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珍貴的照片

毛澤東建議斯諾和海德姆先到西部前線看看，返回志丹後，再談個人生平。此次西行，由剛剛來到志丹城的黃華當翻譯，李長林和胡金魁負責安全並陪同前往。黃華來陝北蘇區時，向斯諾夫人尼姆借的錢還剩下15塊大洋，裝在褲兜里，丁零噹啷地響，很累贅，就交給了林伯渠。林伯渠高興地說：“謝謝，這是蘇區金庫的第一筆個人捐款。” 8月1日上午，工作人員送來了兩套嶄新的紅軍服裝，兩支自衛用的手槍，還牽來了兩匹馬。斯諾和海德姆興奮地穿上了紅軍服，高興地又說又笑。 斯諾問黃華：“看看，我像不像真正的紅軍？” 大家說：“像，太像了！” 斯諾舉起右手，伸出兩個指頭，給大家敬了一個軍禮。 頓時，在場的人們都哈哈大笑起來。

收拾妥當之後，斯諾和海德姆去毛澤東的住處告別。毛澤東正在窯洞門口若有所思地吸煙。上午的太陽照過來，身材高大、精神奕奕的毛澤東顯得容光煥發、格外英武，斯諾以特有的新聞敏感，舉起胸前的照相機，對準毛澤東，說：“主席，我給你照幾張像吧！” 毛澤東抬頭，笑了，用手理理長發，站穩了姿勢。斯諾對好焦距，摁了快門，給毛澤東照了一張相。 斯諾發現毛澤東沒有戴軍帽，就說：“你戴上軍帽，會更有神采的。” 毛澤東說：“我的軍帽，很久都不戴了，不知道放哪裡去了。” 斯諾說：“國民黨說你是紅頭髮、綠眼睛、長牙齒的魔鬼。你戴上紅軍帽，才好說明你是英俊的紅軍領袖。” 旁邊的警衛員李長久興奮起來，趕忙摘下自己的帽子，遞給毛澤東，帽子太小，戴不上。毛澤東又戴了其他人的帽子，還是小。斯諾把自己頭上的帽子摘下來遞過去，毛澤東戴上還合適。就此，以紅石窯洞為背景，斯諾為毛澤東照下了一張英俊而睿智的照片。這張照片，也是毛澤東在陝北時期最為滿意的一張照片，長期以來在海內外廣為流傳。

斯諾和海德姆訪問了吳起鎮，參觀了在土窯洞裡開辦的兵工廠、被服廠、鞋襪廠、製藥廠和紡織學校。工廠裡的車床、縫紉機、發電機等許多設備都是從長征帶過來的。廠裡的大多數工人來自上海、北平、廣州、天津，都是技術過硬的技師，這讓斯諾大為驚嘆：他們即使缺乏社會主義工業的物質，卻有社會主義工業的精神。 之後，斯諾和海德姆來到了豫旺堡前線，見到了西路軍司令彭德懷、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政治委員聶榮臻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前方指揮部組織了幾千名紅軍，為斯諾和海德姆舉行了歡迎大會，紅一軍團第四師的代表宣讀了給美國朋友的熱情洋溢的慰問信，紅一軍團的戰士表演了隊列、刺殺、射擊、馬術劈刀。斯諾見識到了正真的紅軍，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在前線的日子裡，斯諾和海德姆深入到戰士和群眾中採訪，還遇到了陳賡、徐海東，一一進行了訪談。海德姆為了方便接近回民，給自己起了一個中西合璧的名字——馬海德。馬姓是回民中常有的姓氏，海德則保留了自己美國的姓氏。

