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極盛時期”潛伏著險惡的危機

滇軍與紅七軍惡戰一場，好像挨了當頭一棒，撤回了雲南，使蔣介石“一石二鳥”的計劃破產了。紅七軍遂又開進恩隆縣平馬鎮進行整訓，同時掛起了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牌子，積極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紅軍戰士、赤衛隊員和當地的老百姓當時最愛唱的就是這首《工農革命歌》：誰是革命主力軍，我們工農兵，工農和士兵，原來都是一家人。 廣西出生的蘇區歷史學家迪安娜·洛林(Diana Lary)根據回憶寫的一個片斷這樣說到：當時蘇區的語言不反對馬克思、列寧，甚至對西方政治思維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諸如“自由”或“平等”這樣的詞也需要用啞劇來表演。第一個動作：一個男人手搭在另一個人肩上行走；第二個動作：把手放下，這就是解放、自由。又一個動作：一個人從另一個人手裡取東西；第二個動作：倆人共分東西，這就是民主、平等。什麼是租稅、軍隊、地主，當然不需要用上面那種方式來說明。對於紅色政權和土地革命的問題也不需要這樣解釋。他們分了逃亡地主的土地給沒有土地的窮人種，並減少稅收，稅證和地契被燒掉。這時這支部隊已擁有七八千人，控制了十一二個縣，紅色政權從百色等城鎮的商業稅中得到足夠的收入。紅七軍希望通過每次戰鬥擴大根據地，但由於土地改革不徹底，以及軍隊中主要是漢人，在這個少數民族地區做件事並不容易，地主軍往往趁紅軍不在之機襲擊地方革命政權。

據紅七軍老戰士莫文驊(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回憶：滇軍撤回雲南，桂繫再次被老蔣挫傷後苟延殘喘，紅七軍便趁機大力經營右江革命根據地。為提高軍隊政治素質，鞏固革命成果和適應形勢的發展，紅七軍軍部在平馬舉辦了“右江黨政幹部訓練班”，為期三個月。參加訓練班的學員是營、團以上乾部和來自東蘭、果德(平果)、奉議(田陽)、恩隆等縣的領導人共五六十人。為這個訓練班講課的有鄧小平、張雲逸、雷經天、韋拔群等黨政軍領導同志。 莫文驊說，那時鄧小平約二十六七歲，剃個光頭，赤著腳，常穿半新半舊的白色汗衫和半新半舊的灰布褲子。他講授的內容有工農民主政權問題、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帝國主義等。他講課能夠照顧到學員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淺出，講得形象、生動，通俗易懂，密切聯繫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他在闡述如何利用國內外階級矛盾，壯大自己的道理時指出，各帝國主義國家為瓜分世界，爭奪地盤，引起衝突，打了起來，這樣，各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就可以趁機開展革命活動，不斷削弱帝國主義勢力，爭取解放、獨立、民主和自由。同樣，國內各派軍閥混戰，也有利於發展革命力量。他以滇軍帶兩萬人馬沿右江直下夾擊紅軍攻打南寧時，紅七軍採取的戰略戰術為例來說明問題。

莫文驊說，記得小平講到土地革命問題時指出：當前農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紳手裡，而廣大貧苦農民沒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這是農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深入土地革命，實現耕者有其田。他十分讚揚韋拔群在東蘭縣焚燒契約、農民不再給地主豪紳交租還債，創建共耕社的行動。 莫文驊說，整訓結束，根據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廣大貧苦農民分到了土地，許多翻身的農民紛紛要求參加紅軍，說只有參加紅軍才會有飯吃有衣穿。整訓期間，就有幾千農民青年報名參加了紅軍，這就使紅軍隊伍由三個縱隊擴大力四個縱隊，全軍發展到八千人。這時紅軍兵強馬壯，躍躍欲試，為擴大根據地迎接新的戰鬥，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按鄧小平的說法，此時是“紅七軍的極盛時期”。然而，“極盛時期”的紅七軍的前景並不令人樂觀——隨著一位由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委派的“欽差大臣”鄧崗(又名鄧拔奇、鄧伯奇)的到來，一股強硬的來自中央的“左”傾路線為紅七軍的命運和前途蒙上了一層未可頂卜的陰影……

