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另一位比流沙河還小三歲的青年作家，也在“大風大浪”時浮時沉。
此人便是王蒙。
雖說王蒙不過二十三歲，倒也頗有點來歷：
他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北京沙灘——也真有緣，那裡如今是中國作家協會總部的所在地。一九四五年，十一歲的王蒙跳級考入初中時，就受到中共地下組織的影響。一九四八年，十四歲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看得出，他是一個在政治上早熟的人。
王蒙在文學創作上也是個早熟的人。一九五三年，十九歲的他便寫出了處女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這部小說，曾於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日報》和《文匯報》選載。
王蒙自一九五五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小豆兒》。
一九五七年初，王蒙居然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那是在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一口氣談到了三位青年作家，即二十三歲的王蒙、三十歲的李希凡和二十四歲的姚文元。
毛澤東談及王蒙的話最多：
王蒙最近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此人二十二歲（應是二十三歲），把王蒙調查一下，是個青年人。這篇小說有缺點，需要幫助他，對待起義將領也要幫助，為什麼對青年人不採取幫助的態度呢？我們許多的文化人和胡風是有分別的。對於他們要又批評又保護，在保護下批評。
王蒙寫正面人物無力，寫反面人物比較生動，原因是生活不豐富，對生活情況不熟悉，也有觀點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為什麼中央附近就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如果照有些同志的觀點，以為中央附近不會出官僚主義，那就要對寫小說的人割肉了。
總之，我們對人民中的錯誤，採取如何處理的方針，有大量的人是沒有弄清楚的，我們要採取保護的方針，應該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以使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說王蒙的小說時間不對地點不對（不該寫在北京，不該在這個時候來寫），這就沒有說服力。我們黨內經常有不正常的東西存在，在全國有很大的成績和威信之下滋長了一些壞的作風，就叫違法亂紀、橫行霸道。我們的國家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王國，真正的無產階級據說不到一千二百萬，這一千二百萬中也還發現有國民黨中將，為什麼說共產黨的缺點是不能揭發的呢？黨的統一戰線實際上贊成的還是少數，我們講過要“統籌兼顧，各得其所”。
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從幫助別人出發，我們有些同志不從幫助出發，而以一腳踢倒，最簡單的辦法是開槍，這是國民黨的作風。社會上還有一部分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但最大量的是小資產階級，這是我們客觀的現實，合作社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農不滿，學生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以上。雖然如此，但多數人他們都不搞匈牙利，我們有許多同志就怕匈牙利事件。
任何事情都有兩種屬性，匈牙利事件又好又不好，把不好的事變過來就是好事情；我們有些同志喜歡用片面性來反對片面性，這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是教條主義的方法。
王蒙這篇小說是一篇沒有寫好的作品，但要幫助。
緊接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又一次詳細地談到了王蒙。
毛澤東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內中並沒有提到王蒙。其實，收入《毛澤東選集》的這一講話，後來經過刪節和修改。筆者的兄長當時在浙江黨的部門工作，他在出席浙江省的一次會議時，收到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印發的《毛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當時的記錄稿。由於是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作為正式文件印發的，所以要比“文革”中紅衛兵的傳單要可靠得多。
這一記錄稿上，有這麼一段關於王蒙的話：
有個人叫王蒙，大家包圍他，想剿滅他，總而言之，講不得，違反了軍法，軍法戎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麼幾個人，寫了那麼幾篇文章。現在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教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我們在軍事時期搞慣了，過去這個時期叫革命，我們黨就是搞這一套的，叫做階級鬥爭，這方面確實有些學問，有些辦法，這裡面也產生了一些簡單化、行政命令。因為革命的時候，就是率領廣大群眾向敵人鬥爭，不能猶豫，有許多事情不能從容討論，需要迅速，於是養成了一種作風，有許多同志在新的情況下也就只有那個經驗，只有那麼一點辦法，特別是在軍隊裡面工作久了的人。
