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共產黨到了黃安的消息像閃電般地傳遍了余家灣。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等革命口號，也隨著共產黨的到來，水一樣地滲透了黃安、麻城兩縣。 接著，黃麻地區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幾起“不可思議”的怪事—— —位被大地主丁枕魚家少爺丁岳平割掉一隻耳朵，打得遍體鱗傷的長工逃出虎口，組織了一幫窮兄難弟，趁著夜色摸進丁家大院，抱走一批金銀財寶，臨走還放了一把火，火光在丁枕魚及其家丁們百思不得其解且焦燥不安的神色中，從容不迫地燃燒著漫無邊際的黑夜。 接著又是一個繁星滿天的夜晚，幾個農民化裝潛入乘馬張家崗地主“張八老爺”家，抱走了8根金條、一捆紙幣和其它財物，神不知鬼不覺地漫進了沉默的大別山。

再接著就是大批農民光天化日之下闖進林店鄒家灣大地主鄒達清家，砸開穀倉，將糧食全部分光。鄒達清匆匆到縣府告狀，又買了8條槍僱人看家護院…… 一時間，黃麻風聲驟起，被痛苦煎熬著的“黑腳桿子”們在殘酷的壓榨之下似乎感覺到了骨肉及其血汗在滿腔怒火的鬥爭中所迸發出的快感——不燒不行！不打不行！不分更不行！ 從省城武漢回鄉的共產黨黃安負責人王鑑及時地給武漢的董必武先生匯報了這一切。於是，1925年的“五卅”慘案剛一發生，走上武漢街頭進行聲援的黃安、麻城籍學生戴克敏、戴季倫、王秀松、曹學楷、汪奠川等，便在董必武的指派下，帶著火爐武漢那持續不衰的革命熱情，豪情滿懷，紛紛回到自己的故鄉，在黃安工作組的直接領導下，聯合本地革命的知識分子，成立“五卅慘案後援委員會”，舉行集會，發表講演，散發傳單，聲援各地工人的反帝鬥爭，號召廣大群眾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了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擴大革命影響，黨的黃安工作組辦起了《黃安青年》等刊物，宣傳馬列主義，轉載革命消息，抨擊反動統治。接著，《響導》、《新青年》和《中國青年》等一大批進步刊物，也不斷地傳到黃麻地區，革命影響與日俱增。

一天下午，王鑑來到黃安紫雲區上戴家這個地處偏僻的小村找戴克敏，在武漢中學讀書時他們就認識。戴克敏當時剛考上武昌第一師範附屬高級小學，時常到武漢中學找王秀松、戴季倫等人。在董必武、陳潭秋的培養下，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了聲援上海工人、學生、市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和學生的暴行，戴克敏曾冒著被反動軍警逮捕的危險，多次挾帶著革命傳單和標語到漢口外國租界去散發、張帖。這次回家之後，又是走訪、又是講演、又是辦農民夜校，把宣傳工作搞得非常紅火。所以，王鑑想找他聊聊，以便更好地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但在村口的小道上，王鑑卻意外地碰到了桃花區栗林咀村的王秀松。 “秀松——”王鑑熱切地叫了一聲。

