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從上海到陝北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諾出生在美國的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先後考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學習。 1928年2月，他幸運地在股票交易所賺到800美元，遂萌生了冒險去大洋彼岸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想法。由於錢太少，連路費都不夠，於是和朋友在一艘遠洋船上當了臨時水手，同年7月初抵達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 斯諾相繼在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美國國外新聞社的亞洲旅遊記者。有一天傍晚，斯諾遇到了剛剛抵達上海的23歲的海倫·福斯特小姐，得知她也對古老中國的濃厚興趣，並且腋下還夾著埃德加·斯諾報導中國文章的一大本剪報。福斯特小姐來中國擔任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秘書，倆人共同的興趣和願望，點燃了愛情，互相吸引，迅速進入了熱戀。

1931年秋，斯諾在社交活動中，結識了宋慶齡、魯迅等人，對中國前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可是不久，日本侵略者蓄意製造了九·一八事件，大舉進攻東北各地，蔣介石期望依靠“國際聯盟”調停處理，而張學良又把大批軍隊撤出山海關，使東北三省輕易地淪人日寇鐵蹄之下。作為新聞記者，斯諾急赴東北採訪，寫作了《遠東前線》一書。接著日本軍艦對工業城市上海虎視眈眈，威逼國民黨政府解散抗日團體、撤走抗日的十九路軍。在1932年1月18日蓄意製造事端，再次像九一八一樣故伎重演，午夜時分突然向上海發動軍事進攻，在激烈的槍砲聲中，斯諾看到中國士兵勇敢地還擊日本侵略者。斯諾十分激動，立即向世界發出了電訊：中國人開始抵抗了！

在中國兩三年裡，斯諾發現他是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裡，迫切希望了解現實的、活著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中國的文化藝術界是什麼狀態？外國列強給中國人造成的苦難有多深？斯諾與魯迅多次交談，使他茅塞頓開，深深體會到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尤其是，上海抗戰期間，斯諾四處採訪，看到宋慶齡在抗戰醫院裡精心看護傷員，千方百計營救愛國人士，油然心生敬仰，漸漸地和宋慶齡建立了姐弟般的深厚情誼。 1932年，斯諾和海倫·福斯特（愛稱尼姆、或海倫·斯諾）的愛情在時間的檢驗中愈加彌深，兩人乘船去日本旅遊，並於聖誕節在東京美國大使館舉行了婚禮。之後，一起甜蜜地遊歷了台灣、婆羅州、塞利比亞、爪哇和巴厘、新加坡等地。 1933年春天，倆人回到中國大陸，移居北平煤渣胡同一所四合院裡。斯諾專心地投入到寫作中，海倫·福斯特倍加呵護丈夫，給自己約法三章：一是要不惜任何代價保證丈夫的健康和工作；二是除非必要，不在自己身上花錢；三是決心不抱怨、不訴苦或感到不滿。海倫·福斯特說：“如果把偉人力量來源的實情公諸於世，妻子往往是丈夫完成更高成就的物質與精神力量的發電廠。”

時隔不久，斯諾被聘為英國《每日先驅報》的特派記者，和愛國學生來往更加頻繁。一些學生運動的領導人經常到斯諾家裡談論時事、談論紅軍、共產黨和抗日救國、法西斯藍衣社等話題。喜歡閱讀斯諾收藏的“禁書”，其中有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經常來這裡的人包括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張兆麟、學生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王汝梅（黃華）、北平學運領導人之一的俞啟威（黃敬）。 東北三省淪陷之後，日本侵略者又掠奪了河北熱河一帶和冀東大部地區，在山海關、唐山、天津、北平郊區都駐紮了軍隊，耀武揚威，欺凌百姓。 1935年6月，國民黨政府下了一道“邦交敦睦令”，取締一切抗日團體，禁止一切抗日言論。國民黨派出憲兵在北平搜捕、迫害愛國青年和進步人士，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也遭到很大破壞。日本侵略者威逼國民黨政府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華北嚴重危機，北平陰雲籠罩。

