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1、轉機：祖林帶來的消息

1970年4月初，丁玲被造反派看管，在黑龍江省寶泉嶺農場21隊勞動改造。一天深夜，她從熟睡中驚醒過來，屋裡電燈亮著，炕頭圍著一群穿軍裝的人。她穿好衣服下地，兩個女兵過來給她扣上手銬，讓她在一張北京軍管會簽發的逮捕證上簽了名，那上面寫著“逮捕歸案”。然後她被押上一輛汽車。 那天深夜，在另一個生產隊勞動的陳明也同時被捕。從此，他們就音信隔絕，斷了聯繫。 其實，他們走的是同一條路，坐的是同一列火車，去的是同一個地方——北京秦城監獄。 1975年5月20日，丁玲走出秦城監獄的大門時，還有些留戀地回過頭去深深望了一眼。她的確有些留戀那間七八平方米的單人牢房，那裡有一張木板床和一個抽水馬桶、一個小洗臉池，她留戀那裡每天的一份報紙、每月的一本《紅旗》雜誌。這裡的條件確實比寶泉嶺農場21隊好許多，她不必再乾繁重的勞動，不必再受造反派的侮辱呵斥，她從頭到尾仔細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和馬恩全集。

前一天，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給她作出《對叛徒丁玲的審查結論》，稱：“丁玲是叛徒，其問題性質屬敵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調研從嚴，處理從寬'和'給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權，養起來，每月發給八十元生活費。” 除了“反黨集團”，“右派分子”之外，她又多了一頂頭銜：“叛徒”！大概，此生翻身無望了。 同一天，陳明也被告知：決定釋放；不定問題，也不提什麼問題；恢復原級別、原工資，分配工作；脫職期間的工資補發；新的工作地區在山西長治，具體工作到後再定。 隨後，丁玲早一天，陳明遲一天，他們一先一後，來到山西省長治市郊區，在老頂山公社嶂頭村安家落戶。 兩人分別整整六年，劫後重逢，自然悲喜交集，感慨萬分。可是他們沒有哭，也沒有大笑，丁玲見到陳明，第一句話是：“哎呀，這個地方好！”陳明緊緊握著她的手往屋子裡面走，說：“兩個人在一塊就好！”他們終於又在一起了，又有了一個“家”了。那一年，丁玲71歲，陳明58歲。他們要在太行山下的小山村里度餘生了。

丁玲和陳明過的是兩個老人的日子，他們有了自己的一個小院子，與農民為鄰，相處得很好。生活是平靜的，就像緩緩墜落的夕陽。與兒女又恢復了書信聯繫，知道他們過得還好，也就略覺寬心。陳明寫了一首詩，描述丁玲的生活和心態：“滿頭銀髮勝少年，藥不離口心常甜，泰山壓頂步履健，葵花向陽色更鮮。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滿人間。 數不盡的風浪險，一部春秋樂晚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他們的處境沒有什麼根本性改變，短瞬的歡喜很快就沉寂下去。 “這輩子大概就是這樣子了”，丁玲有時候不無淒楚地想。 但是整個政治形勢還是在慢慢地發生變化。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即中共中央（1978）11號文件。 6月初，老頂山公社黨委向丁玲傳達了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 7月16日，公社黨委書記來通知丁玲：奉中共山西省委指示，決定由當地黨組織給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7月18日，老頂山公社黨委召開了為丁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會議。丁玲在會上發言，表示“完全擁護，衷心感謝”，同時，她請求黨“清理複查我這一生，特別是與我的政治生命有關的幾個關鍵問題，並且作出相應的結論。”

這時的丁玲，已經不滿足於摘帽了，她想要把“反黨集團”，特別是所謂的“歷史問題”，徹底查清楚，重新做結論，她要重獲一個清白。因為她已經得到了一些來自“上面”的消息。 早在3月下旬，11號文件發布之前，祖林來到了嶂頭村。他1960年回國，分配到上海工作，這一次是從北京開完會，特意轉道而來，給媽媽傳遞消息的。在北京期間，祖林走訪了幾位延安時代的同學，聽到中央開始平反冤假錯案的消息。他還聽說，平反工作歸中央組織部管，部長是胡耀邦。 丁玲和陳明有些興奮了，胡耀邦，他們在延安就熟悉，那是個熱情、公正的好同志！解放戰爭時期，陳明在胡耀邦任政委的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體驗過生活，耀邦對他很關照，還請他幫助修改過和谷岩同誌編寫的戰士識字讀本。 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後，一次他們在王府大街散步時偶遇耀邦，他先是愣了一下，接著跟他們握了手，什麼話也沒有說，眼神中掠過一絲惋惜和同情。丁玲和陳明對那眼神記得很清楚。他們心裡一下子燃起解決問題的希望，決定立即向黨中央提出申訴。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有些都記不大清了，他們翻箱倒櫃，從北大荒農場返還的物品中，找到一張1957年8月7日的《人民日報》，就是載有“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消息的那一張，還有一本陳明的筆記本、一份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上邵荃麟批判丁玲的總結髮言。依據這些材料，丁玲在陳明幫助下，給胡耀邦寫信，陳訴冤情。 “胡耀邦同志：從報紙上看到你受中央委託，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極為欣慰，謹祝工作順利和身體健康！最近，我就與個人政治生命問題有關的事實，寫了一份材料，現呈上，請你們查閱審處。考慮到您和同志們的任務重，時間緊，而類似的問題或比這更重要的問題一定很多，所以，我的材料盡可能簡短扼要，需要時當另作補充。

