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從美國紐約出版的一九九四年第九期《中外論壇》雜誌上，讀到了《暮年回首》一文，作者是已經步入暮年、九十高齡的孫大雨教授。
孫大雨寫道：
如果說新月諸人中只有我還苟延殘喘於世，倒是事實；但由於我後半生遭遇坎坷，被剝奪和浪費掉數十年寶貴時間，因此我的“文學業績”並不為多……
孫大雨所說的“新月”，亦即新月派。新月派是因組織新月社（一九二三年）和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三年）而得名的文學流派。代表人物胡適、徐志摩、梁實秋、陳源（陳西瀅）都已西去，孫大雨確實是新月派惟一的健在者。
孫大雨所說的“被剝奪和浪費掉數十年時間”，便是從他被打成“右派”開始的，甚至可以說是從肅反開始的。在全國幾十萬右派分子之中，雖說大都蒙受又降級、降職以至開除公職、下鄉勞動的，但是被關進監獄的並不多。孫大雨卻受到起訴，並關了六年監獄！所以，他在“暮年回首”時，不禁長嘆“被剝奪和浪費”的時間實在太多！
正因為這樣，孫大雨在《暮年回首》中，把自己和當年的清華同學梁實秋加以比較：“總結起來我一生只有十一部著譯。梁實秋先生以散文譯筆譯竣了莎士比亞全集這一浩大工程，完成了他早年的宿願。”
孫大雨和梁實秋號稱海峽兩岸兩大“莎劇權威”。梁實秋在海峽彼岸，沒有什麼“運動”找他麻煩，所以他的時間得以充分利用，終於獨力完成了莎士比亞劇作的全部中譯工作，而孫大雨在海峽此岸，“被剝奪和浪費”的時間太多。所以，孫大雨先生的新作《暮年回首》，是發人深省的。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除了提及“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之外，還在談到知識分子時，專門提到了孫大雨：
你那麼多的知識，為什麼犯錯誤呀？你那麼厲害，尾巴翹得那麼高，為什麼動搖呀？牆上一蔸草，風吹兩邊倒。可見你知識不太多。在這方面，知識多是工人，是農民裡頭的半無產階級。為什麼孫大雨那一套，他們一看就知道不對。你看誰人知識高呀？ ①
其實，孫大雨教授確實是大學問家。他的父親，也是大學問家——父親孫廷翰，是清朝翰林呢！
孫大雨，本名孫銘傳，生於一九零五年，浙江諸暨人氏。他於一九二二年入北京清華學校。一九二六年入美國新漢布什爾州達德穆學院。此後入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專攻英國文學，潛心於莎士比亞研究。一九三零年秋回國，出任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等教授。
孫大雨在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又加入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擔任幹事會主席。他曾積極地參加過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民主鬥爭，擁護中共的政治主張。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在上海面臨著解放的前夕，他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組織的“上海解放工作委員會”，做了許多工作……
上海解放後，他出任復旦大學教授。
在一九五七年，孫大雨的“鳴放”與眾不同，曾一度轟動上海。
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文匯報》載孫大雨如此說：
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寫信給陳市長（引者註：即陳毅市長），因為我在協商會議上，看到市人民委員會的名單，我有意見，就寫信給陳市長，揭露潘漢年有問題，他搞一個醜惡分子集團。上海統戰文教工作搞得很不好，潘等應負責。如人民委員會的某某人等，就是醜惡分子集團中的人，是潘漢年扶植起來的。陳市長在二月九日邀我在文化俱樂部談話。當時在座的有柯慶施、劉述週、陳其五。陳其五一見我就說：“你反黨，反政府！你跟張孟聞、王恆守、陳子展反黨、反政府！”陳其五並且不止講了一次，講了四五次，我可以要陳市長和柯書記作證。我說：“這問題很嚴重，你有什麼根據？”他說：“根據很多，現在不可以給你知道”……
孫大雨提到的陳其五，當時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長，孫大雨的“頂頭上司”。由於陳其五說他“反黨，反政府”，使他很是想不開……
孫大雨的“驚人之舉”，如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所報導的：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市政協會議上誣告市高教局局長陳其五、中共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以及教授漆琪生、作家章靳以等二十多人為“反革命集團”，並且幾次向毛主席、週總理等中央領導人提出誣告信。整風開始以後，孫大雨更加瘋狂起來，六月六日，在中共復旦大學黨委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他又提出大批“反革命”名單，說《解放日報》社和《新聞日報》社內部也有“反革命集團”。七月三日與五日，他繼續擴大名單，誣指司法部部長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也是“反革命分子”。孫大雨這种血口噴人的無賴行為，上海市市長陳毅和其他黨政領導人曾幾次給予勸告，但他置之不理，反而變本加厲。到現在為止，被他誣指為“反革命分子”的已經達六十多人。