1936年9月底，斯諾從前線回到了志丹。 毛澤東兌現了自己的諾言，用好幾個不眠之夜，給斯諾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和少年求學，講了江西紅色根據地，講了紅軍長征。不僅斯諾聽得興味盎然，賀子珍也一直關注著他們的談話。 完成了對毛澤東的採訪，斯諾又對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和紅軍將領進行採訪。每天，他都能結識新的朋友，聽到新的故事。在斯諾住處不遠的地方，駐著一個新兵教導團，要么操練步伐，要么打球唱歌，有時候還演戲。每天晚上，住在營房或半山上的戰士就朝山腳下唱歌，夜色中的志丹城迴盪著嘹亮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志丹的舊居的歌聲。這段時間裡，斯諾認為自己過著假日般的生活，要么在城外的大道上騎馬，或是到週河裡沐浴，或者去網球場打球。當時，城裡有兩個網球場，一個在博古家的隔壁，也就是外交部旁邊，是個石子地球場；另一個在紅軍大學附近，是個草地球場。每天早晨，斯諾起床後，走出外交部的院子，同李德、蔡樹藩、伍修權打球。蔡樹藩和伍修權同李德講俄語，斯諾同李德講英語，四個人用三個國家的語言說話。

斯諾來志丹時，帶了一副撲克牌，條胳膊的蔡樹藩學的快，經常贏斯諾。嗚哩哇啦，和打球一樣十分的熱鬧。拿出來教蔡樹藩玩“勒美”。失掉一領導人的夫人們知道後，斯諾的住處成了上層人物聚會場所。晚上，在油燈暗淡的光線裡，周恩來夫人、博古夫人、凱豐夫人、鄧發夫人、甚至毛澤東夫人，都興致很高地聚在土炕上，熱熱鬧鬧地玩撲克牌。就連博古、張聞天、凱豐、李克農也被吸引到斯諾住處。用火柴梗當籌碼，盡興地玩撲克。有一個晚上，蔡樹藩贏了博古12萬元，要給紅軍買飛機，結果飛機也是火柴梗，大家笑成一片。 蔡樹藩再三要求斯諾回到北平後，給他寄一條假臂；陸定一要斯諾把出售共產黨的照片得來的錢為紅軍買成一隊飛機；陷入情網的徐海東向斯諾要一對假牙……斯諾看到李德的窯洞外，掛了成串成串的香腸，極為羨慕，看報紙時讀到一則製作蛋糕的簡便方法，想起博古家裡有長征帶過來的可可粉，硬是要了四兩，又從合作社搞到了麵粉和糖，斯諾動手自己做蛋糕，結果巧克力蛋糕沒有做成，又焦又粘，半生不熟，斯諾很惋惜自己浪費了一些好東西。

斯諾一走進陝北蘇區，就不斷的聽到一個響亮的名字——劉志丹，這個“現代羅賓漢”式的人物和戰友們創建了陝甘蘇區，為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之後又犧牲在東征前線。在斯諾心裡，劉志丹是個非凡的英雄，所以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寫道：“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財中間，他成了懲奸除惡的天鞭”。在志丹城，斯諾知道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和6歲的女兒小貞娃（劉力貞）也住在這裡，異常興奮，特意要為她們照相。自從劉志丹犧牲後，中央和機關同志們特別照顧母女倆，中央機關定都志丹城的時候，也把她們帶到了這裡，安排在紅石小院上方半山坡的石窯洞裡。 她們的住處有一條小路，蜿蜒而下，就能到達小院。平時，同桂榮帶著劉力貞下了小路，去街道上買點生活用品，要么被其他中央領導的夫人邀請，一邊聊天一邊幫助縫補衣服。這時候，小貞娃就一個人在院子裡玩耍，常常和小紅軍戰士捉迷藏。在志丹城，同桂榮就等於回到了老家，有不少的親戚朋友帶著土特產來看她們母女。同桂榮很大方，總是把親戚朋友帶來的食品送給身體虛弱的領導夫人們，所以，她和劉英、賀子珍、鄧穎超等關係十分密切，姐妹稱呼，生活上相互幫助。