“這次寫材料，目的只在向黨說明事實，在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基礎上澄清政治問題，從而能解脫四十餘年特別是近二十餘年來精神上的沉重負擔，使自己在垂暮之年能在黨的領導和同志們的幫助下，在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偉大斗爭中，更好地學習改造，更好地為黨工作，努力彌補由於過去的錯誤而曾給黨帶來的損失。我決不是追究個人責任，責任在自己首先犯了錯誤，向黨隱瞞了歷史問題的重要情節，以後在重大的政治運動中，有時又不能正視歷史，顧慮重重，說了一些過頭話。” 丁玲在隨信所附的材料中，“就有關我個人政治生命的幾個關鍵問題的事實方面，向黨申述：（一）關於叛徒問題；（二）1955年丁陳反黨集團問題；（三）1957年劃為右派問題。”

4月20日，陳明攜帶丁玲的這份申述材料去了北京。祖林在延安自然科學院時的同學蘇綠野，時任國務院科技干部局副局長，給予協助，提了一些建議。陳明找到乃茲府富強胡同胡耀邦家中，但是耀邦同志不在家，陳明留下了申述材料。那天是4月29日，北京城裡洋溢著五一節的氣氛。過完節，陳明就接到通知，中組部約他去。 5月6日，他在中組部見到了柯里同志，柯里告訴他，這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耀邦同志看了丁玲的申述材料，很關心，事情正在解決中，還要耐心等待。在京期間，陳明還去看了王震，王震對丁玲的事情也表示關心。 5月8日，陳明返回山西。 胡耀邦對丁玲的事情的確非常重視。中央組織部以“中組字94號”文，給汪東興副主席打報告稱：“丁玲給耀邦同志寫信，提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定她為叛徒的問題，1955年中央宣傳部定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和她被劃為右派的問題，請求重新審議，核查事實，作出正確結論。另外丁玲還提出，她1975年經中央批准安置在山西長治市老頂山公社，現在年老得病無人照顧，希望能允許她回到北京居住。我們研究，丁玲的問題，建議由中宣部負責複查。鑑於丁玲年老得病可讓她和她丈夫陳明到太原市居住，不必回京。如同意，由我們告山西省委。妥否，請批示。”報告並附上丁玲寫給胡耀邦的信及申述材料。這份報告的落款日期是4月29日，就是陳明把材料送到胡耀邦家裡那一天。胡耀邦當天看了，當天批了，當天就辦了，真是雷厲風行。

一個月之後，5月30日，汪東興在這份報告上批示：“同意中央組織部意見辦理。” 6月5日，中央組織部致函中央宣傳部：“現將汪副主席關於復查丁玲問題的批示複製件和本人申訴一併轉去，請收。丁玲和她丈夫到太原居住問題，我們已通知山西省委。” 一周之後，長治市革委會人事局的幾位同志來到嶂頭村丁玲家，一位負責同志告訴丁玲：省委組織部轉來了中央組織部的通知，說按照中央指示，把丁玲陳明安排到太原居住，現在正在準備房子，搬家日期另作通知，如果感覺身體不好，可以先到太原的晉祠休養所療養，那裡是山西最好的地方。 但是丁玲不願意定居太原。她和陳明考慮，年歲大了，身體又不好，從長遠想，還是想要和兒女住在一起，有個照應。

第二天，6月13日，丁玲給“山西省委組織部並請轉中央組織部”寫信說：“我衷心期望、殷切請求黨在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基礎上，首先實事求是地，不附加任何外來成分地核查歷史事實，審理當時給我所作的政治結論，從而允許我回到革命隊伍裡來，分配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給以具體的任務。至於遷居問題，希望能根據我的年齡和身體，按照政策規定，允許我和兒子或女兒住在一起，以便生活上經常有所照顧，精神上也有所慰籍。”同一天，丁玲又給祖林寫信說：“自然太原生活條件、政治條件要比這裡好。或許是先解決一下生活問題，改善一點，然後再談其它。或許有把我放在太原的意思。”“去太原，我們認為，在我們來說，這是暫時的，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同兒女在一起。”

7月6日，中組部辦公室給丁玲复信說：“丁玲同志：來信收悉。你所申訴的問題，中央領導同誌已經知道了，請等候處理。關於你提出和兒子住在一起的問題，我們意見，可根據山西省委組織部的安排，暫住太原。”這封信由山西省委組織部轉給她。那就服從組織的安排吧，何況又是“暫住”，她和陳明同意了。 就在丁玲努力要解決自己問題的時候，她從第五期《人民文學》上看到林默涵的一篇文章：《解放後十七年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爭》，這是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揭批“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上，林默涵的一個發言。文章說：“丁陳小集團和胡風小集團是兩個長期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一個隱藏在革命根據地延安，一個隱藏在國統區。他們之間是遙相呼應的。”這不還是在重彈1957年的老調麼？彈調子的又是1957年參加過整她的人！丁玲讀後非常氣憤，在這個時候，寫這樣的文章，是什麼意思？還要繼續壓著我不讓翻身嗎？她在寫給祖林的一封長信中說：“林副部長的寥寥數語，是要把我定為和胡風一樣的暗藏的反革命，便於為不落實黨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藉口和理由。”“這次讀了林副部長的發言全文，覺得他很有氣魄，很有權威，帽子比二十年前更大了，可是很空，缺乏具體事實。我亦擬寫點讀後感。”

丁玲十分擔心，這一篇文章，會給自己落實政策昭雪冤案帶來新的阻力。壓了我二十年，還不讓我伸腰見天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