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2、以“蝸牛速度”寫結論
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剛剛擔任了黨組副書記的郭小川卻領受了一個棘手的任務，他要為陳企霞、丁玲寫一份查對結論。這是個費力不討好的差事
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我的思想檢查》中說，對丁陳的查對工作基本結束以後，“發生了寫丁陳問題結論的人選問題。唐達成寫了初稿，不行；要丁寧同志寫，她堅決不肯；要林默涵同志寫，他為了避免把問題弄得複雜化，也不肯寫（李之璉等人攻擊的正是他）。於是，就叫我寫，我慨然答應下來了。”
元旦過後第二天，郭小川在家裡看了一整天陳企霞的材料，他剛介入情況，一下得不出完整的印象。第二天他去找劉白羽，劉白羽談話大意是：丁、陳還是有嚴重錯誤的，不能全部推翻，但這決不是說要保留“反黨小集團”的結論。 9日，郭小川說，“這個東西真把我難住了”，沒有想到會如此棘手。此後，他時常頭疼，失眠，處於一種不安的狀態中。 10日下午四時，他開始動筆，終於寫出第一段。 12日，寫了一天也寫不下去，臨睡前他看了契訶夫的小說《普里希別葉夫中士》，裡面寫了一個清規戒律極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郭小川感到“他很像陳企霞”，忽然從契訶夫那裡找到了感覺。第二天是星期天，他感覺頭腦清楚了一點，斷斷續續寫到晚上十點半，一共寫了兩千字，把最困難的一段完成了。他自嘲地說“這是蝸牛的速度”。
1月31日是陰曆正月初一，郭小川寫結論已經寫了整整一個月，他這個才氣洋溢的詩人，正當壯年的漢子，讓一份難產的結論搞得痛苦不堪。他在一種煩躁卻又無奈的心緒中，迎來了農曆的丁酉年。
春節放假三天，加上一個星期日，一共休息四天，郭小川幾乎一點也沒有玩，每天都在家裡寫，他感到有點對不起愛人和孩子們，但終於寫成了初稿，這個初稿可不是陳企霞的結論，而是四百行的長詩《深深的山谷》。
郭小川終於在2月5日寫出了陳企霞結論的第一稿，又用了兩天時間修改，2月10日晚上10時半終於改完，他很高興，立刻拿去給林默涵看。郭小川調來作協前，同林默涵同在中宣部文藝處工作，關係處得很好，他佩服林默涵的水平，遇事願意找他商量。 14日上午，陳企霞的結論打印出清樣。
但是這個結論初稿沒有通過。
丁、陳結論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是在周揚主持下進行，固定的參加人員有邵荃麟、林默涵、劉白羽、郭小川。
2月15日下午二時半，周揚、邵荃麟、林默涵、劉白羽、郭小川在中宣部新樓內周揚的辦公室開會，討論陳企霞結論稿。這時，中宣部剛剛由中南海裡，遷至沙灘新建的辦公大樓。郭小川後來回憶：“草稿的內容，我現在還記得的有：第一，為丁、陳摘掉了'反黨小集團'的帽子，把他們的'錯誤'說成是'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向黨鬧獨立性'；第二，承認1955年的鬥爭是過火的，要向丁、陳'賠禮道歉'”“他們是不同意我的第一遍草稿的某些提法的。周揚似乎對'賠禮道歉'的說法表示不滿，邵荃麟也'對其中的措詞有些意見'，他們的中心意思是：僅僅說他們是'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向黨鬧獨立性'是不夠的，尤其不能向他們'賠禮道歉'，而必須把問題提得嚴重一些。當時我做了一點解釋，意思是：既然'反黨小集團'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說成是'宗派主義'、'自由主義'之類，別的帽子我想不出。好像就在這時，誰想了一個'向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的提法，周揚也表示同意。”郭小川說，這一提法也可能是周揚想出來的。
接下來便是無休止的修改。
郭小川從2月17日（星期天）開始了這項苦差事，他感到“困難極了，同時也煩極了。精神上尤其特別疲憊。對於這個工作，我簡直一點興趣也沒有了。這簡直是一種刑罰。”
郭小川的難處在於，在對丁、陳問題的事實認定與性質劃定上存在著分歧，如何措辭，如何掌握分寸，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而這相互矛盾的想法都要體現在“結論”中。郭小川是夾在中間難做人。
2月28日晚七時半，邵荃麟、林默涵、劉白羽、郭小川又到周揚那裡，討論修改過的陳企霞結論。這一次，幾個人意見比較一致。郭小川提出，他沒有參加1955年的作協黨組擴大會，不了解情況，希望劉白羽、林默涵能參加核對材料與修改結論工作，這個意見得到通過。郭小川很高興，這副艱難的重擔子，終於有人和他一起擔了。會議一直開到11時半。
3月3日是星期天，林默涵把陳企霞結論稿改了一遍，有些地方改動較大。郭小川把它與自己改的稿子對了一遍，高興地去向劉白羽匯報。上午他們在周揚那裡碰頭，幾個人又一起改了一遍，形成了陳企霞結論的第二稿，在提法上，把“反黨小集團”改成“向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從周揚那裡出來，郭小川就急匆匆送到打字室，第二天早晨發給中宣部和作協有關領導，徵求意見。
