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未可預卜的征程
蔣介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赤匪”的興起。在新軍閥混戰之際，中共已在全國建立了大小十五塊革命根據地，正規紅軍發展到十多萬兵力。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據地、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等，距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近在颶尺，像一把把尖刀對準了它的前胸和後背。
這對蔣介石來說，“赤匪”的興起，比任何國民黨內的反蔣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這一心腹大患，“則國無寧日，民不堪命，禍患無窮”。當中原大戰的帷幕剛剛落下，他即調遣兵力，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圍剿”。
1930年10月10日，蔣介石為紀念雙十節發表《告父老文》，向全國發出“全面清剿共匪”的動員會。同時，他秘密派人組織了湘、鄂、贛、豫等省的地主紳士，冒充鄉民代表，打著請願團的旗號，到南京中央黨部請願，“要求政府發兵剿匪”。蔣介石接見這些“民眾代表”時聲言：“四中全會後本人即湘、鄂、贛督剿共匪。”
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召開。蔣介石要求全體黨員要做到“講團結，講寬容，肯退讓”，“為了實現團結，一致剿共，什麼都可以犧牲，什麼都可以忍受”。他首先以“寬容”、“忍讓”的表率，“虔誠悔過”的楷模，頒布大赦令，宣布過去四五年來先後以“附逆有據”、“弄兵作亂”、“叛黨賣國”、“危害黨國”、“勾結反動”、“設小組織”、 “破壞編遣”、“反抗中央”、“忤逆總理”等等二十餘種罪名而被開除黨籍的481人，一筆勾銷，統統恢復黨籍。
蔣介石稱那些被開除黨籍的人，“實際上並未叛變本黨。反對攻擊者，係對我蔣某個人。故一切罪惡，皆由我個人而造成。假使無我，各同誌或不至於如此分崩離析，而帝國主義者亦或不至如此壓迫。”“使國家處於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之狀態，使國民革命的生機幾乎斷絕，連已經統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故對黨內同志，對總理，我承認是有罪之人。而今懺悔， 願犧牲一切，貢獻於黨國，贖我罪惡。”
繼而，他懇請中央取消對閻錫山、馮玉祥的通緝令，還請孔祥熙當調停人專程去山西面陳閻、馮；同時打電報給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恢復李、白等人的黨籍；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副總司令，匯撥軍費1500萬元，令其鎮守東北，接管平津、河北。
待這一切“安撫”妥當，蔣介石便以勝利者的姿態，偕夫人宋美齡一行乘坐“美齡”號專機飛抵南昌，督率“剿共”。他在南昌召開“剿共會議”，特懸賞五萬元緝拿紅軍統帥朱德、毛澤東、黃公略、彭德懷等。
不消說，蔣介石對這些予以緝拿的“赤匪”首領們曾懷有過某種同行間的尊敬。當年，他們在孫中山的旗幟下並肩行進——用蔣的話說，“在一個鍋裡耍勺子”的時候，他就結識了其中的很多人，他認為他們確實是一群傑出的人物。正因為如此，他不能低估他們，一定要置他們於死地。
1930年11月下旬，蔣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調集十萬大軍，對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大“圍剿”。
南昌市中湖畔，矗立著一座高大森嚴的樓房，樓裡有一個身體消瘦、穿著考究的光頭男人。此刻，他正坐在精美的紅木寫字台後面，手裡拿著當地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掛著一絲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過當日的主要消息，掠過刊登的上海十家商廈聯袂大甩賣的新年賀禮，掠過春藥、婦科良藥和珠寶等雜亂無章的廣告，然後集中在當日的主要社論上——這是1930年歲末最後一天發表的元旦獻辭。它在恭賀新年到來之際，卻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忠信黨國，擁戴領袖，崇尚仁義道德，戒酒茶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社論又要人們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數日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報的人輕輕舔了一下嘴唇，對報上的言詞感到滿意。其實，這些話都是在他親自授意下寫的。
