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是我錯”的“歌聲”中，自然少不了費孝通。
費孝通作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作者，在“反右派運動”中成為醒目的攻擊目標。
不過，最初費孝通並不以為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是沒有“明辨是非”罷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費孝通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主持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表示要和“右派分子”們劃清界限，言外之意即他並非“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報導《知識分子的改造自始至終是改變立場問題費孝通在反右派鬥爭中提高一步》。報導說：
“費孝通表示，他有決心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他要跟共產黨走，不跟野心分子走。”
費孝通自稱只不過是“立場不穩”，其原因乃由於“嚴重的溫情主義”，如此而已！報導說：
費孝通分析他立場不穩，是因為他具有嚴重的溫情主義。因而使他不能明辨是非，當機立斷，劃清界線。對於錯誤思想，有些是看到了，但沒有爭；有些覺得不對頭，但不清楚錯在哪裡；有些還覺得有道理，甚至加以附和。
他舉例說，他在六月八日那天，見到《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 》的社論時，覺得太猛了，空氣太緊張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無罪”、“以理服人”的發言。只是在第二天看到《人民日報》把他的發言和陳新桂同意他的話小標題聯繫了起來，他才明白他給右派分子打了掩護。他說，在這劃清思想界線的緊要關頭，他卻發出那種似是而非的言論，那是錯誤的，對人民是有危害的。
費孝通說，他立場不穩還表現在對儲安平的態度上。他在報上看到了儲安平“黨天下”的荒謬發言時，首先想到的是“壞了，他說錯話了。為什麼他不多請幾個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當時他儘管覺得他們倆人看法有區別，但是不妨“百家爭鳴”。費孝通說，一直等到工人出來說話了，他才覺悟到這是件大事，在這件大事上他“沒有對儲安平盡到朋友的責任，也沒有及時地在原則上和他的思想劃清界線。”
很快的，“反右派運動”的烈火燒到費孝通頭上。他的那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被定為“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第一聲號砲”。這下子，他當然也就被劃入“右派分子”之列，而且被稱為“章羅聯盟”的“軍師”。
“轉變”了立場的《文匯報》，於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發表張立雲的《論知識分子的政治氣候——駁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對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進行了批判：
“在這篇惡毒的文章裡，他列舉了許多被他自己有色眼鏡歪曲了的事實，極力描述知識分子的所謂苦悶、懊惱，情緒低沉，藉以證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窒息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張立雲的文章還指出：
“從反右派分子的鬥爭中，我們深刻體會到這篇文章背後所隱藏著的政治目的。他通過歪曲事實、搬弄是非、誇大缺點、抹煞成績……等手段，把解放後的中國科學、文化戰線描寫得一團漆黑，否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所取得的偉大成績。藉以挑起知識界對黨的不滿，使知識分子離開黨，跑到他們手下去，跟著他們走，在他們的號令下，向黨進行政治鬥爭。最終把黨打下台去，使社會主義滅亡，資本主義復闢。所以有人說，費孝通的文章，是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第一聲號砲，這估價是一點也不錯的。
“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費孝通所夢想的'春暖花開時節'是意味著什麼。那就是來個資本主義之春，開朵資本主義之花。”
無可奈何，費孝通也只能唱起“是我錯”。七月十三日，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不得不作了題為《向人民伏罪》的發
費孝通的發言一開始，就這樣“伏罪”道：
“我向人民伏罪，繼續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為揭露章羅聯盟的陰謀作見證。”①
費孝通揭露了自己的十幾條“罪行”。內中的一條寫及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費孝通寫道：
我寫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稿子曾經羅隆基看過，他慫恿我發表。這篇文章用了晦澀隱蔽的手法，傳出了落後知識分子的心情，起到了刺激和啟導作用，把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情緒勾動了起來。更應當和章羅聯盟的陰謀聯繫起來看，這篇文章確是一個開放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向黨進攻的信號。我接受並感謝李達、夏康農和楊東莆等三位代表對我的批判和幫助。我應當進一步自己批判。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