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紅色中華》報

《紅色中華》報在陝北復刊後，接著江西時期的期目，從241期開始印發的。由於湘江之戰，鉛印設備全部拋棄到湘江里，所以只能採用手工臘版刻寫、油印機印製，雖然油印設備簡陋，但字跡認真，版面經過精心設計，報紙美觀大方。報紙對外定價是一期一枚銅元，紅軍戰士半價。報紙出刊後，通過運輸隊發行到蘇區各地和前線各連隊。經過了長征的考驗，廣大紅軍有一個很好的傳統，不論官級高低，人人關心國際、國內時事。 《紅色中華》報每送達一個單位或一個連隊，都會被人們爭相閱讀，甚至還舉行讀報會，討論國內外大事。可以說，《紅色中華》報是紅軍戰士了解國際國內形勢的窗口，也是鼓舞士氣、激發鬥志的精神食糧。 《紅色中華》報於1931年12月11日創刊於江西革命根據地瑞金，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也是中國紅色政權創辦的第一份中央報紙。第一任主筆週以栗，繼任負責人先後有王觀瀾、楊尚昆、瞿秋白等。報紙刊發的社論多為中央黨政各部門負責人撰寫，保持戰鬥的風格，鼓舞根據地戰士和民眾。當時，報紙鉛印四開，平時出4—6版，有時增至8—10版。初為周刊，49期起改為三日刊，149期起改出雙日刊。發行量初期僅數千份，後最多時增至4萬份。該報以宣傳、教育、組織根據地民眾參加工農民主政權建設、反對國民黨軍事“圍剿”的革命戰爭以及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同時，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抨擊南京政府的妥協政策，宣傳中共抗日救國主張。經常刊發社論、專論和重要文件，版面闢有社論、要聞、專電、蘇維埃建設、中央蘇區消息、黨的生活、赤色戰士通訊、工農通訊、紅色小辭典、工農民主法庭、突擊隊等欄目。 《紅色中華》報在楊尚昆、瞿秋白等人的領導下，實現了它的發刊詞中所表述的：發揮中央政府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建立和擴大蘇維埃根據地，創造大規模紅軍，組織大規模革命戰爭，推翻國民黨統治等方面的戰鬥任務。對於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動，《紅色中華》報會在主要版面，整版的刊登中央決定和相關聯的內容，高舉抗日旗幟，宣傳蘇維埃的主張，以革命性和戰鬥性發揮了報紙的宣傳作用。

全國“哥老會”大會在志丹馬頭山召開之後，《紅色中華》報相繼介紹了“哥老會”基本知識。還在1936年9月18日的《紅色中華》報第二版，安排了“哥老會專版”。以“盛況空前的哥老會大會”為標題，報導了隴東“哥老會”大會召開的情況。這一版上還有“中華江湖抗日救國委員會通函”、以及寧夏一帶哥老會擁護蘇維埃的報導。 魯迅先生去世後，《紅色中華》報在1936年10月28日第三版，用一個整版悼念魯迅先生。在左上角用大號字，標語式的寫下：“魯迅先生精神不死”。刊發了北京、上海追悼魯迅先生的消息，還有一塊位置摘錄了“魯迅先生的話”，手繪了魯迅先生肖像。在這版的頭條位置，發表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為追悼魯迅致國民黨中央、南京政府電”全文，指出：“噩耗傳來，魯迅先生病歿於上海。我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燦爛光輝的巨星竟爾隕落，此乃中華民族之大損失，尤其當前抗日救亡運動的大損失。魯迅先生畢生以其犀利的文章、偉大的人格、救國的主張、正直的言論，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奮鬥。其對我中華民族功績之偉大，不亞於高爾基之於蘇聯。”所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將在全蘇區，通過六個方面隆重悼念魯迅先生。同時要求南京政府在八個方面悼念魯迅先生。

紅一、二、四方面軍相繼在甘肅靜寧、會寧會師，《紅色中華》報給予了整版的報導，發表了重要社論。當紅四方面軍朱德、張國燾來志丹時，《紅色中華》報在頭版頭條刊發“歡迎紅軍領袖”的言論文章，報導了在志丹舉行的盛大的歡迎大會情況。 為了革命文學藝術的需要，從1936年11月30日起，《紅色中華》報新增了副刊。首先對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情況進行報導，佔了一版和二版兩個版，刊發了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的講話，以及蘇區開展文藝活動的報導。不久，毛澤東題寫了“紅色中華”4個字，出現在12月8日的報頭上。 西安事變發生後，《紅色中華》報在12月28日的頭版，就解決事變，出了專版。頭條是“蔣介石允諾張楊六項要求”、“蔣介石釋放後日本大感不安”。還刊登了《紅色中華》報社論“要求蔣介石履行其允諾”，社論說：“全國人民與有血性的軍政將領，在此日寇挑動內戰、進攻中國嚴重形勢下，均熱烈地一致反對對張楊的討伐行動。”，“我們深望各個方面將領，為中華民族之和平團結為大計……更希望蔣介石能由此次經歷中反省，以不負全國民眾的熱望”等等。

在1937年1月2日的《紅色中華》報上，頭版刊登了“歡迎一九三七年、告全國報界與人民”的文章，氣勢宏闊，語句鏗鏘：“舊歲已過，新年又來。回憶一九三六年這個年頭，積極方面發生了許多中國政治上極有意義之事件，使一九三六年成為過去黑暗十年中大有意義之一年。一九三六年學生運動在前年十二月示威之後，向著全國蓬勃展開去……”文章回顧了一年來逐月發生的大事，指出：務須認識一九三六年中國革命的偉大進步，務須提起自信力向光明的方向衝擊。舉國一致，共赴抗日救亡之途，將天際烏雲一掃而空。使一九三七年中華民族自由解放更加偉大勝利之年。最後的勝利定是屬於我們的。 值得一提的是，《紅色中華》報先後三次刊登關於“旦八寨子”的文章。黨中央定都志丹時，離此地80里路的洛河上的旦八寨子，儘管多次圍打，還沒有解放。

