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抗日劇社

黨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定都志丹時期，凡遇重要節日，或有重大活動，城南的龍王廟灘就會有文藝演出。斯諾來志丹採訪時，抗日劇社特意演出了一台文藝晚會。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說：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會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 台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節目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 在演出中，現場氣氛是極其熱烈的，在上一幕與下一幕轉換之間，場地上就會響起嘹亮的歌聲，坐在一起的屬一個單位的同志就會開始唱革命歌曲，直到節目再次開演時才會停止。

那天的演出，讓斯諾記憶深刻。第一個短劇是以滿洲一個村莊為背景的《侵略》，第二個節目是《豐收舞》，另外一個節目是《統一戰線舞》，接著是《紅色機器舞》，還有活報劇。在演出之間，觀眾中不時有人喊叫，要請別人即興唱歌。斯諾在蘇區的採訪中，對紅軍的宣傳感受很深。他在《西行漫記》寫道： 這些劇團使我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了什麼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顯然沒有，而是他們設備這麼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他們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就是能夠用這種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戲劇。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像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是不輕易相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就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佔領一個地方以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

“紅色戲劇”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27年冬到1929年冬，是初級階段，它從化裝演講發展為活報劇，又發展為初具話劇格式的“話劇”。第二階段以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強調重視演劇活動開始，逐步出現了專門的編創人員，組建了俱樂部，專人籌劃話劇演出，很快出現專業化的劇團：八一劇團、工農劇社；還籌辦了戲劇學校——藍衫劇團學校，後又正式定名為高爾基戲劇學校，先後培訓了約1000名學員。 “紅色戲劇”的繁榮和壯大，引發了群眾性的戲劇運動蓬勃發展。根據地各個地區紛紛建立起來的各級藍衫團和工農劇社的分社、支社，把紅色歌舞的演出活動帶人了一個高潮。 1931年11月，瑞金召開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時，舉行了盛大的“萬人提燈會”，表演了龍舞、鯉魚燈舞、獅子燈舞等，以及各村各鄉演出的富於江西民間特色的舞蹈，使得整個演出氣氛熱烈，直至通宵達旦，創造了紅色歌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演出記錄。

紅色劇目的演出形式是多種多樣：有載歌載舞的表演，也有歌舞參與表演的小話劇，更有被稱作“話報舞蹈”的小型演出等等，在當時都十分流行。 《擴紅話報》、《統一戰線話報》等節目就反映了當時文藝演出，以及宣傳共產黨時事與政策的情況。當然，歌曲是易於流傳的形式，比如著名的革命歌曲、蘇聯紅軍歌曲、根據地民問歌曲歌謠、小調以及當時流行全國的著名兒童歌曲等，不僅成為紅色歌舞的音樂依托，而且還為之提供了藝術水準的基本保證。 《八月桂花遍地開》、《送郎當紅軍》取自江西民歌《八段錦》，還有黎錦暉兒童歌舞劇《可憐的秋香》、《麻雀與小孩》都成為紅色歌舞的最重要創作基礎。 《俄羅斯舞》、《海軍舞》、《烏克蘭舞》也是各種晚會上經常見到的蘇聯歌舞節目，給從事艱苦卓絕鬥爭的人們以最大的精神支持。雖然這些歌舞在藝術上還比較稚嫩，限於條件而簡單、粗糙，但是它們為後來陝北的歌舞藝術奠定了發展基礎。

江西根據地時期，李伯釗、劉月華、石聯星被稱為蘇區三大赤色跳舞明星，有很高的聲譽。李伯釗天性樂觀、能歌善舞，曾經赴蘇聯學習，看到在蘇聯闖蕩的美國現代舞蹈家依莎多拉·鄧肯的《國際歌舞》，心底極為震撼，在舞蹈藝術上受到了蘇聯藝術的深刻影響。她回到中國後，為蘇區人民表演蘇聯歌舞，還積極進行了歌舞創作。她們仨人創作演出了《工人舞》、《紅軍舞》、《農民舞》、《大刀舞》，在根據地受到歡迎。 《國際歌舞》常常得到觀眾的高聲喝彩。 在湘鄂西蘇區，賀龍、周逸群領導的紅二軍團組建了著名的戰鬥劇社；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組建了火線劇社以編演新劇為主，在前線流動演出；在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領導組建了猛進劇社，並主持編演了許多活報劇、話劇。紅一軍團組建的戰士劇社，是紅軍部隊中創作演出活躍、影響很大的業餘演劇團體，先後編演了《廬山之雪》、《八一南昌起義》、《亡國恨》、《殺上廬山》、《廣州暴動》等劇。軍團領導人聶榮臻、林彪、羅榮桓、李卓然、羅瑞卿、童小鵬等都參加了李卓然創作的《廬山之雪》的演出。 《八一南昌起義》是軍團政委聶榮臻主持、集體創作的，由羅瑞卿導演。此劇運用多場次的形式，從敵我雙方不同側面，反映了這一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風暴，演出規模宏大、氣勢磅礴，是蘇區最突出的劇目。

