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5、且看黨組擴大會

據當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的參加者回憶，會議一開始並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陳企霞，甚至也不是查匿名信，而是追查胡風分子。 2002年6月5日，徐剛向筆者回憶說：一開始，會議的規模不大，內容是批判胡風，地點在東總布胡同22號，作家協會樓上最東邊的一間辦公室，那個辦公室不小，有十來張辦公桌，參加人員有二十多位十三級以上黨員幹部，有嚴辰、白朗、韋君宜、康濯、李又然等人。那個會議主要追查兩個人，一個嚴辰，一個李又然，追查他們和胡風分子的關係。追問嚴辰和王亞平的關係，嚴辰說，我們只是在一起喝茶，再問，他還是說我們在一起喝茶。白朗還跟嚴辰拍了桌子。後來讓李又然講他和胡風分子魯藜的關係，李說，我愛魯藜，現在還很愛他。魯藜是“七月”派詩人，詩作清新而有哲理，解放初曾任天津文協主席，當時已經被點名批判。會議由劉白羽主持，周揚以領導的身份出席，有時講幾句話。徐剛那時年輕，坐在靠門的地方，丁玲坐得比他還要靠門，經常站起來，來回走走，用手揉著腰和脊椎骨，大概是腰疼。這個會開了兩三次以後，規模擴大，人數增加，會場改在作協樓上中間的長條形會議室，那裡可以容納三十多人，仍然由劉白羽主持會，中宣部文藝處由林默涵處長帶領，全部來參加。這時開始追查匿名信，每人發了一份，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協會的一個工作人員”名義寫給劉少奇的，內容是反映周揚搞宗派主義。就在這個會上，提出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會議內容對外保密，從參加者中間找人，成立了幾個小組，整理會議記錄。徐剛和袁靜一個組，袁靜比徐剛年長十歲，那時還是中國作協的駐會作家，1957年才調去天津作協。他們白天開會做記錄，連夜整理、打印成冊，常常是吃完晚飯就開始乾，到凌晨一兩點才能搞完。徐剛對歷史不了解，會上有人提出姚蓬子，徐剛寫成“姚碰子”，幸虧有袁靜把關。後來，就換成專門的工作人員記錄了。再後來會議擴大到七十人，會址改在全國婦聯禮堂，那個禮堂可以容納百十人。 9月6日最後一次會周揚講話後，大家起立熱烈鼓掌。

當時中國作協機關所在地東總布胡同22號，院子裡沒有禮堂，作協開大會，一般借用同在一條胡同，位置靠東邊的出版總署禮堂，或是位於寶珠子胡同的全國婦聯禮堂。 會議結束後，中國作協黨組在9月30日將會議情況寫了一份報告，報給“中央宣傳部並轉中央”。 仔細研究一下這份《報告》就不難發現，這次會議的開法，十分講究策略。 會議本來是衝著丁玲去的，但一開始卻沒有直奔主題。 《報告》說，這次會議是“從座談一封向中央控告檢查《文藝報》問題的'匿名信'開始。那封匿名信認為，去年年底黨對於《文藝報》的錯誤所進行的批評和檢查，是由於文藝界某些領導同志推卸責任，嫁禍《文藝報》，是由於中央'偏聽偏信'的結果。匿名信又誣衊作協的黨組織，誣衊作協堅持原則批評過《文藝報》和陳企霞的黨員同志是'隨波逐流'、'看風使舵'、'趁火打劫'，它為受到處分的陳企霞和受到批評的丁玲同志叫屈、辯護。”

順藤摸瓜，很快，會議的矛頭一轉就進入了主題：“會上很多同志提出了許多有力的證據，證明這封匿名信有極大的可能是陳企霞自己寫的，因為匿名信中的思想觀點完全與陳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說到的事實情節也只有陳企霞才全部知道。而這封信是由別人抄寫寄發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和他合作共謀。會議從對匿名信的討論和對陳企霞反黨活動的揭發與批判中，進一步揭露了陳企霞與丁玲的不正常的關係，和以丁玲為首，並以她和陳企霞為中心的反黨的小集團。” 先是追查匿名信，由匿名信追到陳企霞，再從陳企霞追到丁玲，追到他們兩人的關係，這時，一個以丁玲為首、以丁、陳為核心的“反黨小集團”便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了。起承轉合，順理成章，一點“預謀”也沒有，絕對不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群眾揭發。如此一來，會議主持人便天衣無縫地把自己包了個嚴嚴實實，洗刷得乾乾淨淨。

