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承認了作為一九五七年“右派”核心的“章羅同盟”是不存在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錯劃的，那麼，發動“反右派運動”還有必要么？
那時，中國正在上上下下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既然實踐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錯劃的，那就證明“反右派運動”是錯誤的。
人們不由得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本身，提出了懷疑。有人力主，要像徹底否定“文革”那樣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
對此，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作出了回答。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作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鄧小平說：
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想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所以，給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對其中大多數人的處理，並給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 ①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作《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講話時，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也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 ②
中共中央於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一日發出《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一段時間以來，黨內外有一些同志由於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對反右派鬥爭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這是錯誤的。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應該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當時確實存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嚴重事實，我們堅決給以反擊，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不進行反擊，不取得這場鬥爭的勝利，全國就要陷於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亂，我們就不可能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
《通知》對“反右派鬥爭”的教訓作了這樣的總結：
反右派鬥爭的主要教訓在於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當作了敵我矛盾，以致造成擴大化的錯誤。今後全黨對於某一時期出現的重大思想動向和社會思潮，一定要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冷靜地、細緻地加以分析，查明來龍去脈，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判斷。問題發生在什麼範疇，什麼領域，就應當在這個範疇和領域內解決，而不要任意擴大，更不能“一刀切”，發動帶全局性的政治運動。一定要注意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質一時未能分清，要先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決不要把犯這樣那樣錯誤的人，輕易定為敵我矛盾。
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報告了關於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複查情況。
報告從一九五八年初被劃為右派的九十六名著名愛國人士中，選出二十七名影響最大的進行複查，予以改正的為二十二名。即：
章乃器、陳銘樞、黃紹竑、龍雲、曾昭掄、吳景超、浦熙修、劉王立明、沈志遠、彭一湖、畢鳴岐、黃琪翔、張雲川、謝雪紅、王造時、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馬哲民、潘大逵。
不予改正、維持原案的五名：
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
報告的第二部分是關於“章羅同盟”問題。儘管“章羅同盟”一案是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親自定下的，報告還是予以否定。報告說，當時章伯鈞與羅隆基並不存在聯盟，但有呼應。
報告的第三部分，是關於召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以統一對反右派鬥爭的認識問題。
報告中所列五名不予改正、維持原案的右派，是為了證實在一九五七年確實存在著右派，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
在這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乃是人們所料之中。但是，列上彭文應、陳仁炳，未免令人費解。這可能是基於以下考慮：
一、應有上海方面的代表人物；
二、彭、陳當時就被稱為“章羅同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三、彭文應至死不認錯，被看作“態度頑固”；
四、陳仁炳當時還活著，似乎在五名之中應該有一名活著的不予改正的右派。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黨的決議形式對“反右派運動”作了正式的結論：
這一年（引者註：指一九五七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乾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對於“反右派運動”的“不幸的後果”，其實毛澤東也有所察覺，只是毛澤東所說的“不幸的後果”不同罷了。
那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澤東在第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頗有所感地說：
“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麼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
確實，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之後，作為“不幸的後果”，那就是毛澤東的“一言堂”。這“一言堂”以至發展到“一句頂一萬句”，開始了那更為不幸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