當斯諾提出要為同桂榮母女拍照，小院裡的警衛就朝山坡上喊叫幾聲，就真的通知到了。同桂榮拖著小貞娃從小路下來，看到美國人斯諾手裡拿個照相機，知道怎麼回事了，臉上露出了淳樸的羞澀和微笑。平時小貞娃穿著紅軍服、戴著軍帽，幾個紅軍戰士還執意要為小貞娃再打扮一下。一個戰士就摘下自己佩戴的盒子槍，挎在小貞娃身上，由於槍帶太長，盒子槍拖在地下，覺著不合適，大家一片笑。有個戰士認為戴著帽子照不出小貞娃的美麗，就建議摘下帽子照相，回窯裡找來梳子，仔細地給小貞娃梳了一個漂亮的分頭。在大家的讚許聲裡，斯諾拍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但是，斯諾大意了，他在《西行漫記》中把小貞娃寫成了男孩。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劉志丹）的遺妻和孩子，一個6歲的美麗的小男孩。紅軍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軍服；他束著軍官的皮帶，帽簷上有顆紅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愛，像個小元帥一樣，對他的'土匪'父親極感自豪。”

不久，從西安方面傳來壞消息，國民黨集中5個軍的兵力，將對起新的進攻。而從志丹到西安只有洛川一個出口，如果東北軍被調防，斯諾就很難返回了。前些日子，斯諾夫人尼姆趕到了西安，要來紅都志丹採訪，由於沒有衝破封鎖線，只得返回北平。面對多變的情況，斯諾焦慮不安，等待離開志丹的行程安排。 臨行前夕的夜裡，斯諾去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關切地說：你應該馬上回去，要是蔣介石把門堵死了，你就回不去了。你的夫人也日夜為你擔心呢。 斯諾說：你們讓我自由地採訪任何人，拍攝我所選擇的任何鏡頭。你們給了我一切可能的合作。我向你和你的同志深表感謝！ 毛澤東對斯諾說：當別人誰都不來的時候，你是第一個衝破封鎖，來蘇區調查了解我們情況的外國記者，並將把事實公諸於世。你為中國人民做了件極大的好事，我們應該感謝你才是。

臨別，毛澤東拿出幾枚江西時期中華蘇維埃政府鑄造的銀質錢幣送給斯諾做留念；還取出一些紅軍長征前的舊照片交給斯諾。握著斯諾的手說：“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後再來！” 警衛員提上馬燈，領著斯諾向外交部走。轉彎處，斯諾回首看到毛澤東依然站在窯洞門口頻頻揮手告別，一股熱流湧上心頭。 10月12日清晨9點，斯諾起程了。 志丹城裡的許多紅軍官兵為斯諾送行。有個叫王東平的“山西娃娃”一直照顧著斯諾的生活，就要分別了，斯諾撫摸著王東平的頭，把最後一張膠片給這個12歲的小紅軍照了像。接著，把照相機送給了喜歡攝影的陸定一。 我最後一次走過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捨。人們從辦公室伸出腦袋向我道別。我的撲克俱樂部成員全體出動來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牆根。我停下來給老徐和老謝拍照，他們像小學生那樣互相搭著肩膀。只有毛澤東沒有出現，他仍在睡覺。

“別忘了我的假臂！”蔡樹藩叫道。 “別忘了我的照片！”陸定一提醒我。 “我們等著你的航空隊！”楊尚昆笑道。 “給我送個老婆來！”李克農要求。 “把四兩可可送回來！”博古責怪道。 我走過紅軍大學的時候，紅軍大學全體學員都坐在一棵大樹下聽洛甫作報告。他們都走了過來，和我握手，我嘴裡喃喃地說了幾句話。然後我轉身蹬過溪流，向他們揮手告別，很快騎上馬，跟著我的小旅隊走了。我當時心裡想，也許我是看到他們活著的最後一個外國人了。我心裡感到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在送行的人群裡，也有馬海德，他已經決定留在蘇區參加中國革命，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衛生部顧問，在志丹城南30裡的康家溝辦起了紅軍醫院。 （1937年2月，馬海德加人中國共產黨；1940年農曆除夕，他和中國女演員蘇菲結婚；1950年，他成為第一個獲得中國公民國籍的美國人；1988年10月3日逝世。）