自1930年2月間鄧斌向上海黨中央匯報廣西工作离滬回桂之後，由於種種原因，中央與廣西紅七軍失去了聯絡。 4月，中央寫給紅七軍前委一封信，信中稱：“自小平同志去後(指鄧從上海又回廣西——作者註)，中央沒有得到你們的報告，僅從反動的報紙上得到你們一些消息。” 同月，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稱：“前天廣西左、右江已有交通員來，隔絕很久的消息，到現在才得以恢復。但可惜他們帶來的兩件報告因繕寫技術不好，致糊塗不清，只知其大概。” 到了6月，中共廣東省委因經費缺乏等困難，還未打通與廣西紅七軍的交通聯絡。 6月16日，中央給軍委南方辦事處並轉紅七軍前委發了一封指示信(即寫有不許李明瑞入黨並強令驅逐其離開紅七軍的那封信)，信中稱：“關於七軍問題，自小平同志回七軍後，中央即未曾得到報告，自退出龍州、百色後除龍州部分失敗情形有同志到滬報告外，關於從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報紙載說已到柳州附近，但詳情亦不知道。”

在這封信中，黨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線”的觀點，認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國爆發的極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幾省之內勝利”，在南中國要爭取廣東的勝利，“堅決地進攻敵人的柳州、桂林，向著廣東的西北江發展”。同時批評紅七軍前委對於李明瑞、俞作豫的態度是“非常錯誤而且危險的問題”，是“沒有遵照中央正確指示的做法，故結果遭受機會主義的失敗”！ 可以看出，以“立三路線”為代表的中央因對廣西紅七軍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滿，又因聯絡不上，情緒是多麼的憂慮和焦急！ 因此，在上海的黨中央為了在廣西更有保證地貫徹執行“立三路線”，特派鄧崗前往廣西。 鄧崗，廣西懷集(今屬廣東)人，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赴蘇聯學習， 1927年回國後，曾任中共廣西地委委員，廣西特委委員、特委書記，參與領導過廣東工農運動和恢復廣西黨組織的工作。 1929年先後在廣東、上海等地從事中共地下工作。

中央派鄧崗去廣西，是因為他對故鄉頗熟悉。 1930年9月下旬，年方27歲的鄧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紅七軍。 10月2日，紅七軍前委在平馬召開前委擴大會議。 會上，鄧崗傳達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命令紅七軍離開右江地區， 向東發展，攻打柳州、桂林，在粵桂邊界小北江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阻止粵桂軍閥，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證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最後奪取廣州，以完成南中國的革命。 “同志們，新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啦！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總要求是：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執行任務的戰術是：集中攻堅，沿途創造地方暴動，以求取得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進而建立全國革命政權！ ”

鄧崗極富演講口才，他的這種極具權威、器宇軒昂、鏗鏘有力、極富鼓動性和情感效果的講話，轟然喚起紅七軍將士們久盼甘霖的渴望和如火如荼的戰鬥激情！ 鄧小平曾回憶說，作為紅七軍的政委，當聽到中央代表傳達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的中央精神，心裡的確很興奮。但他又不能不冷靜地考慮到，當時的廣西已被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復了統治，紅七軍雖在右江地區開闢了根據地，壯大了隊伍，但軍力只有幾千人，打百色都十分艱難，要想打下柳州、 桂林甚至廣州這樣的大城市，是根本沒有把握的。 鄧崗以欽差大臣的權威口吻宣講了中央決議之後，遂將話鋒一轉，接著傳達中央對紅七軍前委與中央長時間脫離聯繫的批評和對右江根據地土地革命政策的批判：他說紅七軍前委“山高皇帝遠，而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則封閉、保守”，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樣搞下去很危險，很危險他說右江特委所執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傾富農路線”，那些沒有逃跑的地主、富農為什麼也分有土地，應當毫不留情地徹底地剝奪他們的一切權力！

