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羅聯盟”成為中國一九五七年的最大冤案。當年的報紙，上上下下一片討伐之聲。
筆者找到一本“石人編寫”的《章羅聯盟罪行錄》，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該書的第一章為《右派的神經中樞》。現摘錄若干，可見當年“章羅聯盟”是何等可懼的形象：
“章羅聯盟”就是以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陰謀集團。章伯鈞和羅隆基都是民盟的副主席（章伯鈞還是農工民主黨的主席）。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野心家，在反共反社會主義上目標一致。他們在去年就秘密地結成了有綱領、有組織、有行動的陰謀集團。他們企圖在中國製造一次類似匈牙利的叛亂事件，然後他們來“收拾殘局”，取而代之。
該書指責“章羅聯盟”為“有綱領”、“有組織”、“有行動”。
所謂“有綱領”：
先來談一談他們的政治綱領。這就是：要從動搖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入手，企圖用資產階級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用英美式的議會制度來代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用資產階級的兩黨輪流執政來代替民主集中製。章伯鈞去年曾鼓吹資本主義還有生命力，他說：“為什麼有生命力呢？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就是生命力。”章伯鈞主張在中國實行兩院制。 “章羅聯盟”提出的“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組織退出基層單位”和所謂的“黨天下”等一系列的主張和謬論，就是要削弱直到取消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領導。他們在外交方面，反對“一面倒”，不贊成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在文教方面，則反對黨的領導。這一切說明了他們的企圖是要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
所謂“有組織”：
為了實現以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章伯鈞和羅隆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就進行了一系列的組織活動。他們把親信安插到民盟中央的許多工作崗位上，有計劃地排斥民盟主席沈鈞儒和其他民盟裡的左翼進步分子，並極力爭取一些中間分子參加他們的集團，以達到控制民盟的目的。章伯鈞把農工民主黨的中央執行局變成他的御用機關。他們又通過儲安平和浦熙修、徐鑄成篡改了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的政治方向，使這兩個報變成他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喉舌。
這個陰謀集團有盟主，有軍師，也有大將和走卒。費孝通、曾昭掄等就是軍師。許多大將各有據點。如北京是陶大鏞、黃藥眠等，西南是潘大逵、趙一明、舒軍，山西是王文光，浙江是姜震中，上海是陳彥之，廣東是鍾平，廣西是林煥平，安徽童車五，青島是陳仰之，甘肅是楊子恆，陝西是韓兆鶚，河南是王毅齋等等。各地據點又有嚴密的組織和分工。
所謂“有行動”：
這個陰謀集團在黨宣布開展整風運動以後，便以為時機已到，大舉進攻。他們先從挑撥文教界、科學技術人員與黨的關係開始，誣衊黨不能領導知識分子，不能領導科學技術。他們利用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發表大量的反動文章，呼風喚雨，推濤作浪，煽動知識分子對黨不滿。章伯鈞和羅隆基還密室策劃，利用民盟中央的名義，組織了科學規劃，高等學校黨委製，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職無權四個工作組。他們首先加緊了“科學規劃”和“高等學校黨委製”這兩個工作組的活動，分別制定了兩個反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鼓吹科學研究應自發進行和民主辦校，造謠說共產黨建議撤消學校的黨委製。他們把火點到所有有民盟右派分子活動的高等學校裡去，上下串連、呼應。光在北京就有陶大鏞、錢偉長、吳景超、龐熏琹等人公開提出民主辦校，企圖把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工藝美術學院的黨員負責人“轟”出去。
章伯鈞還派出農工民主黨的五員大將，分別到山東、河南、東北、上海、北京等地，專找一些對黨不滿的人開座談會。一個月內，在北京就組織了五百人先後舉行了二十幾次座談會，煽動群眾向黨進攻。 《光明日報》、《文匯報》也派出大批記者到處點火。
這本《章羅聯盟罪行錄》所勾劃的，正是當年“章羅聯盟”冤案的形象寫照。
該書還稱“六教授”為“章羅聯盟的智囊團”。所謂“六教授”即錢偉長、曾昭掄、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
該書揭露了“章羅聯盟”在全國各地的“系統”：
在上海設下的一支“伏兵”，即沈志遠、陳仁炳、彭文應、王造時、孫大雨、楊兆龍、陸詒等，內中沈志遠為民盟上海主任委員；
“章羅聯盟”在四川的“主帥”為民盟四川主任委員潘大逵，潘的“哼哈二將”為趙一明、張松濤；
華中“主帥”為民盟湖北主任委員馬哲民，形成所謂“馬哲民集團”：
“山西頭目”為民盟山西省籌委會副主任委員王文光；浙江的“右派秘密集團”是以民盟浙江主任委員姜震中和副主任委員宋雲彬為首的；
湖南的“親信”則是民盟湖南省委秘書長杜邁之……這樣，“章羅聯盟”成了全國性的“右派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