動。而此時留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的工作環境，由於國民黨軍警和特務的猖獗破壞，變得更加惡劣了。
1931年4月25日，一件對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從未有過的極大威脅的事件突然發生：參與領導中共“特科”的顧順章奉命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後，歸途中化裝成雜耍藝人在武漢一高爾夫球場表演魔術，不料被叛徒王竹樵認出，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當天顧就叛變了，他在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便主動表示願將所知道的一切都講出來，但他似乎不把武漢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事首領放在眼裡，揚言只把情況直接禀告蔣介石，到時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
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和武漢偵緝處處長蔡孟堅急於表功，一連向南京特務本部發出六封密碼電報——
第一封電報：“匪中共中央政(治)局要人、負責特務組織之黎明(顧順章化名)在漢口被捕。”
第二封電報：“黎明已歸順中央，說有消滅共匪中央之重大計劃。欲赴寧面呈蔣總司令。”
第三封電報：“何長官(成浚)電請陳部長(陳立夫)，速報蔣總司令，調軍艦即赴漢口，以便押黎明赴寧。”
第四封電報：“考慮到事關十萬火急，漢口方面已徵招商局客貨輪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寧。”
第五封電報：“調查科駐武漢特派員蔡孟堅將於明日飛抵寧，向鉤座(指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禀報。”
第六封電報：“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之消息讓鉤座身邊的人知道，否則將上海中共地下機關一網打盡之計劃便要落空。”
每份電報上都標有“特急”兩字。他們意為這下可把共產黨的老窩端了，一個也跑不掉！
但這些極端機密而重要的情報，被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統計調查科(中統)擔任徐恩曾機要秘書兼國民黨長江通訊社負責人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那天正值週末的晚上，徐、恩曾早去舞場泡女人去了，正巧是錢壯飛值夜班。錢壯飛用密碼將六封極不尋常的電報翻譯出來，不禁大吃一驚！於是連夜讓身邊的地下聯絡員劉杞夫(錢的女婿)潛往上海向特科負責人李克農匯報。但考慮到事關重大，錢壯飛又親自於翌日拂曉前換上便服，登上了南京開往上海的頭班車。
千鈞一發，十萬火急！ ！ ！中共中央機關危在旦夕，若被敵人一網打盡，那將是怎樣悲慘的一幕！而要在敵人統治下和大搜捕之前，迅速進行大規模疏散，任務是何等艱鉅，時間又是何等緊迫！劉杞夫第二天早晨到達上海，幾經周折找到了李克農，匯報了情況。李克農馬不停蹄，迅速將情況轉達給陳賡、陳雲和周恩來。不久，錢壯飛也趕到了上海。
周恩來當即同陳雲、聶榮臻、陳賡、李克農等商定對策，迅速而果斷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
1.銷毀大量機密文件。
2.迅速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周密的保衛和轉移。
3.把一切可能成為顧順章捕捉目標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人員，要盡快撤離上海或轉移安全地帶。
4.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行緊急改變。
5.由特科迅速調集力量，組織一支隊伍，伺機捕殺叛徒顧順章。
特科人員在周恩來指揮下，終於搶在敵人前面，完成了中央機關、共產國際駐遠東辦事處和江蘇省委機關及大批人員的轉移。
4月28日晨，國民黨軍警特務在顧順章指引下對上海全市進行大搜捕。可是，每到一處，皆是人去房空。據陳立夫寫給蔣介石的報告中稱：“當調查科人員前去搜捕時，周恩來卻無巧不巧的早五分鍾離開，得以倖免。”
顧順章雖逃脫特科的嚴懲於一時，卻最終也沒有逃脫厄運的懲罰：1935年，他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因拉山頭、搞派別，被國民黨“中統”特務秘密處決。