此刻，他正在等待從“剿匪”前線傳來的捷報。然而，在這辭舊迎新的最後一天，給蔣介石送來的並不是吉祥如意的佳音，而是“贛省剿共軍失利”的壞消息：前敵總指揮張輝瓚被俘，一個半師被殲滅，首次“圍剿”被朱、毛紅軍粉碎。噩耗傳來，南昌乃至南京的歡樂氣氛頓消。蔣介石哀嘆道：“嗚呼石侯(張輝瓚別號)，魂兮歸來！ ”
就在朱、毛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欣然揮毫以揮灑夭地的狂放墨跡寫下“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的豪邁詞句之時，遠在南國邊睡的紅七軍已經踏上了千里轉戰的漫漫征途。
紅七軍從河池出發後，仍按照原來的計劃，攻下北進途中的小鎮懷遠之後，再攻龍江南岸的大鎮慶遠，然後直攻柳州。部隊進駐懷遠時，獲悉敵人在慶遠駐有重兵，並在慶遠附近的融縣、獨山一帶構築工事，做好了防禦的準備。
對此，紅七軍前委和兵委內部產生了不同意見：鄧斌認為，慶遠乃敵軍重鎮，敵人必下死力固守，此時強攻是沒有把握的，應立即東進攻占渡口。據此，他不同意攻打慶遠，也不贊成攻打慶遠附近的融縣。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央指示集中攻堅，紅七軍就應該攻打慶遠，不必躲閃。 ——不難看出這種意見裡多少有點消極、抵觸的情緒。似乎只有吃點苦頭，才能使中央代表和某些人的“狂躁病”有所收斂。
當然，張雲逸等也認為慶遠不易打，至於攻不攻融縣，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奪。
最後，爭論的結果，決定採納張雲逸等人的意見，放棄打慶遠，部隊繼續向天河進軍。
佔領了天河，獲悉慶遠、融縣均有敵重兵扼守，兵委和前委同意了鄧斌的意見，決定不攻融縣，而是經過三防地區轉移敵人的目標，然後再進占長安(今融安)。但第二天得知，融縣有一條小河可以涉過直達長安，於是，兵委和前委又決定進攻融縣。
11月18日，紅七軍離開天河四十餘里，就在天河縣的四把(今屬羅城縣)附近，與從宜山方向趕來阻截的桂軍罩連芳師遭遇，雙方發生激戰。敵我相持了三日之久，這時，敵韓採鳳師又從懷遠方向追來，企圖與覃連芳師合圍夾擊紅軍。
紅七軍被迫撤出戰鬥，乘夜暗甩開敵軍，向北面九萬大山的三防地區疾進……
11月25日，紅七軍到達三防(今屬融水縣)。三防地處大苗山腹地，沒有敵軍困擾，又因霪雨綿綿，難以行軍，部隊便在此休整數日。期間召開全軍黨員和排以上乾部會議，總結從河池出發以來與敵交戰的經驗教訓。為此，兵委和前委先召開會議，統一認識。
鄧斌在會上發言：“我們離開河池已經十多天了，卻才僅僅推進了不到一百公里。四把一戰，殲敵近五百人，而我軍也付出幾乎對等的代價。但是， 敵人可以拉丁補充，我們卻無法補充。即使敵我傷亡比例是三比一，甚至更多，這對於我們也是不太合算的。從面臨的情勢看，我軍能否打下下一個目標——長安，決定下一步能否打下桂林”
他的發言，立即遭到中央代表和兵委的反對。
鄧崗指責：“仗沒有打好，是誰的責任？”
鄧斌反問：“你說是誰的責任？”
鄧崗滿臉溫怒：“責任就在前委某些人右傾，對中央的命令執行不力！”
鄧斌冷冷一笑：“自你來到以後，全軍的一切部署和行動都是執行中央的命令啊！”
“這麼說，責任在我，在中央嘍！”
“我還是前委書記麼，責任當然由我負。”
這時，陳豪人按捺不住，站起來說：“前委最初的估計就是錯的嘛！本來是要我們先打柳州，後攻桂林，可鄧斌同志則主張先打桂林後攻柳州。當然嘍，現在'亡羊補牢，未為遲也'。如陸放翁《劍南詩稿·秋興》所云：'懲羹吹齏豈其非，亡羊補牢理所宜。'我提議，我們還是執行先打柳州的方案。這樣既能變被動為主動，同時也給敵人造成一個錯覺，打它個措手不及！”
張雲逸俯視著鋪在桌子上標誌著雙方態勢的簡易地圖，在聽完了陳豪人的發言之後，抬起頭掃了大家一眼，說：“目前，我們與外界聯繫己隔絕，但從偵察到的情報看，李宗仁已派重兵佔據了各個重要城鎮，並派罩連芳部、韓採鳳部為流動師，阻截追擊我軍，不讓紅軍在廣西有立足之地。按豪人同志的意見，變被動為主動，果能'枉尺直尋'的話，我們豈不是'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但現在看來，不論打桂林，還是打柳州，我們都不易得手。”
