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拒絕蔣介石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將修改補充後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發給了南京國民黨政府。信的抬頭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諸位先生並轉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大鑒”。這封6000字的公開信是中國共產黨“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議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等新內容。 這封公開信指出：“九一八”以來，日寇乘虛而人，得寸進尺，這完全是國民黨及其政府的錯誤政策招來的。 “如果你們還要繼續內爭，不把向內的槍口轉到向外，不把退讓的政策轉到抗戰，不把分離的局面轉到團結，不把渙散的情況轉到統一，則禍患之來，不堪設想，而諸位先生千秋萬世的罪名亦將無可挽回。”公開信還向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全體黨員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這封信稱蔣介石為“蔣委員長”，承認他對國民黨五次全會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釋“較之過去有了若干進步”，表示“誠懇的歡迎這種進步”；同時又對蔣認為目前“並未達到和平絕望的時期”、“並未達到最後關頭”的說法提出批評。信件列數東北四省的淪亡，察哈爾大部的失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日本大軍的進駐冀察，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氾濫全中國的公開走私……直至華南自治運動的策動等等事實，說明“在全國人民看來，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後關頭，除了發動全國人民全國武裝力量的堅決的自衛戰爭外，中國領土主權的全部淪亡是無法挽救的”。公開信還說：連年不絕的內戰與不統一，是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造成的。 “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與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

尤其是，公開信提出把“民主共和國”的綱領作為“現代國家”“集中統一”的綱領。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使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宣佈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成為其“一個組成部分”，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 公開信明確提出了“國共重新合作”的建議：“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信件向國民黨尖銳地指出：“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們一道，建立防共統一戰線即亡國統一戰線呢？還是同中國共產黨及全國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即救國統一戰線呢？現在是已經到了決定的關頭了”。公開信最後說：“國共合作的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於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

中共中央決定放棄“抗日反蔣”而採取新的方針，用什麼口號來代替“抗日反蔣”，經過多次的斟酌和變化，曾用過“請蔣抗日”，“聯蔣抗日”，都覺得不貼切。到1936年8月30日，在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中，第一次用“迫蔣抗日”來概括黨中央放棄“抗日反蔣”後採取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 8月27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張子華帶著曾養甫給周恩來的信，以及同武漢電台聯繫的密碼又回到了志丹。 8月31日，周恩來給曾養甫复信，表示：“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請曾養甫、陳立夫到蘇區或陝西省華陰縣會晤。

8月30日，李宗仁、李濟深派代表錢壽康到志丹，中共中央對他們要求訂立抗日救國協定表示同意。 9月1日，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黨內發布，出現了“逼蔣抗日”的提法。指示說：“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指示還向全黨通報了國共兩黨將進行聯合抗日的談判；黨中央贊助建立“民主共和國”，屆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這個指示的發布，標誌著“逼蔣抗日”方針的正式確定。這個指示精煉地闡述的策略、方針，成為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行動的綱領。從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進入了一個以“逼蔣抗日”、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

9月15日至17日，張聞天在志丹的紅石窯洞裡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並在會上作《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張聞天重點指出：“各黨派聯合，主要是國共聯合。”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建立民主共和國”。現在的策略是：“實現聯合國民黨抗日”。即用各種辦法推動正在動搖中間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蔣介石走向抗日。他還強調：“我們在統一戰線中要取得領導，這是我們基本任務。我們要保持我黨的獨立、純潔。”會議還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這個決議是8月10日會議的繼續與深化，又吸收了“國際電報”的意見。這個決議不僅對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導意義，而且使黨的策略變得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實際，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著深遠的影響。

蔣介石在“兩廣”事變解決前，對國共談判表現得比較積極，當他用收買和分化內部的辦法搞垮陳濟棠，解決了“兩廣”危機後，錯誤地估計共產黨已處於困境，急於同南京妥協，因而下令向陝甘地區增兵，大舉進攻紅軍。 為此，9月22日，周恩來致函蔣介石，重申“共產黨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與真正發動抗日戰爭。……商定停戰地區，邀請國內救國團體各界代表監視停戰。”並指出蔣如徘徊歧路，“日寇益進，先生之聲望益損，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戰必將影響全國。先生縱以重兵臨之，亦難止其不為抗戰怒潮所捲入，而先生又將何以自處耶？” 這一天，周恩來還第二次致書陳果夫、陳立夫：“蔣先生於解決兩廣事變之後，猶抽調胡軍人陝，阻我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內戰可以施之於西南，獨不可施之西北耶？”希望他倆“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 “為促事速成，特委潘漢年同志前往詳申弟方誠意，並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與時間。”

9月24日，潘漢年攜帶周恩來的致函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志丹，前往上海。 10月8日，接到張子華從廣州來電：曾養甫再次邀請周恩來飛香港或廣州談判。 10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子華，要他轉告陳立夫、曾養甫，表示：只要國民黨方面不阻攔紅軍抗日去路，不侵犯紅軍抗日後方，紅軍願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進攻。提議：“國民黨方面，立即下令暫時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進攻，雙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舉行談判。至於周恩，來飛赴廣州會談，在確保安全條件下是可行的。雙方主要代表未會談前，我方擬派在滬的潘漢年先與陳立夫、曾養甫會談。” 毛澤東給張子華回電，提出國民黨方面須“先停戰，後談判”。

10月14日，周恩來接到與南京方面聯絡、已返回西安的張子華髮來的電報說，國民黨方面的談判條件是：（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三）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 ④ 10月17日，中共中央得知蔣介石將到西安，通知張子華出面，要求蔣介石派飛機接周恩來到西安同蔣談判。 隨之，蔣介石下達了國民黨部隊“進剿”紅軍蘇區的命令。頓然，與南京談判的形勢急轉直下。 11月13日，張聞天在志丹縣的紅石窯洞裡再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凱豐、林彪、吳亮平、博古等，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在會議上作報告並做結論，在講到統一戰線問題時說：我們總的方針就是，要團結群眾，用群眾的力量，利用國民黨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等要求與紅軍聯合的變化，逼蔣介石走到與我們聯合。我們的原則是在抗日的目標下逼蔣抗日。現在與南京妥協的範圍縮小到紅軍怎樣處理的問題，他們要求我們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我們準備承認，這在政治上是勝利的。

同時，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見，面交周恩來的書信，並口頭轉達《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八項條件。此時，陳立夫的態度明顯變了，代表蔣介石答复：“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才錄用。”還說：“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 潘漢年當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為甚目前有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 陳立夫急忙轉換了話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事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答應願和周面談。”

潘漢年斷然回答：“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 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一舉殲敵胡宗南軍一個多旅，顯示了紅軍的力量。這以後，陳立夫又和潘漢年談了兩次，他雖把保留紅軍的人數由3000改為3萬，但根本立場沒有改變。 1月22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潘漢年，強調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並指出，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這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八天后，中共中央給潘漢年的電令指出：談判顯無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 “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 中國共產黨拒絕了蔣介石的無理要求。出乎意料的是，西安事變很快就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