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那最繁忙的時刻，在頻頻向全黨發布反右派指示的時刻，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上海的《文匯報》。
毛澤東早就不滿於上海《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所以，在那特殊的年月，毛澤東幾乎天天要看《文匯報》。
在這裡，要披露一樁小插曲。
在毛澤東對於右派的總攻擊令即將下達的前夜，《文匯報》已敏感地察覺形勢可能有變，於是在那“多事之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發表了笪移今的文章《知識分子應怎樣對待整風》，以粉飾門面。
笪移今的文章指出，知識分子要認識黨有偉大的氣魄。黨是以全國人民意見為製定政策的依據的，是大公無私、敢於公開承認錯誤、糾正錯誤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不是黨的本性所固有的東西，而是某些黨性不純的黨員在執行黨的方針時，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從團結人民出發所產生的後果。整風，就是黨以實際行動來表明克服缺點的決心。
為此，笪移今以為，知識分子們在幫助黨整風中，應該做到：
一是“要學習整風文件”；
二是“要掌握和風細雨的精神”；
三是“要明辨是非”；
四是“要提出解決矛盾的辦法”；
五是“要從幫助整風來改造自己”；
六是“要領會整風運動的實質”。
翌日，毛澤東就看了笪移今的文章。果然，毛澤東很讚賞此文，給秘書胡喬木寫了一段批示：
應當說，毛澤東對此文的評價是頗高的。
也就在毛澤東寫下這一批示的時候——六月七日，笪移今在上海受到了猛烈的攻擊。
笪移今是上海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由於他六月六日在《文匯報》發表了那篇文章，又由於他六月七日在復旦大學教師座談會上作了一番類似於那篇文章的發言，當即在會上受到某些教師的抨擊。
據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人民日報》報導，笪移今那天在座談會上說：“現在黨在整風，邀請黨外同志提意見幫助黨來整風，這正說明了黨的大公無私，說明了黨很重視群眾的意見。”笪移今接著要求教師們採用和風細雨的辦法，幫助復旦大學黨委整風。
《人民日報》的報導說，笪移今的發言，被一些教師所打斷。他們說：“我們不要聽你的教訓！”“不要給我們上課！”“不要浪費時間！”還有人罵他“無聊”、“無恥”……
既然毛澤東對笪移今的文章作了“轉載在顯著地位”的批示，而笪移今又在座談會上受到攻擊，《人民日報》理所當然迅速在顯著地位予以轉載。
奇怪的是，《人民日報》竟然沒有予以轉載！
這看來令人不可思議。其實，那是因為毛澤東已經著手把反擊的目標對準《文匯報》。既然《文匯報》是“資產階級方向”，那麼《人民日報》轉載笪移今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文章，豈不是在支持和肯定《文匯報》嗎？
就在這時——六月十日，毛澤東在《文匯報》第三版上讀到了一篇批評《文匯報》的文章，立即批示《人民日報》在六月十四日加以轉載。
這篇文章，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姚文元的《錄以備考——讀報偶感》。
毛澤東又一次精心地選擇了突破口，借用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批評《文匯報》的文章作為“由頭”，發起對《文匯報》的反擊。
更為巧妙的是，姚文元的文章中還批評了《光明日報》。毛澤東借助姚文元的文章，一箭雙雕，一石二鳥，同時發起對《光明日報》的反擊。
在當時，《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是中國兩家黨外大報。毛澤東正是選擇了這麼一個不可多得的“由頭”，一下子把這兩家黨外大報置於密集的火力網之中，而這兩家報紙又恰恰是“右派”們的基地。
這一回，毛澤東不僅僅是讓《人民日報》轉載一下姚文元的文章就罷了，而是親自動手寫了一篇署“《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的重要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同時在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
毛澤東所寫的，就是《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是自打響反右派戰鬥以來，毛澤東首次公開發表的批駁右派的文章。
舒湮是劇作家、電影戲劇評論家。他原名冒效庸。在一九五七年，他在極為偶然的機會，見到了毛澤東所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手稿，見到正在寫作這一文章時的毛澤東。
舒湮曾這樣回憶：
一九五七年夏季，一個偶然的因素，使我在中南海又見到了毛澤東。事情是從我父親冒廣生（鶴亭）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引起的……
六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派車來接我父親。我是奉命陪同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去見黨和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車子在靜夜飛速駛向府右街，穿越懷仁堂，北折進入中南海甲區，一瞬間於游泳池畔戛然而止。從甬道轉入，只見一頂碩大的帳篷覆蓋池邊，一張辦公桌和一方八仙桌，幾把藤椅，一個小鐵床，一隻帆佈軟榻，這就是毛主席夏令臨時辦公和休憩的處所。警衛員先行入內通報。毛澤東立刻自餐桌旁邁步伸出手來說：“冒先生，歡迎你！”……
毛澤東看見了我父親發表的有關整風文章，於是話題便從這裡開始。
“老先生講得好啊！”他的神采奕奕。 “你講，如果說共產黨沒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風？批評是幫助黨員糾正錯誤。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我父親自稱行年八十又五，經歷幾個朝代，從未見過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共產黨員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聖人的吧？