事隔半個世紀後，徐恩曾在寫的《一個特工的自述》中自怨道：“一生中所犯最大之錯誤，就是不該重用錢壯飛。”
其上司陳立夫也說：“其時雙方作滲透工作，無孔不入，可均兄(指徐恩曾)錄用錢壯飛，實為一大疏忽。”
鏟共專家蔡孟堅在《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一文中，痛斥責罵顧順章在被捕以後還他娘的“打埋伏，賣關子”，不肯立即說出有關錢壯飛的情況，以致“天機洩露，功虧一簣”，害得他們空喜一場。蔡還以蔑視的口吻說：“潛伏我中央的錢匪逃滬，使顧可能發生的作用與成就已全部消滅。”
顧順章事件後，錢壯飛因身份暴露，隨周恩來去了江西中央蘇區，曾任紅三軍團軍醫處處長，中革軍委政治保衛局局長，總參謀部第二局局長等職。錢壯飛乃浙江湖州人，國立北京醫科專門學校畢業，具有繪畫、文學創作、建築設計、行醫、破譯電報等多種才能。 1935年3月31日在長征途中的貴州息烽防空時與部隊失掉聯繫，被當地反動分子殺害，時年39歲。解放後，周恩來在上海視察時參觀中央機關舊址，百感交織，動情地追憶說：錢壯飛打入敵人內部後的最大功績，是破譯了國民黨武漢公署發出的關於顧順章叛變的特急密電，把中共中央從死神跟前拉了回來。要不是錢壯飛等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國民黨特務的手中。他們為黨立下了豐功偉績，使我們黨少走了不少彎路，全黨將永遠紀念他們。
顧順章叛變不到兩月，新的打擊又接踵而來。
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歷來生活作風不好，愛拈花惹草。中央機關剛轉移到新的隱蔽住址，他便從妓院裡討了個小老婆。周恩來得知後，即派陳琮英(任弼時的夫人)的母親去和向忠發的那個小老婆住在一起，注意他們。周恩來當時想把向忠發弄到蘇區去，於是先把向忠發的小老婆轉移到一個旅館住下，然後周恩來把向忠發轉移到自己的住處，還一再叮囑他不要外出去住。向忠發非但不聽，反而指責周恩來“管得太寬了”，是在挾制他，奪人之美。並聲言： “我知道該怎樣保護自己！總書記可以不當，蘇區堅決不去！”
6月21日晚，向忠發又擅自外出跟那小老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出門叫出租車時，被司機特務認出，當即逮捕。
周恩來聞訊後，立即組織人營救，但未成功。向忠發吃了幾下皮肉之苦就受不住了，於6月24日自首叛變，還把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秘密住所供出。特務即刻押著向忠發去搜捕。向忠發有周恩來的房子鑰匙，門打開了，特務蜂擁而入，結果裡面已經空空無人。就在向忠發被捕後不久，周恩來、鄧穎超、蔡暢等即轉移到一個法國的飯店裡去住了。
國民黨上海特務機關抓獲了中共的總書記，急於表功，當即給南京總部發報，說抓到匪首。當時蔣介石在廬山，他一看到電報，當下批示立即就地處決。
24日向忠發一叛變，上海特務機關又馬上發電報給南京總部，幾乎是同時就收到了總部奉蔣之命就地處決匪首的電令。向忠發本以為自首後不僅能保住一條性命，而且能獲得犒賞，但他沒想到，在他叛變的當日即在龍華監獄被處決。等蔣介石收到“匪首向忠發自首歸順”的電報，遂又下達緩期執行的命令時，向忠發已在槍下作鬼了！蔣介石就此兩起至關改寫中共歷史的重大案件的破獲而收穫甚微，痛訓陳立夫等“中統”頭目：“娘希匹！你們這些笨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壞我大計！”
這些惡性事件的連續發生，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動陷入困境。周恩來不得不更加嚴格地隱蔽起來，同其他領導人互不往來。這時他感到在上海已很難繼續存身了。
9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據遠東局(這時米夫已離開中國)的指示，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工人，在全國總工會工作，後叛變)、李竹聲等六人組成，由24歲的博古負總責，決定將中央機關轉遷江西蘇區。
10月中旬，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以“國際路線”的代言人繼續遙控指揮中央。
12月上旬，周恩來告別了長達四年的白區地下鬥爭的生活，前往江西，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週去之前，由先去蘇區的項英代理，後又由毛澤東代理)，從此開始了他的軍事謀略生涯的新領域。