長征開始後，蘇區戲劇隊伍也分為兩部分：一部隨軍長征，一部留在閩贛邊、粵贛邊地區參加游擊戰爭。在瞿秋白領導下，留在蘇區的工農劇社成員和高爾基戲劇學校的師生，編成了戰號、紅旗、火星3個劇團，繼續在艱苦環境中進行宣傳演出活動。 長征路上，戰事緊急，各方面軍中的紅軍劇社都已化整為零，分散到各師團中去，所以他們與基層宣傳隊結合在一起，進行隨軍宣傳工作。 長征初期，“宣傳鼓動棚”和“飛行演出”兩種形式十分活躍。 “宣傳鼓動棚”就是在行軍途中用布扯起棚子，上插紅旗，內設茶水，在招待戰士們進棚喝水的片刻，由宣傳隊員們唱歌、說快板，或貼上標語和宣傳詩，鼓勵大家行軍戰鬥。在過雪山之前，宣傳隊還事先找到老百姓詢問上山情況，有的群眾反映說：“山上有妖風，變化快的很，要過雪山等於難上難。”一些同志為此產生了恐懼的心理。為此，宣傳隊及時進行破除迷信的工作，講氣候，講地形，還編著歌子來演唱：“大雪山，算個啥，最高不過七十八，比比哪個本領大，看誰最先登上它。”或者唱：“同志哥，聽我說，前面還有十里多；過了十里就宿營，支上鋼鍋煮青稞。”有時，宣傳隊員就跟著隊伍前後跑著打快板，有的要提前跑到山頂上插個小紅旗，隊伍在山下就能看見了，你追我趕，很快便翻過了一座山；有時，還在沿途上畫出風趣的漫畫，哪怕是畫兩個紅軍的頭像，或畫幾朵正在怒放的山花，對戰士都是一種很大的鼓舞。

“飛行演出”是一種搶時間、又危險的演出形式。由於部隊長時間的強行軍，得不到休息，極度疲勞。如二、六軍團在烏蒙山同追擊而來的敵人展開歷時一個月、1300裡的大迴旋戰鬥，宣傳隊就選擇渡口邊、半山腰或狹隘路口等處，進行十幾分鐘一場的“活報”劇表演。這種演出所付出的不光是熱汗，也同樣有鮮血。在一個名叫野馬川的阻擊戰中，宣傳隊同戰鬥隊在一個山頭上掩護山下的部隊安全行軍，堅持了兩個多小時，上有飛機轟炸，下有大砲開花，胡琴都被炸飛了，月琴也被炸成了兩半，一個同志的左手被片削斷了，可是大家從硝煙和泥土中爬起來，接著再唱，繼續演出。那時經常演出的節目有一軍團的歌曲：《渡金沙江勝利歌》，詞作者是紅一師宣傳科長彭加倫，作於向金沙江皎平渡奔襲的行軍路上。還有《打騎兵歌》，詞作者是陸定一、李伯釗，該歌曲是反映襲擊馬步芳騎兵團的情景，而且李伯釗還編導了《打騎兵舞》，舞蹈具有很強的戰鬥風格。尤其是，在長征路上出現了民歌形式的《長征小調》，一路一段地唱開，全曲十二段，每個月一段，再現了長征歲月的全過程，到1935年7月時，再經陸定一、賈拓夫整理，成為我軍文藝史上第十首歌頌長征的歌曲。