“怎麼是你？”王秀松見是王鑑，也覺得有些奇怪，“四周的運動都搞得紅紅火火，你不好好準備下一步的工作，到這兒乾什麼？” “那你呢？你不好好在桃花區呆著，怎麼也跑到這裡來了？” “我是來學習的，和你不一樣。你看人家克敏多會搞。滿打滿算不足百餘人的小村，這會兒卻聚了六七百。”說著，便給王鑑指了指不遠處掩在樹蔭下的打穀場。 王鑑在高處站了站，果然看見一大群人正黑鴉鴉地圍著站在桌子上講演的戴克敏。 “正講'宋埠教案'呢。”王秀鬆又說。 “噢。”王鑑應了一聲，沒說別的，就靜靜地聽著戴克敏的講演。 宋埠教案是一件著名事件。帝國主義用他們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後，那些高鼻子、藍眼睛的傳教士們也不遠萬里地來到了中國，來到了黃安、麻城這樣邊遠的山區傳經佈道。僅在麻城、宋埠、福田河等地，一下子就建起教堂34間，發展教徒600餘人。那是1892年農曆五月十八日，宋埠群眾在於沙河舉行龍船會，慶祝大端陽節。意大利傳教士梅保善、樂傳道卻混在人群中，光天化日之下調戲婦女，引起民憤。宋埠的徐全福和鐵門大有寨的李金狗帶領當地群眾撞開教堂大門，打死洋人梅保善和樂傳道，並一把火燒了他們的魔窟教堂。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乃至海外的宋埠教案。

這件事情發生後，極大地震動了帝國主義的各領事館，他們提出要100個“兇手”的人頭的無理要求。而腐敗的清朝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答應重修教堂，賠償銀兩，並把徐全福、李金狗兩人投刑下獄，許多當時在場的群眾也受到責打。宋埠群眾憤憤不平，將此事編成花鼓戲、皮影戲到處傳唱。 3年後，年僅10歲的董必武隨父親到宋埠讀書，深受“宋埠教案”的影響，至到了武漢，還不時地在王鑑他們面前，非常崇敬地提起徐全福和李金狗兩位農民英雄，並因此而對洋人和帝國主義列強表示強烈的不滿。 “群眾情緒怎麼樣？”王鑑習慣性地問了一聲王秀松。 “你聽——”王秀松說。 不等王秀鬆的話音落點，戴克敏那邊的口號聲就山呼般地傳了過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

入夜，當王鑑和王秀鬆在戴克敏這個“革命之家”(戴克敏的父親戴雷舫早年與董必武十分要好，是一個思想進步的鄉村知識分子，靠教書維持生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坐下來時，不自覺地便談起了下一步革命工作的問題。 “克敏，你說說，下一步我們該怎麼辦？”王鑑手端茶杯，像個老大哥一樣把目光投向看上去有幾分靦腆的戴克敏。 “我說不好。我連黨員都還不是。”雖然講演時慷慨激昂，但在王鑑和王秀松這兩個黨員面前，戴克敏卻不好意思地紅了臉。 “不怕，隨便說說。你看你工作搞得那樣好。”說話的是王秀松。他有他的想法，卻不好明著提出來。 王鑑看出了王秀鬆的心思，抿了一口茶笑著說：“革命到了這一步，光搞輿論宣傳還是不夠的。在搞好輿論宣傳的同時，我們還有兩種事情必須趕快抓緊做：第一，要發展壯大我們的組織；第二，要在輿論的感召下，盡可能快地採取行動！”

“是的。”王鑑這麼一說，眉清目秀，長得像女孩子一樣機靈，但骨子裡卻生滿了“叛逆”精神的王秀松便十分贊同地說：“你說的有道理。首先，我們現在的行動都是零零散散，各自為戰，缺乏必要的聯繫和統一的部署。這樣，看上去熱熱鬧鬧，實際上大夥一散場什麼都抓不住，形不成更大的威力；其次，沒有具體行動就無法觸及靈魂。你講你的，他幹他的，到底還是兩層皮；第三呢，是不是盡快把夜校辦起來，教農民自己識字。這樣，工作起來就容易些了。” “還有，”見王鑑和王秀松都談出了自己的想法，戴克敏也不甘落後了。只等王秀松話音一落，就忙不迭地接著說：“還得經常和董必武先生取得聯繫。如果必要，我們也可以派人到外面去學習、學習。聽說有個叫毛潤芝的先生，也叫毛澤東，他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蠻有特點。對吧？”