這樣搞下去很危險，很危險！他說紅七軍對舊軍隊和舊軍人的整訓與改造極為不力，以致造成變節、反水、出賣同志、殘害革命的種種案件，對此為什麼還要對某些舊軍人加以重用，抱有幻想(這當然是指李明瑞)？這樣搞下去很危險，很危險！ 面對黨中央的新的戰略部署和鄧崗代表中央對紅七軍前委及右江特委嚴肅而尖銳的批評，不能不引起紅七軍前委書記兼政委的鄧斌、右江特委書記兼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雷經天等人的沉恩和疑慮。尤其鄧斌，更是憂心忡忡。對於革命形勢和現階段革命任務的不同看法，對於黨內路線鬥爭的新動向，對於紅七軍這支年輕武裝力量的前途命運的擔憂，他無法預想，但不能不使他深刻地思考：革命新高潮已經到來，取得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進而建立全國革命政權這就是“立三路線”的戰略佈局：中央總書記雖然是向忠發，但有共產國際做堅強後台的李立三卻握有生殺予奪的尚方寶劍，名義上是執行“立三路線”，實際上是推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這種指示成為中共必須絕對服從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旨。

鄧斌心裡十分清楚：上海立三中央對紅七軍的工作不滿意，新的中央代表的到來，實際上也就是對他這個中央代表的罷免與否認。他是前委書記，會議當然由他主持，但會議的主要矛頭是對著他來的。開會的第一天，氣氛就處在極度緊張狀態。如果不是桂系“剿共”大隊與當地土匪勾結串通對紅軍駐地進行騷擾，使會議不得不幾次休停幾次派兵力去清掃，進而對會議的氣氛起到某種調節作用，其緊張程度大有直線升級的趨勢。 然而，與會者的精神並沒有絲毫輕鬆。 這一夜，鄧斌沒有睡。愁多知夜長，他翻來覆去地思考鄧崗在會上傳達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和對紅七軍前委、右江特委的嚴肅尖銳的批評，進而聯想到黨內幾次路線鬥爭——這些鬥爭，總是在“左”和右的問題上爭論不休，歧見頗深。迷茫和惶惑像一股濃墨般的油煙充塞在胸膈裡，他感到憋悶，披衣起床，掏懷錶一看，時針已指著凌晨兩點。他便坐下來閱讀文件，這是他忙以忘憂之法。

“篤、篤、篤”——有人敲門。是雷經天。 “這真他媽的叫'水深火熱'啊！”雷經天一進門，滿臉憤慨地大發牢騷，“他初來乍到，就威風八面！他憑什麼對前委和特委評頭論足，指手劃腳？” 鄧斌忙給他拉把椅子：“老雷，有話坐下說，坐下說。” “我睡不著覺，也想不通！”雷經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點上一支煙，“吧嗒吧嗒”地猛吸兩口說，“噢，與中央聯絡不上，怪得我們嗎？自從你從上海匯報工作回來後，光我就派了三次交通員向廣東省委和南方局報告情況，其中有兩位同志被敵人抓捕，他們為保機密，把密件吃進肚裡，寧肯被敵人活活折磨死，也不吐一個字！這些，他鄧拔奇知道嗎？廣東省委和南方局知道嗎？遠在上海的中央知道嗎？這些死去的同志若是有靈在世，當聽到他鄧拔奇滿嘴胡話，他們會感受到多大冤屈？會作何等感想？”

“老雷，不要太激動嘛！我們可以向中央和中央派來的代表陳述我們的意見。”鄧斌顯然抑制著自己的情緒說，“對七軍前委和特委工作中的失誤和缺點，應當允許人家提出批評，我作為前委書記更應當首先檢討、承擔責任，同時歡迎自己的同志提意見。” “這要看他是善意還是別有用心。他作為欽差非但不體恤下情，反倒無端挑剔，橫加指責，這無論如何令人難以膺服接受！” “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欽差，恐怕有大背景”鄧斌深思沉吟道。 “這麼說，我們就應該識時務了。”雷經天自嘲地一笑，“噢，識時務者為俊傑。話是不錯的，可什麼叫'識時務'？怎樣才算'俊傑'？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見解。” 鄧斌曉得，雷經天一向是豁達、寬厚之人，眼前已出現的黨內鬥爭的嚴肅性和尖銳性對於寬厚豁達的雷經天來說，是多麼艱難。他安慰說：“老雷， 明天還要繼續開會，出於對黨的事業和革命前途的高度責任感，我們完全有必要把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擺出來，以求達到諒解和團結，對於個人的榮辱得失決不縈懷。” “那好，明天，我雷經天要打'雷'了！” 二人的交談，顯然是發自肺腑之言，但卻不能使二人擺脫窘境：右江日夜流，客心悲未夾，安靜的長夜反而愁多不能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