《報告》接著說，從8月6日的第四次會議開始，便“集中地對這個反黨小集團的活動，對丁玲的錯誤的思想和行為，進行了嚴正而尖銳的批評。”前三次會只是虛晃一槍，只是一個鋪墊，到了第四次會議才亮出真實意圖，與會者方才恍然大悟。陳企霞退居次席，女主角丁玲登場，原來這才是真正的靶子，照妖鏡把她死死鎖定，滿會場舉座皆驚！最吃驚的是丁玲本人：怎麼查到我頭上來了，而且是“反黨”，還有個“集團”！ 正是在第四次會上，提出了“反黨暗流”和“小集團”問題。 緊接著，從8月8日的第五次擴大會議開始，參加人數和會議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主持人劉白羽說：“我們的會向領導匯報，領導覺得這樣進行思想批判、整頓文藝界隊伍，很有必要。因此中宣部決定擴大會議，請中央文化部、全國文聯及其他幾個協會黨的負責同志參加。”會議規模的擴大，表示著問題性質的升級，鬥爭火力的升級，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丁玲。

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致中宣部黨委會的信中，列舉大量材料，說明1955年黨組擴大會議之前和會議初期，就先已肯定了“反黨小集團”的結論。她說：“在整個會議過程中，順著這個結論的，就得到會議主席的支持、鼓勵，稍有疑懼的，則嚴厲批評，略作申辯，則不加理睬，或竟斥為向黨進攻，使整個會議的發展，成為一邊倒的情況。最早是田間，因恐慌而至於自殺，後被處分。馬烽第八次會上發言，遭到嚴厲批評，指為對黨不堅定分子，以後，就有了十一次會上的再次發言。康濯在領導者的口中（周揚同志）說成是脫離反黨聯盟較早的，會上便一再得到他們的鼓勵與支持。” 那次黨組擴大會開完以後，馬烽下決心離開北京回山西去搞創作。很受丁玲喜愛的李納，曾經是文研所的學員，她是因為崇拜丁玲才從雲南奔向延安，投身革命的。這個善良文靜的女子，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徐剛回憶，她不安地用手在腿上來回搓裙子，她告訴徐剛說：“我怕呀！”

而曾經住在文研所裡寫文章的杭州女作家陳學昭，揭發了丁玲大量材料，批判的火力非常猛烈。這個外表文靜、又不常居北京的女子，手裡竟掌握著這許多殺傷力極強的重磅砲彈，讓丁玲和會議參加者們都大出意外，不能不對她重新認識，另眼相看。 本來，康濯也是“反黨小集團”的成員，會上有人揭發說，康濯和陳企霞是丁玲的“文臣武將”，是丁玲反黨的“左右手”，一個把持文講所，一個控制《文藝報》，成為丁玲的兩個“獨立王國”。但是由於康濯先是積極揭發，繼而又猛烈批判，將功折罪，所以他就成了揭批丁陳的積極分子、骨幹力量。中國作協黨組的《報告》中專門有一段講到他：“康濯同志在一個時候（主要是在他擔任中央文學研究所秘書長期間）也曾參加了這個小集團的活動，但他在檢查《文藝報》的鬥爭中，以及後來在肅清胡風集團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是表現積極的，他在運動中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感覺到了丁玲過去的不少言行是反黨的，他和丁玲的關係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會前就自動向黨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會上對自己的錯誤作了嚴肅的自我批評。”

康濯先是被提拔參加了中國作協的肅反五人小組（劉白羽、嚴文井、張僖、阮章競、康濯），後來又成為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在1957年的整風和反右中，康濯又曾兩次反戈一擊，並且因此落得一個“湯裱褙”的綽號。政治鬥爭，把許多善良人的魂靈都扭曲了。 丁玲哪裡見過這個架勢，突如其來，亂棍齊下，她不知所措。她怎麼會“反黨”！但她有口難辯。她一下子從天上掉進地獄，被憤怒的火焰灼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