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4、一步狠棋

中國作協黨組領導對丁玲下手，究竟始於何時？原中宣部的黎之在《回憶與思考——一九五七年紀事》一文中寫道：“1955年6月底關於胡風的第三批材料公佈不久，作協一位黨組副書記和黨總支書記共同署名向中央宣傳部寫報告'揭發'丁玲、陳企霞等人的問題，並附了有關丁玲、陳企霞等人的材料。這個'揭發'報告和附件，又提出關於1954年批判《文藝報》的事。”這裡說的“黨組副書記”是劉白羽，“黨總支書記”是阮章競。 2002年2月14日，筆者在北京協和醫院看望正在那裡住院的原中國作協老秘書長張僖時，他談到這樣一件事：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劉白羽約他到黃寺總政大院裡的住所，同他談起1955年的一些情況，劉白羽說，當時康濯給作協黨組寫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學研究所的一些問題，劉隨即根據康濯材料中反映的問題，寫了一份報告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報告寫好後，他找黨總支書記阮章競一起簽名後上報。陸定一看到這個報告後，又上報給中央。這次談話後，張僖又找了阮章競核對，阮章競說，當時劉白羽只說要給陸定一報一份材料，必須要有黨總支書記的簽字，阮章競連材料上邊寫的什麼內容都沒看，就簽了名。後來，張僖又把阮章競講的這個意思告訴給劉白羽，劉未置可否。

按組織原則，給上級寫報告，反映黨組成員、中國作協副主席、一位老資格革命者的問題，劉白羽一個人決作不了這個主，也沒有那麼大的膽子。何況丁玲也不好惹，她是“實力派”，是“鳳姐”，連胡風都要懼怕三分。黎辛說：“那時在文藝界的黨員專職幹部，如果說周揚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說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級別是七級，與周揚一樣是副部長級幹部，要批判這位在延安被毛澤東極為重視的作家是不容易的。”當時無論從行政系統還是黨的系統，周揚都是劉白羽的直接領導頂頭上司。如果沒有黨組書記的同意和支持，劉白羽恐怕不敢有此舉措，這是常規常理。但是黨組書記為什麼要有意迴避，還要拉來個黨總支書記壯聲勢？ 康濯後來說，他寫那個材料的目的，是為了搞好團結，他決不會想“整”丁玲，他更沒有想到他反映的意見，後來會惹起那麼大一場風波。所以康濯感到委屈。 “他後來說，當時那些人對他的揭發有所歪曲，並解釋說：我是在跟黨組談話時，一是說丁玲有嚴重的自由主義；二是說你們作家協會領導同誌之間不夠團結。建議你們開個會，把30年代的問題也一塊談。我怎麼知道，我的意見變成了丁玲個人和黨的關係的問題。你們把我擺在起義的位置上讓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受害之謎考辨》）

不管怎麼說，問題是反映到了中宣部長陸定一那裡。他該如何處理？找丁玲談話，指出問題，勸其改正，這是“與人為善”，不失為一種既穩妥又簡便的處理方式，都是延安時期的老同志嘛，又先後都在《解放日報》工作過。但陸定一走了一步狠棋。 大約在七月下旬，由陸定一署名，向中央寫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報告中說：“在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暴露出文藝界的黨員幹部以至一些負責幹部中嚴重的存在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行為，影響了文藝界的團結，給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造成了便利條件，使黨的文藝受到損害。作家協會劉白羽、阮章競兩同志給中宣部的報告中，反映了這種嚴重的情況。他們根據一些同誌所揭發的事實和從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口供中發現的一部分材料，認為丁玲同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是極嚴重的。”“去年檢查《文藝報》的錯誤時，雖然對她進行了批評，但很不徹底，而丁玲同志實際上並不接受批評，相反的，卻表示極大不滿，認為檢查《文藝報》就是整她。”報告中提出了幾點具體工作辦法，請中央審閱批准。報告後面還附有劉白羽、阮章競給中宣部的報告及有關丁玲等人的材料。

丁玲的“罪名”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極為嚴重，影響了文藝界的團結，對檢查《文藝報》錯誤極為不滿；材料的來源有二：一是一些同志揭發，一是從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口供中發現的材料。報告提出，要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 請注意陸定一報告的標題：《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中國作協黨組已經對“批判”“丁玲等人”作好了“準備”！周揚是作協黨組書記，又是中宣部副部長，他在這個決策中間，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陸定一怎麼處理丁玲的問題，也不可能不和周揚商量。一位原中宣部的老同志說，陸定一“就听周揚的，對他言聽計從。”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揪出丁玲、陳企霞不是肅反的直接結果（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反革命”），但卻是肅反的意外收穫。

緊接著，根據中宣部的指示，按照陸定一報告的基調，中國作協停止了正在開展的肅反運動，從8月3日起，連續召開黨組擴大會議，地點在東總布胡同22號中國作協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