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擇了六月八日作為對右派實行總反攻的日子，除了由於六月六日盧郁文在會議上公佈了匿名信，而且在六月六日發生的另外兩件事，使毛澤東感到了形勢的緊迫——六月六日是多事之日。
就在六月六日，毛澤東對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作了批示：
這份簡報是陸定一在六月五日專門報送毛澤東的。陸定一還為此寫了一信給毛澤東。毛澤東閱畢，就在陸定一的信上寫了這一批示。
簡報是反映北京大學有一個學生寫了一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油印散發後，在學生中產生很大的影響。這篇文章稱，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毛主席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澤東理所當然地關注這一簡報反映的動向，加緊了反擊右派的部署。
也是在六月六日這一天，發生了“六六六事件”。請不要誤會，這“六六六”不是農藥，而是“六月六日這天章伯鈞召開了北京六教授會議”。
這“六教授”是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
此外，還邀了民盟辦公廳主任葉篤義，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閔剛侯。
這“六教授會議”是六月六日上午十時，在北京南河沿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由章伯鈞緊急召開的。
後來，據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光明日報》所載章伯鈞被迫所作的交代稱：六月五日下午，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三教授前來他家，說是大學裡學生鬧風潮。錢偉長說清華大學的情況很嚴重。他們研究民盟該怎麼辦？
於是，章伯鈞在翌日召開了“六教授會議”。
會議的參加者、民盟中央常委閔剛侯，後來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揭發”文章《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
閔剛侯“揭發”：
會議一開始，章伯鈞說：“現在學校的情況十分嚴重，請大家來研究並考慮民盟在運動中應該怎樣工作。”
曾昭掄說：“今天學生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因為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個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出亂子。”
費孝通說：“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鈞說：“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鐵托成為反對派，一個是中國的毛公繼承了列寧主義。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人士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想來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眾所周知，一九五七年的這種“揭發”材料，可信度是很差的，失真度是很高的，雖說堂而皇之登在《人民日報》上。
這種“揭發”，在六月六日當天，迅速地通過內部途徑，傳進了毛澤東的耳朵，促使毛澤東對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錯誤的情報，導致錯誤的判斷；錯誤的判斷，導致錯誤的決策。
就在六月六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為反擊右派進行了部署。
這一指示發給“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內蒙古自治區黨委”。
毛澤東明確地發出了準備反擊右派的指示，稱這是一場“思想戰爭”、“政治戰爭”：
“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我們必須打勝仗，也完全有條件打勝仗。黨內團內一部分右傾分子叛變出去，是極好的事，切記不要可惜。”
毛澤東還要求對左中右進行“排隊”：
“北京的情況證明，各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和許多機關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反動的分子不過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幾是中間派和左派。請你們注意將你們的單位人數，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
這就是說，反擊尚未開始，已經事先把左中右劃好了！一旦總攻擊的命令下達，朝預定的右派目標開火就行了！
在這一指示中，毛澤東發出一項通知：
“毛澤東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及三月間在宣傳會議的兩次講話（引者註：前者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準備於六月十五日左右在報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