胡金魁一直把斯諾送到洛川才分手。斯諾取下了自己的鋼筆和手錶送給胡金魁作紀念。 10月19日，斯諾進入東北軍防地，由張學良將軍派人護送到西安。 10月底，斯諾悄悄回到了北平。他和夫人尼姆一起沖洗出了照片，連日趕寫報導文章。這時候，外界傳說斯諾已經被“赤匪”處決，有幾家報紙刊登了斯諾在新疆遇害的消息，還有傳教士說斯諾已經死在了甘肅等等，鬧得滿城風雨。當各路媒體知道斯諾安全回到北平的消息後，紛紛上門拜訪，搞得斯諾夫婦無法安寧，只得去美國大使館，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了蘇區之行的主要事實。把一系列報導文章，交給英美各國報紙發表，並在遠東的報紙上刊發。 斯諾以《毛澤東訪問記》為題，把毛澤東關於個人經歷的談話，發表在1936年11月14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配發了毛澤東頭帶紅軍帽的大幅照片，它像一枚巨型炸彈震動了中國，也震動了世界！ 國際新聞界對斯諾的獨家新聞趨之若鶩，強烈反共的《每日先驅報》也刊登了斯諾採訪蘇區的一系列文章，並提升斯諾為該報駐遠東首席記者；最保守的紐約《太陽報》、《時代報》、《大美晚報》、《星期六晚郵報》等報刊爭先恐後地向斯諾約稿。從此，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紅軍隊伍被世界各國政府刮目相看，也為中國抗日贏得了國際力量。 斯諾成了北平新聞界的中心人物，北平掀起了一股“蘇區”熱。人們紛紛請他演講、發表談話。要求放映他拍的電影，展示他拍的照片，介紹蘇區的見聞和紅軍情況。王福時等愛國青年，將斯諾正在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的一些文章和書稿趕譯成中文，加上1937年1月史沫特萊到延安對毛澤東的採訪、韓蔚爾對四川紅區的報導、廉臣（陳雲化名）的長征親歷見聞記，於1937年4月以上海丁丑社名義秘密出版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此書印刷5000冊，迅速傳遍了中國大地，也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後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在整理重印此書時，改名為《前西行漫記》，使之與《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北行漫記》成為一套叢書）。 斯諾訪問西北蘇區成功後，斯諾夫人尼姆再也坐不住了。這位不甘人後、爭強好勝的女性，決意要採訪斯諾沒有見過的紅軍大人物，寫一本堪與丈夫《紅星照耀中國》相媲美的書。 1937年4月下旬，尼姆和王福時結伴到達西安，住進了西京招待所。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的部隊被蔣介石調離西安，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們兩人受到國民黨軍警的嚴密監視，尼姆通過陳翰伯與紅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繫，在一個夜晚，尼姆女扮男裝，爬出窗戶，潛逃而出。在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的接應下，和王福時、陳翰伯一起輾轉到達了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親切接見。尼姆在延安生活採訪了4個月，除過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許多的紅軍將領外，還採訪了蔡暢、康克清、劉英、賀子珍、李堅貞、李伯釗等許多的女性革命家。共寫了27本日記，34個人的訪問記錄，拍了300多張照片。 1937年10月，斯諾報導中國共產黨西北蘇區的紀實性專著《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該書出版後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第一年就再版五次，銷售10萬餘冊。不久，《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被譯成俄、法、日、瑞典、德、意、西、葡、荷蘭、印地、希伯來、哈薩克、塞爾維亞等多種文字，銷售達到了百萬冊以上，傳遍了全球。 