斯諾以美國記者的身份採訪了日本軍要人，了解到日本軍的侵略陰謀和當局軟弱妥協的情況，極為同情和支持廣大學生的抗日活動。及時將消息告訴了北平大學和中學聯合會負責人，立場鮮明地講：“要行動起來，你們是中國的希望。我支持你們！” 12月初，北平的政治形勢急劇惡化，日本侵略者導演的“防共自治”遊行隊伍出現在北平街頭，還傳來了國民黨同意“華北特殊化”的消息。 1935年12月9日黎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北平的愛國學生匯聚成了海洋，開始抗日救國請願大遊行，揮旗幟，貼標語，散傳單，高唱歌曲，呼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從四面八方向國民黨政府北平軍的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前進。國民黨軍警阻擋遊行隊伍，用木棍毆打遊行學生，還調用消防車向遊行隊伍噴射。學生勇敢地衝破軍警的阻攔，會師在新華門前，向政府提出了六項抗日要求。學生的要求遭到拒絕後，遊行隊伍沿長安街前進，其它學校的學生也相繼趕到，遊行隊伍越來越大，浩浩蕩蕩的匯聚到天安門廣場上。斯諾夫婦親歷了這次遊行活動，看到了大批中國知識青年表現出來的政治勇氣。

12月16日，中國共產黨又發動和組織了北平的第二次抗日救國大遊行。一萬多學生和兩萬多工人、農民、商販、市民，匯集在天橋廣場。斯諾和夫人無比興奮，拍下了好多照片和電影膠片。 面對越來越高昂的學生運動，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規定軍警可以開槍、逮捕抗日愛國群眾。斯諾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了，不得不另眼看待中國的共產黨，也急切的希望了解和採訪共產黨。 斯諾不知道，幸運之神正在向他招手。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紅軍已經勝利到達陝北，並且站穩了腳跟，秘密和東北軍張學良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陝北給宋慶齡寫信，請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產國際沒有瓜葛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到蘇區考察，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把共產黨的內外政策昭示天下，爭取國際社會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並幫助蘇區和紅軍改善極為困難的醫療衛生條件。

斯諾過去對中國共產黨不了解，從國民黨的宣傳上，心裡留下了一些印象，“共產黨破壞了不可計數的生命財產”，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可能意味著“暴民政治”，“它缺乏意識形態方面的背景和有素養的領導人”，“永遠不會變得強大”。曾在1934年，美國出版商哈里遜·史密斯曾和斯諾簽訂了一份撰寫“紅色中國”的合同書，斯諾因為沒有資料，最終沒有完成合同任務；1935年，英國《每日先驅報》也要資助斯諾，以獲得“關於紅色中國的真相”，各種條件的限制，斯諾也放棄了。 現在，斯諾看清了中國的局勢，真的懷疑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宣傳。為什麼共產黨能對抗國民黨10年？存在哪些強有力的因素呢？難道共產黨真的比國民黨好？ 中國的紅軍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被國民黨懸賞25萬元緝拿的頭號“赤匪”毛澤東是怎樣的人呢？紅軍總司令朱德又是怎樣的人呢？

中國的紅軍究竟是由一些所謂的“赤匪”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還是國共產黨統一指揮的，遵守一個統一的綱領的一批自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 紅軍戰士是什麼樣的人？是什麼東西支持著他們？他們有什麼樣的理想、希望和目標？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婦女真的像國民黨宣傳所說的“共妻”嗎？ 共產黨和紅軍得到了農民的真正支持嗎？紅軍是不是基本上仍然是農民的造反呢？ 許多消息也證實中共紅軍和東北軍秘密會晤，他們之間簽訂了抗日協議，陝北和西安的封鎖出現了鬆動。對一個敏感的新聞記者來說，共產黨和毛澤東這個神秘人物必然喚起他心裡強烈的職業慾望。斯諾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隊伍，是被封鎖了9年的世界頭號大新聞呵！

