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2、去太原？
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終於摘掉了，申訴材料中央組織部也受理了，丁玲終於看到了希望，十分興奮，她要向給予她幫助的人表示感謝，同時要繼續申訴，爭取徹底解決問題。
7月24日這一天，丁玲寫了三封信，一封給胡耀邦，一封給中央組織部，一封給王震。
給胡耀邦信中說：“胡耀邦同志，您好！現在向您匯報：（一）七月十八日，長治市老頂山公社黨委在一個小型會議上，宣布了給我摘帽子的決定，並把摘帽通知書給我。我在會上發言，表達了我對華主席，黨中央的無限感激，感激黨的政策英明偉大，批准我回到人民的行列，……（二）七月十八日下午，收到中組部辦公室六日寫給我的複信。我遵照你們的指示，聽候山西省委組織部的安排，到太原暫住。（三）最近，在《人民文學》第五期，看到林默涵同志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我的地方，使我十分驚異。為了說明文章中提到的問題，我寫了'從南京到保安的經過'，'在解放區十三年'兩段材料，請組織備查。同時，我寫了'在東北墾區十二年'，扼要匯報我五八年接受處分以後十二年的主要情況，作為黨了解我，處理我的政治問題的參考。”
致中央組織部的信中說：“一九六八年冬天，林彪、'四人幫'為害猖獗時，曾遣專人到黑龍江寶泉嶺農場，對我通宵審訊，夜以達旦，白天要我寫材料，如是整一個月，逼我供認當年'打入延安是中統特務'；並企圖陷害胡喬木同志、周揚同誌等。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粉碎'四人幫'以後，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為學習毛選五卷輔導材料而寫的名詞解釋中仍說我'隱瞞歷史，混入延安'。今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同志在《人民文學》第五期《解放後十七年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爭》一文中說：'丁陳小集團和胡風小集團是兩個長期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一個隱藏在革命根據地延安，一個隱藏在國統區。他們之間是遙相呼應的'等等。林副部長這寥寥數語，是要把我定為和胡風一樣的暗藏的反革命，便於作為不落實黨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藉口和理由。……遵照黨的實事求是的教導，我把當年奔向延安的經過和在解放區前後十三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入北平）等情況，扼要地向黨申述。”
隨信附有三份材料：“從南京到保安的經過”，“在解放區十三年”，“在東北墾區十二年”。
致王震的信充滿感晴色彩，丁玲感謝他這些年來對自己多方面的關照：“王震副總理：上次陳明從北京回來告訴我，您身體精神很好，我感到無限安慰。最近我在重寫散文墾區標兵鄧婉榮（在寶泉嶺寫的初稿已散失），十二年墾區生活，如在眼前。……我曾在幾個農場從許多轉業幹部口裡聽到過您的故事。可惜，我那時沒有條件蒐集這些，僅有的一些摘錄、日記，也都在運動中失散。最近這裡公社黨委開了一個會，宣佈為我摘掉右派帽子。同時我收到中組部的來信，說我的申述中央領導同誌已經知道了，要我等待處理。並囑我按照山西省委的安排到太原市暫住。我現在正遵照他們的指示，等候省委的安排。當我看到那信封上寫著同志兩字的時候，我的眼淚不禁奪目而出，多少往事一起湧向心頭。首先我不能不想到長期以來您始終對我的關懷、照顧。您最早同意我去東北墾區；是您要農墾局領導同志安排我們生活，政治上對我們嚴格要求，以便於我的改造；是您囑咐我埋頭在下邊，做到默默無聞。您關心我的政治問題的解決；您每次到墾區視察，總是鼓勵我不要失望，要相信黨，要朝前看。而現在，根據十一號文件的規定，摘掉了右派帽子，二十年來的沉重的政治重擔減輕了。我感謝黨，也感謝您。我告訴您：十二年的墾區生活，對我大有好處。雖然有時覺得從創作上來看，的確是流逝了一些大好年月，我今年七十四歲了。但我決心認真、努力做好個人的五年計劃，多多寫作。以不辜負黨給我的再生恩德。……但對個人的政治前途，還不免感到有一些陰雲、梗阻。因此最近我又給胡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和一部分材料。我特抄一份給您，使您知道一些情況。請指示。”
