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禁區'，你別來採訪我！”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下午，當我去上海體育館對面的大樓裡採訪復旦大學老教授陳仁炳先生時，他幽默地對我說。
陳仁炳先生自稱“禁區”，是因為據告他是“五人”之一。
所謂“五人”，是指在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報告經中共中央審批同意，全國“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中央一級的民主人士共五人，即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
在這五人之中，四人皆已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唯有陳仁炳先生尚健在。
這麼一來，陳仁炳成了惟一活著的中央一級“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當然也就成了“禁區”。
我慶幸在一九八六年闖進了陳仁炳這個“禁區”。此後，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上午，陳仁炳先生就不幸去世了。於是，“惟一活著的中央一級'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也到那個冥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據陳仁炳先生告訴我，他生於一九零九年中秋節，換算成公曆也就是九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湖北武昌一個基督教徒家庭。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文學院社會系，同年自費赴美國留學。先在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獲社會學碩士學位，然後於一九三六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這年秋天回國，任教於武昌華中大學。他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這位頭髮灰白、面目清癯的老教授，指著牆上掛著的博士證書，風趣地對我說：“幸虧這博士證書是用羊皮做的，很結實。在'文革'中，紅衛兵想撕掉它，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團，扔在牆腳，被我撿回來了。所以，我現在把它高掛起來，作個紀念。”
陳先生還告訴我，他的博士論文長達三百七十三頁，在“文革”中丟失了。幾年前，他給美國母校寫信，詢問能否複印一份當年的博士論文。美國很快就給他寄來了，因為博士論文在美國學校是作為檔案保存的。
陳先生說，他原本有一房間的書，內中有不少英文原版書，在“文革”中全被抄走。後來發還“抄家物資”，竟然只找到一百零九冊！
陳先生說，在一九五七年，他是作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遭到批判的。他記得當時的報紙有過報導。
根據陳先生的提示，我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上，查到了這篇報導，題為《陳仁炳承認是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骨幹分子陳仁炳，最近初步交代了他反對黨的領導反社會主義的一些活動。
陳仁炳承認他是羅隆基反黨集團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說，他從一九四七年起就靠攏了這一集團，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起完全參加了這個集團。一九四九年民盟召開中央四中全會，羅隆基提名他當選了中央委員。在那次會上，羅隆基打擊史良等盟內的進步人物，陳仁炳為羅隆基作“打手”。那時，羅隆基經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張東蓀、費孝通、曾昭掄等在範樸齋家裡開會研究策略。在一九五一年的民盟中央組織宣傳工作會議上，陳仁炳和羅隆基小集團的其他成員激烈反對民盟的階級聯盟性質，怕有非資產階級分子參加進來。羅隆基還和陳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過潘大逵的工作問題。最初他們認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圖南關係搞得不好，工作不順利，準備把他調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傳部，繼而一想中央宣傳部已有曾昭掄，同時四川非常重要，羅隆基認為潘大逵在四川總比不在好，先抓一個副主委也好。此後，羅隆基、浦熙修到上海來，和陳仁炳都有密切來往。陳仁炳還說，他在羅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漸增高，因為他比彭文應更加“埋頭苦幹”。羅隆基原來想把彭文應搞上一個上海副市長的職位，後來又改變想以陳仁炳代彭文應……
陳仁炳又說：“這個反黨集團在上海的成員除他以外，還有彭文應、趙文璧、孫大雨、孫斯鳴、韓鳴等近二十人。他們的活動策略，是特別針對知識分子對黨不滿的三種情況，即有職無權、外行領導內行和失業問題，到處挑撥，到處放火。”
陳仁炳自己供認，他在電影、京劇、地方劇、文學、出版、閱覽等方面都放過火。他利用言慧珠對工作安排的意見和言的丈夫失業問題，煽動群眾對黨不滿。在文學界，他曾特別地請王西彥等作家在文化俱樂部吃飯談話，後來就利用談話材料，加以誇大，到處渲染……
文中提及的言慧珠，是上海京劇院著名女演員。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言慧珠的文章《陳仁炳的鬼把戲》一文，說道：
“陳仁炳表面上擺出一副好像替我鳴不平的偽善面孔，骨子裡卻是販賣向黨進攻的私貨，不惜捏造事實，假借名義，挑撥上海京劇院黨的領導和演員之間的關係。我們京劇演員飽嚐過舊社會的貧困、壓迫、污辱的痛苦，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條件都優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說任何一個京劇演員打心眼裡都會感到社會主義社會比舊社會的社會制度好一千倍，一萬倍！陳仁炳的挑撥伎倆是徒勞的。”
顯而易見，言慧珠是“奉命批判”的。她不這樣“奉命批判”，過不了“反右”關。雖說言慧珠總算過了“反右”關，卻難逃“文革”關。一九六六年，“文革”鑼鼓敲響不久，她就上吊自殺，離開了“左”風日盛的人世……
《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還曾發表署名董代的《“火線入盟”》一文，稱陳仁炳為“放火專家”。文章寫道：
放火專家陳仁炳就是一個“火線入盟”的“發明人”。他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放了一把野火，的確構成了一條鬥爭非常激烈的“火線”，而且他親自督戰，召開五次燒火的座談會。他在會前就做了一番準備工作，並且責備了上影民盟支部“軟弱無能”，“鬥爭性”不強，而且在這樣一個大廠中只有七個盟員，怎麼能派用場，任大事呢？他要大發展也有“路線”的，不是隨便發展的。他要找的是一貫對黨不滿，有情緒的，有牢騷的，有歷史包袱的……等等，但是他還要對這些人來一次“考驗”，來一個“火線入盟”。五次座談會就是一場火線戰鬥，他找來的是符合他的要求的人，在會上極盡煽火的能事，於是在這條“火線”上就充滿了“對黨的誹謗謾罵和對民盟的恭維歌頌”。這個放火專家陳仁炳就從這條“火線”上挑選起對象來，在五次座談會的過程中，從七名盟員發展到三十三名盟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增加了四倍，而這些人就稱之為“火線入盟”的人了。
陳仁炳有了“放火專家”的“頭銜”，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文匯報》上發表了這樣的諷刺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