3月30日上午九時，中國作協召開黨組會討論陳企霞結論。雪峰提出，應該先搞一個對“丁陳反黨集團”總的結論，對1955年黨組擴大會的是非有一個明確說法，然後才能談陳企霞的結論。郭小川感覺：這實際上是要周揚、劉白羽先認錯。黨組會開到12點多，沒有開完。會後郭小川把意見匯報給劉白羽，劉白羽馬上想出一個主意：去找張際春，用他來封馮雪峰他們的嘴。晚五時，他們一起到張際春那裡，張際春的意見，還是先搞陳企霞的結論，修改好以後跟他談話，再拿到研究組討論。張際春並表示：“以後具體工作全由黨組來做。”這意味著，以張際春為組長的研究組要抽身退出了。張際春本來就不大願意管這件事，他雖然是組長，但在整個查對過程中並沒有更多參與，他懂得這裡邊的複雜。
4月3日上午，中國作協黨組會議繼續召開，意見比較一致，原則上同意這個結論，只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見。郭小川很高興，第二天他自己修改了一遍，又把稿子拿給黨組成員秦兆陽去改，然後提交黨總支討論。 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時半，黨總支會議討論陳企霞結論，意見分歧，一直開到六點也沒有一致的看法。第二天晚上八點，邵、劉、林、郭又到周揚那裡開會，郭小川抱怨沒完沒了，該盡快結束了。周揚表示，不能這麼長久拖下去了，按照總支的意見再作最後一次修改，然後就與陳企霞本人見面。會上還討論了丁玲的結論，談了一個輪廓。郭小川10日又在家裡勉強改了一天，11日一上班就去打印。至此，這個結論終於定稿，它耗費了郭小川三個月的心血。
4月16日下午三點，黨組書記邵荃麟出面與陳企霞談話，陳企霞對這個結論意見很多，基本不同意，而且“尖銳地攻擊了起草人”。
不管陳企霞同意不同意，他的結論算是告一段落，郭小川要轉向丁玲了。
陳企霞的結論定稿後，丁玲結論寫起來就順當多了。郭小川後來回憶說，“因為陳企霞的結論已經定了調子，丁玲的結論就可如法炮製了。4月11日，把陳企霞的結論交付打印。4月12日、13日、14日，只三天的時間，我就把丁玲的結論寫成。4月15日就去打印。4月23日，我又徵求了張海和崔毅對丁玲結論稿的意見，他們共同的看法都覺得材料比較瑣碎。4月24日晚，我又根據他們的意見做了一次修改。”
4月14日的《文匯報》上，刊登了一條駐京記者姚芳藻的報導：《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乾河》，文中說：丁玲“決定最近就到桑乾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寫到小說中去的主人公們。”顯然，丁玲此行是為了續寫《在嚴寒的日子裡》。但是她沒能成行，這或許是因為她的結論即將定稿，作協黨組不同意她走，或許是她自己十分惦念這件事情，在這個關鍵的當口不放心走。
雖然沒有離開北京，但丁玲卻在家裡接受了記者採訪，其中有《中國青年》、《文藝報》，這些記者都發了稿子。她還接待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在談話中強調反對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不健康的文藝批評。天氣暖起來，4月16日北京的最高氣溫達到了攝氏24度，毛衣都穿不住了，春天已然來臨，丁玲感到陽光越來越足，天空越來越亮，曬得她家的小院子裡暖融融的，那兩株西府海棠已經綻放出粉紅色的花瓣。
郭小川卻越來越忙，越來越累了。 4月10日劉白羽離京外出視察，10天之後邵荃麟也同葛琴一起去了浙江，宣講“雙百”方針，動員大鳴大放。邵荃麟離京前向郭小川交代了三項工作，其中第三項是“丁、陳問題”。黨組三個正副書記，只剩下他這個三把手在家主持工作。他還身兼作協秘書長，諸多繁雜事務集於一身。 4月21日邵荃麟離京那天，郭小川在日記中寫道：“晚上，心中鬱鬱，邵、劉均離開北京，工作又壓得很多，如何在這期間把事情搞好，是需要多動腦筋的。我原訂寫詩的計劃只好放下了。”4月24日下午，他又修改了丁玲結論，晚六時改完，丁玲的查對結論至此定稿。
《關於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草稿）》首先承認：“調查的結果證明：黨組擴大會議及《報告》中提出的例證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根據這些例證而做出的主要判斷——以丁玲為首，以她和陳企霞為中心的反黨小集團——也是根據不足，不能成立的。”
《結論》肯定了丁玲的成績：“丁玲同志長期以來從事革命的文學活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在抗日戰爭時期，她就是我黨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國解放以後，她的作品發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她本人也博得了國內外的更大的聲譽；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她又擔負文學界的負責工作，成為文協（和以後的作協）的黨內外的領導人之一、《文藝報》的主編和文學研究所的所長。在這期間內，她也作了不少有價值的文學創作活動和對黨有益的工作，她直接主持的《文藝報》和文學研究所，由於她和全體同志的努力，工作也是有成績的。”