8月26日，王震在丁玲的信上批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喬木、力群同志：此件請抽空一閱。當時一大批年輕演員、其他藝人大部分都是周總理親自和我談話，接到農墾區鍛煉。其中頭面人物如丁玲、艾青等人，經過長期工作，現在年邁，應從政治上、生活上給禮遇，要落實政策。動員下去，周揚同志也與商量過。丁玲、艾青都有毛主席親筆信件。這些也應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丁玲信中提到的“重寫散文墾區標兵鄧婉榮”，指的是以鄧婉榮為模特寫的散文《杜晚香》，她曾經在寶泉嶺農場寫過初稿，但在“文革”中散失。她在七、八兩個月裡重又寫出兩萬字的初稿，準備拿它作為重返文壇時與讀者的見面禮。
9月和11月，丁玲又兩次給中組部寫申訴材料，對於歷史問題，要求維持中組部1940年的結論。丁玲在信中，還提出去北京看病的要求。
9月17日是中秋節，晚上，陳明讓隊裡的領導找去吃飯，丁玲不願湊那份熱鬧，一個人靜靜留在家裡。月色皎潔，夜涼如水，丁玲默默憶誦起蘇東坡的《懷子由》，不由感慨萬千，返身進屋，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心情：“憶幾十年大好年華，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髮蒼蒼，心高命薄，不覺愴然。唯有鼓起餘勇，竭力掙扎。難圖伸腰昂首於生前，望得清白於死後，庶幾使後輩兒孫少受折磨，有發揮能力的機會，為國為民效勞而已。”
但是從9月到11月，山西省委組織部和中央組織部卻一點動靜也沒有，連去太原的事也擱了下來。 11月9日，丁玲給原西北戰地服務團的老戰友羅蘭寫信說：“山西省委沒有信來，長治市革委會也只說，什麼時候房子準備好了，什麼時候通知我們搬家。中組部對我們去北京看病一事也沒有信來。你要我收拾東西，我的確很早就收拾了一部分，現在又把收拾好了的東西拿出來，因為天氣變了，過冬的衣服等，又都翻了出來；而且又要訂明年的報紙了。又要買過冬的菜，過冬的煤了。好在二十多年都過去了，多等一年半年也不在乎。反正我們相信黨總會按照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落實政策的。”
一切消息杳然。可能還得在嶂頭村過一個冬天了。丁玲有些黯然。
好消息沒有，卻有一條不好的消息。
10月中旬，女婿周良鵬從北京來看他們，臨走時陳明送他去火車站。路上，他告訴陳明一件事情：祖慧和羅蘭去找過周揚啦，打聽丁玲落實政策的事。陳明急忙問：他怎麼說？良鵬說：“周揚說，丁玲四十年的表現，可以除掉疑點，但不能排除污點。我怕媽媽聽了氣惱，沒敢告訴她。”但這樣重要的消息哪能瞞著丁玲，第二天陳明就講給她聽。丁玲自然很生氣，她明白，周揚所說的污點，還是指她在南京的歷史問題，想不到，他自己也捱過整，現在粉碎了“四人幫”，周揚還是這個態度。她在日記裡說：“可見周仍堅持錯誤，對我毫不放鬆。此等人為什麼要去見他！都是洛蘭（按即羅蘭）一片好心。”“洛蘭太簡單，把事情想得容易，把人想得太好。”她又聯想起林默涵那篇文章：還是這些人在台上，還是這些人在管事，他們還是堅持五五年和五七年的觀點，那麼想要解決問題就很困難了。過了幾天，羅蘭又來信告訴她，祖慧去找了中組部，問中組部對丁玲要求進京看病的意見，答复說，丁玲去京可以住在祖慧家。丁玲說：“洛蘭、祖慧都是極簡單的好人，她們哪裡會想到，如我的政治問題不解決，我是無法住在祖慧那間小屋子的。我將愁死。”
看來，要想解決自己的問題，路還長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