毛澤東不住頷首傾聽。
“我對主席的'雙百'方針，起初懷疑會不會把思想搞亂。後來一想，各人的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國家有道，則庶人不議。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只要以國家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為目的，那就叫爭鳴也可，叫和鳴也可。”
領袖以肯定的語氣鄭重宣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我覺得在這種場合毋庸置喙，便移坐餐桌右首，偶一轉眸，無意中望見鄰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紙上密密麻麻的毛澤東批改的墨跡，但見露出標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我心頭一怔，忙不迭轉臉眺望一箭之遙的游泳池，此刻清澈見底，水不揚波。誰知太液池下的風浪正在洶湧激盪，而我還木然……①
舒湮還回憶道：
我父親起立告別。毛澤東握著我父親手說：“我過幾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來北京。”
毛澤東一定要送我父親。他指著一泓碧波說：“我每天就在這裡游泳。”他走了一程忽然停步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現在黨內整風。共產黨能把這樣大的國家治理得如此好，國勢的強大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我父親略一思索，繼續說：“我記得佛經上說過，一頭雄獅也不免為身上幾隻蟣虱所苦。蟣虱雖小，害莫大焉。請務必提防！”
我父親引證佛典，意在說明整風當在黨內進行，其敗壞黨風的亦在作風不正的黨員，非他人所能敗壞之。
他側身向我，沒聽清楚兩個字，是否指的那種寄生於人體和動物身上白色的小蟲子？說時，他用姆指捻著食指形容著。
我立即回答：“主席，正是的。”
“講得好呀！”他趕上一步，用嚴肅的表情，右手搭著胸口說：“我一定牢記在心上。”
九旬老人冒廣生先生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次談話後的幾個月，他就被“擴大”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隊伍中去了！毛澤東除了寫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之外，還為新華社親筆寫了一則轉發這篇文章的新聞導語，全文如下：
（新華社十四日北京電）人民日報編輯部就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資產階級政治方向。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意見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由於這篇《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是毛澤東反擊右派的重要戰略部署，故全文照錄於下：
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六月十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導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卻在一個短時期內，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不准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導，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在這一點上，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一些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不只文匯、光明兩報如此，不過這兩報特別顯得突出罷了。錯誤觀點是可以研究、考慮和批判加以改變的，我們對他們期待著。從最近幾天這兩個報紙的情況看來，方針似乎已有所改變。黨外報紙當然不應當辦得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它們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其他報紙一致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著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又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展開辯論，以求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也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也應當考慮、研究、批評這個錯誤觀點。教條主義的新聞觀點和八股文風，也是應當批判的。這一方面的東西是很討厭的。黨報，包括本報在內，在這一方面犯有錯誤。這一方面的錯誤，在辯論中也必須展開批判。這樣一來，在新聞問題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於此。並且藉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毛澤東此文由於是以新華社電訊發出，所以除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外，全國各報紙都予轉載，造成了極大的政治影響。
二十四歲的姚文元，也就因此一躍成為中國的政治新星。可以說，那篇《錄以備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
由於毛澤東把反擊的矛頭指向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於是，人們開始對這兩張黨外報紙進行“搜索”，細細審視著在那大鳴大放中所放出來的種種右派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