《結論》接著用了一個“但是”，指出丁玲的錯誤，主要是驕傲自滿情緒和宗派主義態度。說丁玲的驕傲自滿情緒，首先表現在對郭沫若、茅盾、老舍、趙樹理、周立波等一部分作家的“宗派性的輕蔑態度”上面；丁玲的宗派主義態度，主要表現在排斥周揚與袒護陳企霞上面。
《結論》講述了中國作協黨組1955年的《報告》中“不符合事實的舉例和判斷”，主要有七點：
“一、根據上述查對出來的事實看來，丁玲同志雖有宗派主義的錯誤，丁玲同志和陳企霞同誌之間的關係也是缺乏原則性的，但她的這種錯誤還沒有發展到反黨小集團的程度，因此不應說他們是反黨小集團。又，《報告》中認為丁玲同志的'反黨行為是有一貫性的'，這也不合事實。
“二、《報告》中說到：還有一些黨員作家，'在某些時候也同丁玲的反黨集團結成一氣；各種各式的小暗流，幾乎條條都通向丁玲，在她那裡匯合為一股反黨的巨流。多福巷十六號（丁玲的住處）成了一個超乎作協黨的組織之上的特別的指揮機關。'據此次查證，當時有一部分黨員作家的自由主義作風是比較嚴重的，而丁玲同志的自由主義作風和宗派主義情緒，對於這些同志、對於黨內的團結是有影響的；但把這些說成是反黨的'細流'或'巨流'是誇大事實的。說'多福巷十六號（丁玲的住處）成了一個超乎作協黨的組織之上的特別的指揮機關'，也沒有事實根據。
“三、《報告》中說到，丁玲同誌曾'在文學研究所的學員中散佈對中宣部不滿的話，說中宣部不重視培養青年作者，只有丁玲個人關心這件事'。據查證，丁玲同志並沒有在學員中散佈過這樣的話。
“四、《報告》認為，丁玲同誌等'對於經過中央批准的第二次文代會上的報告完全加以抹煞，他們主持的《文藝報》沒有組織任何文章宣傳第二次文代大會的精神和文件'。據查證，丁玲同志對中宣部的會議上對《文藝報》的粗暴批評的批評曾表示不滿，但那時她已離開《文藝報》，在她離開《文藝報》以後，她並沒有直接干預《文藝報》的工作。
“五、《報告》中說到，丁玲同誌曾'假託中央同志的話，說現代中國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經排定，是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據此次查證，這是傳聞的失誤，丁玲同志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又，《報告》中說到，'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學研究所在招待德國作家的時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並排地掛起來。'據查證，這件事實是有的，但並非丁玲同志的意思，丁玲同志知道後，並立即予以製止。
“六、《報告》中說到，丁玲同志'同一些青年寫作幹部說：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她又曾'向學員提倡驕傲：年輕人要驕傲，驕傲才有個性，才有出息！'經此次查證，丁玲同志確常常勸青年寫作者好好寫一本書，其中有時也夾雜著看重名位的思想；同時，丁玲同誌有驕傲自滿情緒，在與文學研究所學員的接觸中，對他們不無影響，但丁玲同志並沒有說過上述的話。
“七、《報告》認為，'丁玲同志對於黨所發起的批判胡風的運動，一直是消極旁觀的'。據查證，丁玲同志在這個運動開始的時候是沒有表示什麼態度的，但到胡風反革命集團揭露後她曾在報上寫了一篇反胡風的文章，不能完全認為她是'消極旁觀'。
“除以上各點以外，《報告》和傳達這個《報告》時的補充發言中，還有一些舉例不完全符合事實；還有一些判斷是過火的，不恰當的；均應根據前述查對結果予以更正。另外則有一些舉例和判斷，在查對中未獲得充分的證明，不能做出準確的辯正。這裡必須指出：當時對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的處理上，是有缺乏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和冷靜分析的缺點和錯誤的。”
但是，丁玲和陳企霞的查對結論，並沒有在中宣部討論通過，也沒有同本人見面。對此，李之璉的解釋是：“這個由周揚主持修改的結論稿，還沒有來得及拿到專門小組和中宣部的會議上討論，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關於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發布了。這個結論沒有公佈，也沒有同本人見面，但有些人卻知道已否定了'反黨小集團'的結論。”郭小川則說：“4月15日以後，丁玲、陳企霞的問題沒有馬上公之於眾。原因為何？看起來，有以下幾點：第一，劉白羽、邵荃麟相繼離開北京，劉白羽大約是4月10日後走的，4月底5月初回來；邵荃麟大約是4月22日後走的，5月12日回來。他們外出期間，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第二，他們回來後，又忙於'整風'，動員'鳴放'。”查郭小川1957年日記，劉白羽是10日走的，邵荃麟是21日離京，那天是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