長征途中的一、四方面軍於懋功會合後，舉行了盛大的聯歡會，戰士劇社演出了黃鎮創作的話劇《破草鞋》，歌頌了紅軍搶渡金沙江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士氣。紅軍二、六軍團轉戰雲貴高原時，創作演出了4幕話劇《我當紅軍去》，對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擴大紅軍隊伍起了積極作用。甘孜會師組成了紅二方面軍時，賀龍委託李伯釗組織培訓出了戰鬥劇社。 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勝利完成了偉大的長征，蘇區的文藝戰士分散到各部隊、各地區，由此“紅色戲劇”的火種也被帶到了各個解放區。 危拱之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黨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定都志丹時期，她以中央人民劇社社長的身份出現在文藝活動中，並數次跟隨中央領導到前線慰問戰士，聯歡演出，而且以她為主又培養了一個劇社。

危拱之，1907年生於河南信陽一個破落的士紳家庭，1925年考取了開封女子中學。 1926年考進黃埔軍校的政治分校。 1929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1年7月回國後，在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科工作，奔赴瑞金後，擔任中央政府辦公廳秘書兼機關俱樂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她與李伯釗一起創辦了紅校“八一劇團”，組建“工農劇社”，被推薦為副社長。就在此時，她在王明路線的“肅反”中，被說成是“托洛斯基嫌疑分子”，被永遠開除出黨，還被監禁起來，似乎在中央蘇區銷聲匿跡了。但是，危拱之參加了長征，受到九死一生的考驗，終於到達陝北。毛主席在長征結束後指示，凡是經過長征考驗的、政治上沒有動搖的，不管是馬夫、伙夫，不管歷史上受過什麼處分，都可以入黨或重新入黨。危拱之被黨組織和同志們一致評為堅強的女戰士，終於恢復黨籍。

斯諾在紅都志丹採訪時，見到了危拱之，在《紅旗下的中國》一文中寫到： 危拱之穿著乾淨的紅軍服裝，而且像一切蘇維埃婦女，她剪了頭髮。從較遠距離看來，你或者以為她會是一個整齊的紅軍軍官。但是仔細一觀察，發覺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年輕女人，帶著一種媚人的笑，和一種很勝任的能辦事的人的態度。我以為她可以是一個露茜·司脫恩諾，就問她是不是已經結婚了？她搖著她的頭笑了。指著她的學生說：“一個丈夫能供給比我這裡更多的小孩嗎？不！我還沒有結婚，革命沒有勝利，日本沒有打倒以前，我不會有時間考慮這樣的一種奢侈品的！” 對蘇區各種人民劇社的演出活動，斯諾先後在志丹和西征前線都看過多次，感慨不已： 他們到哪兒就睡在哪兒，給他們吃什麼就愉快地吃什麼，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②