作為紅七軍前委書記兼政委的鄧斌，回上海等著向中央匯報工作，這麼一“等”就是四個多月。他由此便知道了，黨內鬥爭的驚濤駭浪、連續發生的惡性事件，使得局勢極度混亂而緊張的中央，誰還哪有工夫去同他見面，聽他匯報呢？儘管他重又恢復使用了“鄧小平”這個名字，儘管他曾是中央秘書長。
他默默地承受著這種“冷遇”，不僅從感情上，而且從理智上獲得一種“理解”。但他不知道，在他4月29日寫出《七軍工作報告》之前，先他赴上海匯報工作的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和一位叫閻衡的紅七軍幹部，已於3月9日和4月4日分別向中央寫出了關於紅七軍情況的報告。他們除了詳述了紅七軍的發展狀況和經歷之外，用迎合王明中央更“左”的觀點分析了紅七軍的成敗得失。特別是在閻衡的報告中，言詞激烈地指責紅七軍前委主要負責人的階級性表現得非常模糊和戰略方針上的右傾保守思想等等。
這似乎正應了古老的俗語：先下手為強，搶先者有理。這似乎含有一種政治的需要：上行下效，執事者乃須上下其手。這似乎還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原因：鄧小平是周恩來的人，周恩來此時的日子很不好過，二者當為“難兄難弟”。
由此覷來，一個比立三中央更“左”的王明中央，為何對前來匯報工作的鄧小平不予理睬，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在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已經發出了一封《中共中央給七軍前委信》，信中以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極其嚴厲的口吻，對紅七軍的工作橫加指責：七軍前委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階級路線的缺乏，七軍的路線“很明顯的是立三主義的盲動冒險路線，但同時又充分地表現出這條路線下所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富農路線”。 “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與富農路線，沒有像七軍前委的領導表示得明顯的了！”
信是發往已經到達江西蘇區紅七軍的，身在上海的紅七軍前委書記兼政委的鄧小平，早已被打入“冷宮”。他哪裡會曉得中央對紅七軍前委的這封信，而信中對他和對紅七軍工作咄咄逼人的指責與不滿以至於否定，他更是一無所知。但他多少已從飽嚐到的中央對他那種特有的冷淡中感覺到了什麼。
偶爾和幾個老友相聚，溫一壺酒下肚，論長道短，發發牢騷，以洩胸中苦悶大把大把的雨點落著，一直落到心中升起微微涼意，只留兩串腳印在雨裡對話風雨歇了，西沉的日頭被樓群擠壓到一邊孤獨的角落露出臉來……夕陽拖長一個孤寂的身影，去江灣公墓看一眼愛妻的墓地。芳草萋萋，於風中搖曳，便隱隱感到那彌足珍貴的親情的撫慰……一隻小鳥不知為何，竟頹然地從樹枝上跌落在草叢裡，但它不灰心，再振力飛起，卻又跌落，跌落了又飛起，直到完全沒了力氣，蹲在褐黃色的土地上，喘著氣憂慼長嘶，彷彿在向所嚮往的某一遠方呼喚著什麼……他是個最不甘於無所事事無所用心無所作為之人！
他通過聯絡員向中央要求：回紅七軍。中央答复：無交通保障。未被批准。
他又通過聯絡員向中央請求：到蘇區去。中央答复：可以考慮。
7月中旬，終於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和他一起被派往中央蘇區去工作的還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維映，人們都稱她“阿金”。
鄧小平和阿金一路同行，由上海乘船，經廣東赴江西，二人由此便結為夫妻。
毛毛在所著《我的爸爸鄧小平》一書中這樣寫道：父親這次離開上海，是他在兩年時間裡第三次離開上海。
第一次，是1929年夏季，在他二十五歲時，躊躇滿志地受中央之命奔赴廣西組織武裝起義。
第二次，是1930年1月底，他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本是奉命匯報工作，去則是經歷了一番喪妻失女的悲痛，並十萬火急地趕回軍情日緊的前方。
第三次是1931年7月，也就是這一次。當他乘船再度南下之時，已又是一番春秋了，紅七軍的七千里轉戰仍在心頭縈繞，黨的前途命運又幾多疑慮， 中央蘇區的工作則令他嚮往。
兩年的時間，才僅僅兩年的時間，彷彿是轉眼般的短暫，又好似無比的漫長。
兩年的時間，又是軍旅，又是戰火，又是勝利，又是曲折。
這日月星辰，是一年一度照舊地過；而這人，卻是一年一度，歲歲成熟。此時的鄧小平，已將滿二十七歲。在過去的革命歷程中，他豐富了閱歷，正在日趨更加成熟和深沉。
而他的未來，則將是更加充滿戰鬥激情的，更加如火如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