“對，你倆說的都對。革命我們誰都沒搞過。雖說我年長你們三兩歲，可也是第一次鬧革命呀。以後有哪些不對的地方，還得靠兩位仁弟多耽呢。” “鑑兄說到哪兒啦！革命雖然無榜樣，同舟共濟當如何？” “真是多謝了，秀松！”看著王秀松斯斯文文的樣子，王鑑真是佩服這個二十剛出頭的小伙子。 王秀松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弟兄三人，他是長子。七歲那年，其父王建祿就送他到一所私塾讀書。父親熱切希望王秀松能“躍登金榜”而精通他那一套“學處世之道，通做官之理”。所以，當王秀松以優異成績考入武漢中學時，王姓家族中“有聲望”的入欣喜若狂。以為王家“發達有望”，經集中商量之後，決定每年抽出祖輩中的一部分經費來資助王秀松讀書。王建祿更是得意，再三囑咐王秀松要用功爭氣，學成功名而不負家族父老之殷切希望。誰知王秀松早在上私塾時，就在私塾老師的教導下，對清朝的腐朽統治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到了武漢中學之後，經過董必武、陳潭秋的教導和培養，很快就迷上了革命，迷上了共產主義理想，尤其是在聲援“五卅”慘案的運動中，更因表現突出而深得董必武先生的喜愛。這次回鄉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叫人吃驚——發動群眾找王氏族長王彤賓算祖帳！

王氏家族族長王彤賓，外號“黑魚老爺”，曾任沙坪會長，是一個有政治勢力的大惡霸地主。他家幾代都掌管著王氏家族的祖田，種王氏祖田的農民，一年要向王彤賓交4000多擔谷，而多收的谷除了祭祖用一部分外，其餘就都被王彤賓獨占了。他依仗權勢，從未向家族公佈帳目，群眾敢怒又不敢言。特別是栗林咀的農民，無錢無勢，更不敢找王彤賓算帳。王秀松卻不畏王彤賓的淫威，不顧族權的勢力，回家後就帶領栗家咀的貧苦農民50餘人，拿起扁擔鋤頭，直奔沙河王家，逼著王彤賓算祖帳。通過算帳，揭露了王彤賓的貪污行為，王氏家族的每個男女，不論老少，都分得了三鬥穀子，還清算了一筆錢，作為辦學費用。真可謂在太歲頭上動了一把土。農民自然樂不可支，但卻氣煞了“望子成龍”的父親王建祿。見王秀松帶人沖向沙河王家，他便把身子跳得老高，叫罵不絕：“孽種——你這個想要人命的孽種！”

想到這裡，王鑑微微一笑。看王秀鬆一副若有所恩的樣子，便不自覺地說：“秀松，過了這段時間，你乾脆給咱們到廣州去學習。像克敏說的那樣，把人家好的東西學回來。” “什麼？噢，明白。等過了這一陣子再說，好不好？不過，我剛才尋思了半天，要說發展組織的話，七里坪的張南一倒是不錯的……” 不等王秀松把話說完，王鑑就止住了他的話，說：“現在不談這個。現在你我的任務也是兩個，第一，走路；第二，睡覺。”說著，自己就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雖然戴克敏再三挽留，但王鑑和王秀松還是出門了。過了不幾天，還是晚上。濃密的夜幕低垂，憂鬱的河水沉寂。時而一聲犬吠，越發顯出夜的清冷。但在七里坪北街的一間小小的茅屋裡，此刻卻極是隱秘地亮著一盞懸吊在茅屋中央的松明子燈。燈光無言地撲跳著，映著四周一張張差不多都是一個神色的臉。

“快來了吧？”一個低沉的聲音在問。 “應該來了。”一個稚氣的聲音在答。一問一答，屋外便傳來了一聲謹慎的咳嗽聲。接著，以打鼓說書維持生計的張南一一挑門簾就閃了進來。一進茅屋，他的神情不自覺地便有些緊張。兩眼直直地盯著掛在茅屋正面牆正中央的黨旗，緊走兩步，上前就要打敬禮。 周圍人不出聲地笑了。王鑑忙上前說：“莫急。不是這樣的。”說得張南一一時紅了臉，不知該怎樣才是好。 等到屋子安靜下來之後，王鑑便宣布會議開始。接著，有人便十分簡約地介紹了張南一等同志的情況；接著，王鑑便宣布張南一等同志為中國共產黨員；接著，在王鑑的帶領下，他們面對黨旗，舉起右手，開始宣誓。 聲音不高，卻吐字清晰。字字句句，擲地有聲。彷彿經由他們胸腔而發出的近乎震蕩的聲音，並不只是簡單的三言兩語式的誓言，而是一種力，一種忠誠的、信賴的、嚮往和渴望得到的力量的凝聚。 