1938年2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在上海被譯成中文由“復社”出版，考慮到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的聯合統一戰線，就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 而尼姆（海倫·福斯特），也先後出版了《續西行漫記》、、《延安採訪記》、《中國勞工運動》、《革命生涯》、《中國之婦女》等著作。 1939年，斯諾以“工合”國際委員會代表和記者的身份，再次到達西北蘇區，在延安同毛澤東進行了重要談話。 1941年2月，斯諾離開中國，回到了闊別13年的美國，與妻子尼姆相會。 之後，中國的抗日戰爭越來越激烈。斯諾先後幾次到印度、緬甸、伊朗、伊拉克、蘇聯和中國等地採訪。 1944年以後到波蘭、法國、奧地利、德國、朝鮮、東南亞採訪。專注於新聞事業的斯諾在1949年和尼姆（海倫·福斯特）離婚，與女演員洛伊斯·惠勒結婚。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的敵視勢力十分猖獗，斯諾遭受政治歧視，身處逆境，依然關注中國，寫作出版了《紅色中國雜記》、《復始之旅》等書。 1959年，斯諾攜妻兒移居瑞士，住在日內瓦湖畔的鄉間。 1960年6月到11月，他作為美國《展望》雜誌記者第一次訪問了新中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會見了他。 1964年10月到1965年1月，斯諾作為法國《新直言》周刊記者，第二次訪問新中國；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諾攜夫人洛伊斯惠勒第三次訪問新中國，參加了國慶大典，還和毛澤東進行重要談話，就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來中國訪問交換意見。 1970年9月23日，在外交部黃華的陪同下，斯諾和夫人來到當年的紅都志丹，受到全城群眾的盛大歡迎，他特意與黃華站在毛澤東舊居前合影留念。 1971年秋天，斯諾臥床不起，查出患有胰腺癌，病情極為痛苦。他的夫人惠勒女士感到孤立無援，給丈夫的家人、她的親戚、他們的住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寫信，尋求幫助，期望挽救斯諾的生命。最後她給斯諾的好朋友、住在中國的馬海德醫生寫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了馬海德和周恩來的回信。 1972年1月26日，大雪紛飛，馬海德帶著中國專家飛抵了日內瓦，來到斯諾家中，轉達了中國政府、毛澤東、周恩來的問候，專家組給斯諾檢查身體後，確認胰腺癌已到晚期，不適合接到中國治療，就地把斯諾家改造成病房，細心護理、努力救治，每三天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一次斯諾的病情。 1972年2月15日，這位著名的新聞記者，在日內瓦湖畔的埃辛斯村家中去世，享年66歲。 按照斯諾的遺囑，1973年10月將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周恩來等領導人前來參加安葬儀式，鄧穎超主持，廖承志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致了悼詞。 斯諾的另一半骨灰在半年後，被安葬在美國紐約州的赫德森河畔。他最後未完成的、第十一部著作《漫長的革命》，經洛伊斯·惠勒整理後出版。 斯諾的前妻海倫·福斯特女士，一直為增進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了8部著作，在中國政府的兩次邀請下。 1972年11月至1973年2月來到中國訪問，會見了朱德，先後去了燕京大學以及曾居住過的上海、南京、廣州，還專程到志丹縣、延安、韶山等地訪問。 1978年，海倫·福斯特又一次訪問中國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皆相繼去世，她禁不住失聲泣淚。 1991年9月，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文學基金會把首屆“理解與友誼國際文學獎”授予海倫·福斯特女士；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給她頒發了“人民友好使者”榮譽稱號。海倫女士在臨終時，眼含熱淚說：“我愛中國，希望中國越來越好。” 2007年9月，在海倫·福斯特誕辰100週年之際，美國海倫·斯諾研究會代表團專程到中國訪問，於9月6日來到志丹縣並進行了學術交流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