今日看來，孫大雨的“驚人之舉”，幾乎不可理解。可是，在當年，孫大雨卻有著他的邏輯，他的理由。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謝循初先生，和孫大雨一樣，在肅反運動中都受到過審查，而上海高等學校的肅反工作是陳其五主持的。據謝循初後來揭發，孫大雨曾這樣對他說過：
“你看，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也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們為什麼作為重點被鬥爭呢？事實很明顯，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當反革命分子鬥爭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①
孫大雨正是依照“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當反革命分子鬥爭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的邏輯，把許多人看成是“反革命分子”，說成是“反革命分子”。
今日的讀者定然會笑孫大雨的邏輯是何等的幼稚以至荒唐。可是，他在肅反運動中被當成“重點”鬥爭，心靈受到極大的刺激，以這樣邏輯看待那些誤鬥他的人，卻是可以理解的。連孫大雨自己都說，他成了“思想戰線上的唐·吉訶德”。
孫大雨的“驚人之舉”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些被他指為“反革命分子”的人，理所當然群起而攻孫大雨。
於是，孫大雨不光是大會批、小會鬥，而是受到法律懲處。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陳其五等十六人對孫大雨的控訴狀》，孫大雨吃“官司”了！
這十六人是：
陳其五上海市高教局局長
楊西光復旦大學副校長
李正文高教部副司長
蘇步青復旦大學副校長
章靳以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
漆琪生復旦大學教授
全增瑕復旦大學教授
曹未風上海市高教局處長
楊豈深復旦大學副教授
李振麟復旦大學教授
徐燕謀復旦大學教授
程雨民複旦大學講師
謝受康復旦大學學生處副處長
龍文佩復旦大學助教
雷蘭《解放日報》職工代表
魯平《新聞日報》職工代表
《控訴狀》寫道：
被控訴人孫大雨，自解放以來，處心積慮，多次捏造事實，一再肆意污指公開誹謗控訴人等為反革命，企圖陷害成罪。最近以來，孫大雨更假借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之名，變本加厲，又大肆公開誹謗，其用心之險惡，令人忍無可忍。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提起控訴。
……
孫大雨是別有用心，以誣陷好人為反革命來掩蓋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陰謀。所有孫大雨的誣告誹謗，陷害好人行為證據俱在，且屬屢教不改，顯已觸犯國家刑律，構成犯罪，為了維護國家法律和保障控訴人等的合法權利，請依法偵告，提起公訴。
審判的結果可想而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孫大雨有期徒刑六年。
於是，孫大雨被送往蘇北農場“勞改”。
不過，他畢竟是著名民主人士，“勞改”了三年，便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回到上海。
他原住上海茂名大樓高級公寓，如今只能回到他的老宅——上海城隍廟後面一座年久失修石庫門房子。
他蟄居於這祖傳的老屋之中，才透了一口氣，卻又飛來橫禍。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間，忽然在孫大雨家附近的一口水井裡，發現一支生鏽了的手槍。
本來，此事跟孫大雨無關，可是有人卻以為在附近的居民之中，只有孫大雨扔手槍的可能性最大。於是，一群戴著紅袖章的人，便衝進孫大雨家。
孫大雨據理爭辯：“我只是個做學問的老頭子，我和武器從來沒有緣份，我只需要筆和紙……”
可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造反派們硬說手槍是孫大雨扔到井裡去的。他們用塑料鞋底打孫大雨，打得孫大雨耳朵出血。從此，孫大雨聽力日衰。
這場橫禍，使孫大雨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這才勉強起床。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又是一群人突然闖進孫家，把孫大雨帶走了。從此，孫大雨被投入監獄。那時，說抓就抓，無法無天。到了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又突然把孫大雨釋放了。說放就放，沒有說明任何理由。
孫大雨回家後，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又有人突然闖進來，宣布孫大雨為“反革命分子”。據告，這一決定是在一九七零年七月作出的。
孫大雨被搞得稀里糊塗……
終於，這些“糊塗賬”到了了結的時候了。
一九八四年，孫大雨收到了《關於孫大雨教授錯劃右派的改正結論》公文，全文如下：
這時的孫大雨，已是七十九歲的老人了！
孫大雨意識到大量的時間“被剝奪和浪費”，想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他每晚七八點開始譯書，一直工作到翌晨六七點鐘。可是，畢竟年歲不饒人，疾病“剝奪”了他的工作權利。
正因為這樣，孫大雨在他的新作《暮年回首》中，把自己和梁實秋相比，不禁喟然長嘆。
其實，倘若梁實秋在海峽此岸的話，恐怕也難逃一九五七年的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