宣誓一結束，張南一迫不及待地就要王鑑給他“黨的工作”。 “繼續打鼓說書。” “還是打鼓說書？” “對。打鼓說書。只是得把詞兒好好編一編。” “曉得了，曉得了。” 第二天一大早，七里坪北街的群眾就听到了張南一的新鼓詞—— 一開始，張南一身邊零零星星只有幾個起得早的人，但不等一曲唱畢，周圍就已經是密匝匝的一群人了。七里坪北街僅有的幾座小樓房，二樓的窗子也探出了幾張好奇的臉。不幾天，大人小孩不僅都知道了張南一的新段子，而且也知道桃花區的地主伢子王秀松竟給農民辦了個夜校，也唱歌，是他自己編排的—— 歌聲所到之處，緊接著又是緊鑼密鼓的宣傳攻勢。一時間，黃麻地區的山間小道、大街小巷，隨處都可看見要么穿戴整潔，一身中式衣衫，要么頭戴禮帽，身穿長衫，腳步匆匆的年輕人。他們走村串戶，不遺餘力地向人們宣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天下為公”、“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思想。轟轟烈烈，沸沸揚揚。 但是，無論是黃安還是麻城，對於學生伢子們的宣傳，積極響應的總是年輕人，大多數的中老年人都是冷眼旁觀——都是些學生伢子，不是地主子弟，就是土豪親戚。革命革命，說著好玩，看他們麼樣革法？ 自然，土豪劣紳就更不把他們放在眼裡——鬧吧，鬧吧，鬧騰夠了就知道回家了。 “這怎麼辦呢？”王秀松似乎有點優心忡忡的樣子。 “是呀，怎麼辦呢？” 王鑑也吃不准下一步到底該怎樣辦。當然不是不明白，而是有些為難。 他們，差不多都是地主子弟，要么就是知識分子出身的書香子弟。王秀松、戴克敏、戴秀倫、汪奠川、徐朋人、趙賜秀，還有麻城的蔡濟璜、劉文蔚、桂步蟾、王樹聲等，幾乎無一例外。革命就要革到自己頭上來了，他們會不會因此而退縮呢？ 就在王鑑面有難色地望著身邊的王秀松、戴克敏、徐朋人等人時，麻城福星岩灣肖志道的茅屋前卻飄來了桂步蟾、王樹聲兩人的影子。 看著曬在場上的稻穀，王樹聲說：“我們不能讓農民勞累一年的血汗，又都流進地主財東的穀倉糧囤。” 聽著王樹聲的話，肖志道沉默不語，不時地望一眼桂步蟾。原來，肖志道一家就是桂步蟾家的佃戶。望著小東家，他能說什麼呢。 王樹聲看出了一點道道，正要對桂步蟾說什麼，但見桂步蟾已走到肖志道跟前，響噹噹地對肖志道說：“肖大伯，減租減息就從今天開始，從你我之間開始實行，今年，你一粒穀子也不要挑到我家去。” “小東家”肖志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上前想拉住桂步蟾的手，伸了半天卻又縮了回去，接著說：“你可別為難我，租子我一粒都不敢少哪！” “別說了，肖大伯。”桂步蟾說著便拉住了肖志道的手，使勁地搖著說：“時代就要變了，我說了算！” 說著，他又回頭對王樹聲說：“樹聲，待會兒回去，我們就當眾燒了那些地契，好不好？” “好！” 話音未落，王樹聲擰身就走了出去。 接著，王樹聲、桂步蟾等人在工家樓召開會議，當眾燒了自家的地契和借契，宣布把自家的土地交給農民，從此不再收租收息。 看著跳躍在火焰中的那些地契借契，面對驚愕和不敢相信似的人群，王樹聲卻脹紅了滿臉的“繃麻子”，半天才說：“我們這些人家裡，雖有錢有田，但都是靠剝削群眾得來的，我們要推翻這種不合理的製度，就要從自家革命做起！” 見學生伢子動了真格的，窮人們奔走相告——跟王樹聲他們幹吧，人家是真革命！ 王樹聲革命了。站在人群中一直看著王樹聲的王幼安終於舒了一口長氣。早在1923年，這位說起來還是王樹聲堂兄的王幼安就看準了王樹聲這棵革命的苗子。那時他剛從湖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帶著董必武先生交給他的使命，來到了麻城考棚，做起了這座古老學堂的新老師。