“由此看來，勢態是嚴重的、複雜的，但也是明顯。”龔鶴村以參謀長的口吻說，“我們除了主動出擊，堅決戰鬥，別無他法！”
“變被動力主動，不僅需要條件，而且需要時間”鄧斌微帶沙啞的聲音說，“如果說仗沒有打好，是軍事指導思想有問題，我可以承擔責任， 大家不必要再爭論了。目前最當緊的是要根據我們所處的境地，研究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他的語氣裡蘊含著一種暗自隱忍的無從解脫的苦楚。一個善於引咎自責的人，內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謂“巧者勞智者憂”了。
鄧崗將含有強烈芒刺的目光投射到他臉上：“中央的方針已定，中央給七軍的任務已定，這還有什麼可動搖的嗎？剛剛舉步，就畏首畏尾，就打退堂鼓，還有何顏面奢談革命，奢談奮鬥，奢談建立蘇維埃政權？”
陳豪人馬上以兵委書記的身份表示：“大敵當前，若有半點動搖，便是對黨的不忠誠，對革命對紅軍的背叛！”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大家也就停止了唇槍舌劍、無休無止的論戰，表示服從中央的指示，堅持攻打柳州的方案。
鄧斌深感在會上的孤立。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他的兩隻大而近似歐洲人式的眼睛，在凹陷的眼眶裡閃爍著幽亮，掃描著在場的兵委和前委的委員們。他似乎對身處的這種孤立絲毫沒有感到難堪不安，似乎對在坐的每一位充滿著一種深摯的體諒：黨，畢竟很年輕！紅軍，畢竟很年輕！大家，畢竟很年輕！
探索前人未走過的路，是艱難的。這種艱難，往往是常人無法理喻的痛苦！
客觀上彼詭雲橘，變幻莫測，主觀上受著革命理論的盲從與思考的局限。
在歷史大變動的時代，許多陌生而復雜的問題，嚴峻地擺到這些“激情有餘、 活力充沛、但並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隱在雲裡霧裡，一切都具有極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很難說走進峽谷是絕對的好，也很難說攀上懸崖就絕對的壞！也許，認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會出現不可逾越的鴻溝；也許，在山重水覆疑無路時會出現柳暗花明的境地。
啊，在未可預卜的征途中，環境和勢態已不允許征戰者作從容而周密的思考。革命理論水準的提高與實踐經驗的豐富都需要時間乃至沉痛的代價！進而他又想：在茫茫的深夜中探索，一步邁對了，也不要看作無上榮光；一步邁錯了，也不能看作終生恥辱。那種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而把另一方踩入地獄的偏頗，既不是辯證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於是，他平靜地說：“我服從大家的意見。在此我提出一個請求，願辭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職務，建議由鄧崗同誌或其他同志來擔任。” 他話音一落，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對。一陣嘩然。
鄧崗拍了一下桌子：“鄧斌同志，你這是什麼意思？想撂挑子？我千里迢迢而來，難道就是要取代你的前委書記嗎？”
鄧斌說：“我並不是撂挑子，前委書記也並不是非我當不成，我是建議由最合適的同志來擔任。”
鄧崗說：“大家總結經驗教訓，並不是非要撤誰的職，罷誰的官嘛！前委書記還必須由你來當！”
陳豪人附和：“就是嘛，就是嘛！爭來爭去，吵來吵去，只是為了一個目的，把仗打好！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
龔鶴村站起來和稀泥道：“嗨！你們二位都是中央先後派來的欽差大臣，而且同姓，都被大家喚稱'鄧代表'。這前委書記由二位誰來當，我都讚成， 沒意見。”
張雲逸馬上發話：“戰前換將，乃兵家大忌！不論怎樣，打完仗再作定論！”
鄧斌見此情形，也就只好服從大家的決定，繼續當他的前委書記。
——鄧小平回憶說，在這個漫長而艱苦的征途中，紅七軍前委內部，從未停止過爭論，從未消除過分歧。 “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會議之後，紅七軍即向東南而下，去攻打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