舞蹈明星李伯釗，也參加了長征，卻是走路最多的女紅軍。她是四川重慶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到上海，在共青團浦東地委任宣傳委員。 1926年冬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9年夏與楊尚昆結婚，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 1931年轉人中國共產黨，同年到閩西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閩西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軍政學校政治教員。後到江西瑞金，任紅軍學校政治教員、《紅色中華》編輯、高爾基戲劇學校校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 長征過程中，李伯釗一直把自己的藝術才能用在負責宣傳和鼓動士氣上， 在沒有劇本的情況下，即興創作了一些小故事來演出。 1935年秋天，紅一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紅一方面軍決定北上，此時她正在距離總政治部較遠的紅四方面軍駐地籌辦文藝訓練班。接到楊尚昆的信後，她往回趕，但紅一方面軍已經出發了，她只得跟紅四方面軍回頭過草地。 當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合時，李伯釗得以進入紅二方面軍負責宣傳工作，並一同北上，但是，她又無奈了，不得不隨軍第三次過草地。李伯釗的長征旅途，比別人整整長出一年。 中央紅軍長征到陝北，指揮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東征。紅一軍團宣傳隊和部隊一起行動，按照軍團政治部編髮的《宣傳提綱》進行抗日宣傳，張貼以總司令彭德懷、總政委毛澤東的名義發布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標語，召開群眾大會。這些抗日救國、打倒漢奸賣國賊的標語，很快就流傳開了，家喻戶曉。在山西洪洞縣附近的萬安鎮，宣傳隊耐心做長工的工作，發動他們起來揭發，沒收了一戶惡霸大地主的當舖，把一些金銀首飾、衣服等財物分給了一些貧苦的群眾，得到他們的擁護。在擴紅中，宣傳隊一馬當先，每到一地，就用文藝演出吸引許多人，好多青年圍著宣傳隊報名，要求當一名“演戲的兵”。那時，宣傳隊還開展了“擴紅競賽”，看誰擴紅最多。結果，平均每人就擴紅30多個。樊文烈、崔寶珠、孟成義、田東海、王宗壟等同志就是這時參軍補充到宣傳隊裡來的。 宣傳隊在洪洞縣河西石止村，遇到一個名叫崔寶珠的小娃娃，他父母雙亡，家裡沒有其他人了，是個孤兒，靠親戚、朋友撫養。紅軍來到村里開展工作時，他才12歲，紅彤彤的臉盤，一雙閃閃發亮的大眼睛。他對什麼事都感到新奇，部隊出操、宣傳、打土豪、分浮財，他都要圍著看半天。特別是宣傳隊搭起戲台，一敲鑼鼓，他就跑來看熱鬧。天還沒黑，連飯也顧不上吃，搬個凳子坐在最前面。部隊一動員擴紅，他就報了名。考慮宣傳隊演出節目也需要個小孩，就把他收下了。後來，崔寶珠果然發揮了兒童演員的作用。宣傳隊排演戲劇，需要小孩做陪襯，他就上場。排演舞蹈，他更少不了。什麼《兒童舞》、《東渡黃河舞》、《叮鈴舞》呀，都有他的份。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中有一幅題為《紅色機器舞》的照片，前排身穿“紅五星”服裝的那個演員就是他。 紅軍西征時，約有30個劇社和文藝宣傳團體到前線巡迴演出。一次，宣傳隊在毗鄰國民黨控制區的集鎮上演出，吸引了很多東北軍士兵，這些士兵還把宣傳隊員請到一個連隊裡，唱了歌、表演了舞蹈，他們開始時很高興後來一個個傷心地哭了。有的憤怒地咒罵：“國民黨宣傳紅軍是'土匪'，你們這麼年輕，又會打仗，又會講話，還能歌善舞，懂這麼多的道理，天下那有這樣的'土匪'呢？”有天晚上，敵工科長蘆仁燦請宣傳隊分隊長黃星和新戰士楊晉桃到東北軍的一個王師長家裡去演出，這是師部的一個寬敞的瓦房，樑上懸掛著手提汽燈，師部的勤雜人員和軍官太太都來了，擠了滿滿一屋子。演出開始，黃星同志跳了《海軍舞》、《高加索舞》、《烏克蘭舞》又和楊晉桃合唱了《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一些東北籍官兵深受感染，牽動了懷鄉之情，當場流淚了。演出結束後，他們請宣傳隊員吃糖果。師長的姨太太見黃星穿著草鞋，找了把尺子，量了他的腳，取來一雙新膠鞋，硬要他穿上。 為了進一步擴大宣傳，增進與東北軍的友好關係，宣傳隊進行“送戲上門”。演出的節目一部分是長征路上創作的老節目，一部分是針對東北軍現狀編排的新節目。劇目有：《血汗為誰流》、《亡國恨》、《打回老家去》、《寧死不屈》、《一車子彈》、《放下你的鞭子》，還編排了一些歌舞。這些節目短小精悍，生動活潑，博得東北軍官兵的熱烈歡迎。 1936年8月，斯諾和醫生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在黃華的陪同下，經過長途跋涉，來到豫旺堡。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述了他同彭德懷司令員一起看宣傳隊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文藝演出： 我們同其他戰士一起在臨時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來。他（彭德懷）似乎很欣賞那些演出，帶頭要求唱一個喜歡聽的歌。天黑後天氣開始涼起來，雖然還只八月底。我把棉祆裹緊。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發現彭德懷卻已脫了棉衣，這時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身旁的一個小號手身上。 斯諾在蘇區採訪時，拍下了很多極為珍貴的照片，尤其是為我們留下了紅色劇社的演出劇照，成為罕見的歷史記錄。並且通過他的文字，我們讀懂了那個年月的激情和奮發向上的昂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