他記得有一天他沉痛地對學生們說：“同學們，小日本拒不歸還我國東北的旅順、大連，說是與袁世凱簽訂了二十一條……”不等他話音落點，王樹聲就振臂高呼：“打倒二十一條！”“與日本絕交！”學生們群起而響應。於是，在學生的簇擁下，他們便戴上了“抵制日貨委員會”的大紅袖標，進出各個商店，檢查日貨，盤點登記，宣傳愛國思想。並在群眾的歡呼聲中，將查出的日貨堆在一起，放火焚燒。 當時他已經是共產黨員了，但卻吃不准年輕的王樹聲是一時的高興還是真的愛國，真的革命。加上王樹聲又是堂弟，脾氣也難以駕馭，所以，就一直沒有“發展”他。時隔不到兩年，看到王樹聲如此堅決地干革命，他想，該是時候了。 而王樹聲不但自己要革命，也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親戚好友都走革命這條路。為此，他不辭辛苦，挨家串戶去動員。有一天，他來到馬家凹的堂姐春玉(王幼安胞妹)家，宣傳革命思想。直把姐夫馬友雷和其弟馬友超說得眉飛色舞，贊口不絕：“幹吧，幹吧！這命早都該革了。你怎麼不早來呢！”王樹聲見把火燒起來了，這時卻故意說：“你們的地主老子同意嗎？” “管他哪，就是一百個不許革，一千個不同意，我們也要革！都是文化人，我們還懂這個理。” “那就開始革了？” “開始吧！” “不後悔？” “嗨，後悔什麼呢？我們不革你和幼安遲早也得革，還不如我們自己革自己痛快！” “好！”說話之間，弟兄倆一聲令下，就領著農友們分了自家的全部財產，隨後一把火燒了房子，乾脆搬到春玉的娘家去住了！ 聽到桂步蟾和王樹聲火燒地契的消息之後，王鑑總感到不踏實的心才落到了實處。但當王秀松得知王鑑竟是因為他們的出身才感到為難時，卻不客氣地刺了王鑑一句：“鑑兄，共產黨人當光明磊落，區區小事，怎的就牽掛了你的肚腸？” 言外之意，王鑑自是不說即明。但也不到心裡去，有什麼必要計較呢？只要“革命”這部機器能隆隆作響，這算什麼呢？ 所以，黃麻兩縣的農民運動，乘著王樹聲和桂步蟾火燒地契的烈焰，又是蓬蓬勃勃，勢不可擋地發展起來了。到了1925年秋天，兩地的共產黨員已由原來的十幾人發展到了數十人。經上級黨組織批准，在這年的秋、冬，黃安、麻城兩縣，分別成立了中共特別支部—— 黃安特別支部書記：董賢珏(覺生) 成員：王鑑、曹學楷、吳煥先、戴克敏等； 麻城特別支部書記：王幼安成員：蔡濟璜、劉文蔚、鄧天文、吳濟民等。 恰在這時，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傳到了黃麻地區，“四大”在關於農民運動的決議中明確指出：農民“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主要成份，並且他們因利益關係，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中國革命至於成功，“必須盡可能的系統的鼓動並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和政治的鬥爭”，要求各級黨組織廣泛發動農民群眾，普遍組織農民協會。 “四大”決議，就是革命鬥爭的方向。 “七里坪有農民夜校了！” “紫雲區成立了農民協會，牌子比縣衙門的都大。” “桃花區天天唱戲，高橋區滿街都是紅旗子、綠標語。麻城也有動靜了，乘馬那個王樹聲，你還記得嗎？就是那個想當團長，唉，怎麼忘了？他拿著自己的破雨傘，三把兩下扯掉骨架當文明棍，學那駐軍團長的派頭，繞著學校操場轉圈圈。一幫學生裝成他的馬弁，跟在後面喊'團長'。” “啊啊啊——知道了知道了。好哇！看來這天是要變了！” 群眾奔走相告。春花尚未爛漫，夜校、農協卻如雨後春筍，一個一個地在黃麻大地上冒了出來。 王鑑奔走在各個農民夜校之間，心中自有說不出的高興。不過，除此之外，尚還有戴克敏升入武昌第一師範的消息、王秀松將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消息，都使他激動不已。