從1936年下半年開始，游擊隊採取了圍困的辦法，旦八寨子堅持數月後，飲水出現困難。先是一塊銀元換一桶水，後來半桶水換一塊銀元。曹俊章幾次派團丁偷偷下河灣取水，都被我游擊隊打死或打傷。寨子上缺水，軍心不穩，團匪已成甕中之鱉。 7月26日的《紅色中華》報第二版，及時報導了題為“圍攻旦八寨子的經過”：旦八寨子在赤色勢力包圍下，已有兩個月了。據調查寨內有群眾千餘人，槍支八九十支，蘇區豪紳地主逃跑去的亦有些，還有少數革命叛徒。文章分了三個小標題，在“我們的教訓”段落中說：“志丹獨立營圍攻月餘未能解放寨子，後來由紅二十九軍一個團擔任圍攻任務。寨子內民團知道主力部隊來了，十分惶恐，派人送東西寫信給紅軍，要求講和。當指揮員用砲火打了寨子，寨子上的民團就拒絕談判了，是一個教訓。”在“群眾熱烈擁護紅軍”段落中說：“在我們圍困旦八寨子過程中，附近群眾不斷的送糧食蔬菜，當地赤衛軍也集中了二三百人，協助部隊圍攻寨子。”在“第一次攻擊”段落中這樣寫道：

攻擊開始了，紅色戰士一個個的向著目的地前進，沒有一個畏縮不前的，沒有一個落伍掉隊的，奮勇的向前衝。特別是二連副連長郭世奎同志，領導一班人英勇的殺到了寨子下面，把敵人嚇得發慌。而我們的郭同志在此時就光榮的負傷了。假使我們火力配備得好、指揮好，一定能拿下旦八寨子。 在8月23日的《紅色中華》報上，刊發了題為“旦八寨子——一個小販的談話”。最近寨子上跳下一個做生意的小販，名叫江毛蛋子，據他說：今年三月遇著團匪，被捉進寨內有數月之久，生活過著不如牛馬的待遇，每天一頓飯，寨內人吃不完剩下的飯給他度日充飢，剩餘多就多吃，剩余少就少吃。有幾頓沒有吃飯，是未剩下飯的緣故。他一天一頓是絕無保障的。水比飯更加稀少，別人喝得不要了的水，臭得難以聞得水也只得喝下一些過活。

他這天乘著兩個看守他的團丁不注意，一個睡覺，另一個去打飯去了，他決心跳出寨子。餓死在寨子裡，不如死到寨子外面，跳出去還有活路的希望。他跳下寨子被團丁發現，打了幾槍。繩子捆著自己手上的結，躲在寨子腳下，傍晚則摸出來了。 他又說：寨子內的水剩下不很多了，開始有水的幾天，每天吃兩頓飯。最近大多數的家中水快完了，擔得水多的還可以多吃兩天。擔得水少的早已經完了，向其他有水的借用。尤其是被強迫欺騙進寨子的群眾早已發生沒有水的困難，借不著找不到吃不飽。寨內許多生病的過兩三天死一兩個人，病死的很多。寨內對迫擊砲極為恐慌，一聽迫擊砲聲，大半都躲藏起來。現在寨內被欺騙壓迫進去的群眾都不願在寨內，民團亦很動搖。想不日將該寨子拿下。

在持續圍困旦八寨子的過程中，紅軍想了個辦法，就是從寨子外的西山，向寨子裡打地道，卻被民團發現，團總曹俊章立即指揮團丁在寨子內挖深壕進行攔截。到了1936年的11月，江華（虞上聰）奉周恩來之命，率部接替紅三十軍擔負中央機關所在地的衛戍任務。中央軍委決定組織一支專打旦八“土圍子”的部隊，去解放旦八寨子，並任命江華為這支部隊的政委，周恩來為此給了他一副望遠鏡，並交待了具體細節。江華帶隊伍還沒接近旦八寨子，敵人的槍彈就從“土圍子”上胡亂地掃射出來。江華藉著一塊高地拿望遠鏡觀察後，認為倘若強攻，將會付出極大的代價。他與司令員白志文商議後，決定以火力控制寨門，死死圍困，敵人一旦斷水，就會不擊自潰。果然，十多天后，寨子內的敵人因為缺水，扛不住了。面對強大的壓力，曹俊章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偷偷溜下西北方向的高牆，鑽入水渠，跑出包圍圈，逃向了甘肅，第二天，即1936年12月4日，旦八寨子獲得解放。

為此，《紅色中華》報12月8日發了一條題為“旦八寨子打開了”的消息：志丹縣旦八寨子經我們紅軍圍困數月，寨內民團死守該據點，企圖作最後的掙扎。我英勇紅軍於四日將該寨子全部攻克，民團完全被俘，繳獲步槍數十支，其他用品甚多。被脅迫上寨的群眾，均歡天喜地，對民團非常憤恨。志丹群眾更加高興，慶祝攻克旦八寨子的勝利。 1937年1月，黨中央離開志丹，進駐延安後，將《紅色中華》報改名為《新中華》報，由手工油印變為機器鉛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