斯諾把到陝北採訪紅軍的想法告訴了紐約的《太陽報》和《每日先驅報》，立刻得到兩報的積極回應。 《每日先驅報》願意擔負斯諾採訪的全部費用，如果採訪成功將給予獎金。蘭登姆出版社還主動預付了一筆稿費。妻子也支持斯諾，說：“機會太重要了，為了探明事實真相，拿頭顱冒險是值得的。” 如何才能進入陝北蘇區呢？此前，斯諾曾託人與平津地區的共產黨聯繫去陝北事宜，由於條件限制，中共華北局未能作出安排。現在，斯諾想到了宋慶齡。在斯諾看來：沒有一個人，包括中國人在內，不了解紅軍到底是什麼樣子，必須有人去弄明白。這個人就是斯諾自己。一種新聞記者的責任驅使著他，趕到上海宋慶齡的寓所，請求宋慶齡幫助自己到陝北蘇區進行採訪。宋慶齡說：“你是中國俗話說的'有福之人不用忙'，正好有機會。毛澤東和周恩來讓我物色一位公道的外國記者前去採訪，我推薦你和喬治·海德姆一起去。到西安後，會有一個姓王的牧師和你們接頭。”斯諾高興萬分，拿著海德姆的照片和聯繫方式，告別宋慶齡返回北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聯繫，帶上了劉少奇用隱色墨水寫的介紹信。

埃德加·斯諾秘密地告訴黃華，中共中央已同意他去陝北蘇維埃地區參觀採訪，他雖然會說一些中國話，但還不怎麼行，問黃華願不願意陪他去陝北採訪做翻譯？黃華當即答應了。 1936年6月3日，斯諾踏上了採訪陝北蘇區之路。 在鄭州火車站的月台上，正如宋慶齡所說那樣，前去採訪紅軍的斯諾和前去參加紅軍的海德姆相遇了。海德姆曾想去江西蘇區，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現；前不久準備去陝北蘇區，又遭到封鎖；現在是第三次，希望能如願以償。 海德姆出生在美國的紐約州布法羅水牛城的一個鋼鐵工人之家。他先在貝魯特美國大學學醫，後到日內瓦大學攻讀獲得了醫學博士。 1933年來到上海講學，研究性病和皮膚病。在朋友的介紹下，他認識了宋慶齡，參加了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知道了紅軍的許多事情，他決心幫助紅軍，把自己的診所作為地下黨聯絡點和開會的地方。

斯諾和海德姆到達西安，住在有名的西京招待所。幾天后，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基督教公理會的王牧師登門拜訪，斯諾和海德姆喜出望外，立刻取出宋慶齡給他們的名片和英鎊與王牧師拼對，又用暗語一問一答，秘密關係對接上了。 王牧師的真名叫董健吾，曾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過高級官員，棄官後到基督教會當老師，成了共產黨的秘密使節，到處遊說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王牧師的安排下，他們見到了被國民黨懸賞5萬大洋緝拿的、共產黨秘密警察負責人鄧發。鄧發熱烈地擁抱了他們，並代表中共中央對他們的來訪致以歡迎和問候。 為了保密，斯諾在西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接洽後，給妻子尼姆（海倫·福斯特）拍去密語電報，讓尼姆通知黃華迅速動身前來西安。當時黃華臨近畢業，應付了一堂考試，照了帶學士帽的照片，又擔心路上盤查，請大學的秘書蔡一諤先生給張學良將軍寫了一封考察西北銀行的介紹信，還向尼姆借了30塊銀元做路費。很快，黃華到西安與斯諾會合了。 在一個夏日的黎明，斯諾和海德姆在東北軍的軍官劉鼎的護送下，隱蔽在一輛帶篷卡車的棉衣堆裡，離開西安北上，通過一道道國民黨軍警特務設置的關卡，當夜住在洛川。而黃華沒有與斯諾一同成行，被留在西安，安排隨下一批人員到蘇區。劉鼎，曾在德國和蘇聯留學，回國後到江西蘇區工作，是共產黨打入國民黨軍隊中得力的地下工作者。 第二天，卡車繼續沿著簡易公路北行，上了渭北旱塬，出現在眼前的是望不到邊際的黃土高原丘陵地貌。對此，斯諾倍感異常：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隊的猛獁，有的像滾圓的大饅頭，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崗巒，上面還留著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有時甚至嚇人的形象，好像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又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奇關的世界。 這天下午，卡車駛進了延安古城，住在東北軍一位團長的家中。長途顛簸，斯諾和海德姆很疲勞，一覺醒來，天已大亮。劉鼎引來了兩個腳夫，用兩頭騾子馱上他們的行李，一直送出東北軍據守在延安城北的最後一道關卡，才放心地與他們擁抱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