年輕的心胸，正如大別山的春風一樣得意。雖然暫時要與他們分別，但他相信將來的合作會更愉快；雖然王秀松因此與他的“建祿”父親徹底劃清了界線，落了個四鄉都聞名的“叛逆”，但王秀松卻覺得值得。 “遲早都得分手，還不如早分的好。”他說。 “只要不背叛革命，熱血盡染層林，青春化作紅泥，都不會說二話，何況一個家乎？”見到王鑑之後，他又如此這般地笑著說。 “對不起，秀松。前些天我還直犯糊塗。現在愚兄當為仁弟們而折服了。” “哪兒呀。這套窮酸留著吧，服氣的日子還在後頭呢。”見王鑑一副認真的樣子，王秀松故意逗他說。 “我相信。不過，有機會還是回來，好嗎？” “好。我會回來的。不過，我和克敏都要走了，你可要多保重才是。” “你才要多保重呢。”見王秀鬆的娃娃臉一下變得老成持重了一些，王鑑便開心地擼了他一把，接著說：“有學楷和朋人他們在，我怕什麼呢？” 曹學楷，黃安紫雲區人，武昌中華大學附中畢業，1925年加入共青團，現已轉為共產黨員。紫雲區劉家園農民夜校的負責人；徐朋人，黃安紫雲區人，父親學識淵博，本人以教書為生，共產黨員，現為紫雲區初級小學校長；還有吳煥先，早就把馬克思的畫像貼在了自家的香案上，父親很生氣，斥責他說：“這是敬祖宗的地方！”他卻說：“他是革命導師，照他的辦法，就能創造出個新社會來。” 還有汪奠川，黃安七里坪的地主伢子，早在武漢就與王鑑他們熟識，此刻正想著王鑑他們還不曾想像和籌劃的“武裝”工作。 另外還有麻城的蔡濟璜、劉文蔚、王樹聲、王幼安等等，都是蛟龍出水樣的英雄好漢。要是沒有他們，乘馬、順河的工作怎麼會這麼出色？ 這些人王秀鬆一一都想了起來，但他沒說出口。看著大哥樣的王鑑，只是滿懷深情地說：“也是，有他們在，何愁革命不能浪遏千舟而激水橫流？” 王鑑笑了，握了握王秀松那秀氣的，在他感覺之中也同樣是極富浪漫色彩的手，只是不吱聲。 1926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黃安縣七里坪劉家園平民學校的一間小小的教室擠滿了人，他們都是劉家園附近常來夜校聽課的農民。教室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子旁邊坐著一位穿著竹布長褂的人，他用手托住腮幫，正認真地聽著學員們的議論。他就是這所學校的負責人兼教員曹學楷。雖然革命運動正趨高漲之勢，可面對這些貧苦的農民及其子弟，曹學楷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革命的道理和他們的實際生活結合起來，耐心地進行宣講，最終教育他們發動起來，自己解放自己。 見大家議論得差不多了，曹學楷就站起來，親切而耐心地問大家：“我們這些種田佬，成年累月拼死拼活的勞動，打下的糧食能鋪滿地，能堆成山，為什麼卻還是缺吃少穿呢？” “是我們窮人的'八字'不好。” “是我們生來就命苦。” “是我們窮人的墳山不好，風水不濟。” “……” 大家七嘴八舌，就是說不到點子上。但曹學楷並不急。當初辦這所學校時，董賢珏和王鑑就曾經對他說過，“你面對的人並不是接受新知識的學齡兒童，而是一群受封建思想浸蝕得已經有些麻木的人。要有耐心，要慢慢的，一點一點地清除掉他們的封建思想，使他們懂得，除了封建思想之外，這個世界上，還有更先進更為他們著想的新的思想。” 所以，聽了大家“理所當然”的回答之後，頓了一下，示意大家安靜後，曹學楷才面對大家說：“你們說的我都聽到了，但都不對。我們種田佬受窮受苦，決不是什麼'八字'不好，命裡註定，更不是墳山所應，天生應受罪，而是這個世道不好。在這個黑暗的、無道理可講的世道裡，豺狼橫行，豪紳霸道，像我們這樣的勞動者，終年辛苦卻不得溫飽，而剝削者呢，四體不勤卻花天酒地，一切都是顛倒著的。我們窮人之所以受窮，就是被地主剝削的結果。這個道理連地主訝子他們都懂。麻城乘馬鄉有個地主伢子叫王樹聲，還有個地主伢子叫桂步蟾；我們桃花區也有個地主伢子叫王秀松，他們都知道我們受窮是地主剝削的結果，所以他們就燒了地契、借契，帶領鄉親們找他們的族長算帳，把土地分給農民，也不用交租，不用上稅，自己種田養活自己。就是這個道理，我們有田有地，就不會再受窮了。而我們要有田有地，有飯吃有衣穿，要過上好日子，就必須團結起來，成立我們自己的農民協會，打倒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傢伙，推翻這個不講道理的舊社會！” “農民協會是乾什麼的呀？” “農民協會都要誰參加？” “我們什麼時候成立農民協會？” 前邊曹學楷耐心地給他的“學生們”解釋窮人為什麼會受罪的道理，這邊麻城乘馬崗東嶽廟裡也是燈火通明。就是曹學楷所說的那個王樹聲，此刻正要在這裡給大家宣傳組織農民協會的事兒呢。 聽說他要來，石槽衝、項家衝、上垸、大河鋪和羅家崖的農民，特別是那些平日參加農民夜校學習的貧苦青年農民，來得特別早。他們一進門，圍住王樹聲就問個沒完沒了。 面對大夥這樣高昂的熱情，王樹聲心里便有說不出的高興。他一邊向這些紛紛發問的人們打招呼，要他們坐下來。一邊說：“請大夥先坐一會兒，等董家窪、朱家畈那幾個灣子的人都來了，我們一起講，好不好？” 王樹聲語音未落，董家窪、朱家販、胡家沖和孫家販的一大群人已跨進了門檻，進門就喊著說：“我們來了！我們來了！” “來了好，來了好。快找地方坐下來。”王樹聲這邊正招呼人們入坐，不知是誰帶的頭，大家便“嘩嘩啦啦”地鼓起掌來。待掌聲止住後，王樹聲便站著說：“農民協會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群眾組織，這個組織要跟著共產黨走，要為貧苦農民辦事。她不同於以前任何一種農民群眾組織。這個組織的規模大著呢！湖南、廣東、江西都已經辦起來了，人家黃安也已經辦起來了。這個協會就是要把貧苦農民兄弟組織起來，同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作鬥爭，要打倒這些人，一切權力歸農會，把田地奪回來，取消那些連放個屁都要上稅的各種苛捐雜稅。一句話，農民協會就是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鬧革命，要為我們窮人辦事情。” “好哇！” “革命好！” “農民協會好！” “我們要趕緊辦農民協會。” “快，先給我上個名字。” 人們熱火起來了，炸了鍋似的紛紛議論了起來。見大家興致很高，王樹聲接著就對大家說：“今天晚上，我們就要在這里辦他個農民協會。” 王樹聲話音剛一落點，呼啦啦就有不少人舉手要上名字。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也要報名，但她卻沒有名字。 “沒名字怎麼上呢？”王樹聲故意逗她。 “那你給我起一個。”女孩子可一點都不含糊。 “那就起一個。” “起一個。”周圍也有一些男青年在起哄。 “好。起一個，就叫愛民。你姓項，就叫項愛民，好不好？” “好——” 正是秋高氣爽的九月，麻城乘馬崗的第一個農民協會辦起來了。人們親切地稱這次會議為“廟崗起身”。 未幾日，黃麻各地的“黑腳桿子”、“黃泥巴腿”紛紛站到了“農協”的“犁頭”旗下。凡是顯眼的明亮地方，大都掛起了一塊一塊“農民協會”的大牌子。 減租減息，清算公產，推倒族權，種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糞的當上了大委員。 沒想到他們真的干起來了！ 直到這個時候，黃安、麻城的土豪劣紳們才裝不起斯文，也喊不出比天氣還涼快的風涼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