現在，圍剿王蒙，也是解放軍圍的，就是開個團，把他包圍起來。這當然不好。
另外一種人是否定一切，沒有一點好事，工人、農民的事業，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這樣大的事業幾億人口所進行的這個偉大斗爭，似乎沒有什麼好處可說，一團黑暗。這就會使人喪失信心，也不合乎事實。一切都好，這不合乎事實，不是一切都好，有很多毛病，有很多缺點、錯誤；也不是一切都不好，要加以分析。最近，我們有一位同志，叫鐘惦棐，舉他為例，他是講電影問題，他在這方面做了一件好事，引起許多人發表文章，揭露電影事業中間的錯誤、缺點。這些人的文章我們管電影事業的人必須要注意，他們所揭露的那些壞事統統應該加以改正。至於批評者，是有片面性，有錯誤。錯誤的要加以批評，講得正確的應該改正。
在一月七日《人民日報》上四個人發表聲明，那個東西是不好的，並且傳錯了，說是我贊成。我就不那麼贊成，今天又當著你們大家再說一遍，很不贊成。我講過，這幾個同志是出於什麼呢？說他們忠心耿耿，為黨為國，這對不對呢？我看也是對的，他是要保護黨，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他有那麼一種情緒，就是毒草的情緒，其實王蒙這些東西不是毒草。百花齊放，放了這麼幾個月，百家爭鳴也只幾個月，據他們估計是成績甚少，壞處甚多，牛鬼蛇神都出來了，大勢不好，大有不可終日之勢。這個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因此，他們就那麼急。方針，他們似乎也贊成，其實看來就是懷疑這個方針，他們在方針上有問題。他們的方法叫作短促突擊，沒有分析的，沒有說明力的，人家看了文章不服的，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這個人我也不認識，我跟他也不是兒女親家，（笑聲）我就不服。
這兩派，據我看，他們的方法都是形而上學，都是毒草，都要批評。但是，要以治病教人的態度去批評。對待這些同志也要運用這個原則，要幫助他們。共產黨裡面有這樣的人，他們不過是代表，他們代表很多人，代表很多共產黨員，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難道共產黨以外五百萬知識分子裡面就沒有了嗎？我看也有這兩種人，無非也是教條主義，也是機會主義，有右派，有“左”派。我現在講的“左”派不是真正左派，是有引號的左派。也是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毛澤東的這兩次講話迅速地傳了開來。台灣報紙以《毛澤東也看小說》為題，報導了毛澤東關於王蒙小說的談話。
其實，那是因為王蒙的小說引起了爭議，毛澤東特地找來看。
毛澤東提到的王蒙小說，即《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於一九五六年九月號《人民文學》雜誌。
這篇小說在發表前，《人民文學》編輯部對這位文壇上“新來的青年人”的小說作了仔細修改，不僅把原來的篇名改了，而且對作品的內容也作了很多改動。
對於《人民文學》的修改，王蒙是不滿的。王蒙在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七年五月召開的北京文學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上，談出了自己的意見：
“我深深感到，對於某些報刊說來稿子給編輯部以前，你是主動的，稿子給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但是，哪個作者能為了保持主動地位而只寫稿不投稿呢，所以總的來說，作者就沒有什麼主動了。
“希望編輯同志處理稿子時多幾分社會主義的同志態度，少幾分商人氣，江湖氣。希望編者對作者平等看待，盡力克服店大壓客或客大壓店的現象。”①
王蒙並不遮掩他的不滿情緒，雖說他明白他只是“一個初學寫作者”，原本“不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編輯同志爭。”當他的小說《小豆兒》一九五五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時，被刪去了三分之一，他還只是“小有不滿”。這一回，他直言不諱了：
“《人民文學》編輯部對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細節上的一些更動以外，我覺得主要是從這麼一個考慮出發的：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確些。……
“原稿為什麼有許多'不明確'呢？一方面，是由於藝術表現方面的缺少經驗，有一些含混、羅嗦的文字。這些經編者刪改以後，作品更精煉、完整些；一方面，卻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緒更加'明確'了，是有某些不恰當的地方的。”②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發表，就引起文壇的注意。作品中的“不健康情緒”引起了爭議。李長之在一九五七年一月號《文藝學習》上發表《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李希凡則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文匯報》上也發表了一篇《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大約正是這些爭論，使毛澤東注意起王蒙，注意起《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對李希凡的評論不以為然，雖說他在一九五四年曾熱烈地支持過這個“小人物”對於專家俞平伯的批判。所以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那次談話中，在談完王蒙之後，就這樣談及了李希凡：
“李希凡這個人開始寫的東西是好的，後來寫的幾篇也沒有什麼特色了，應該讓他生活在實踐中，過去當小媳婦時兢兢業業，而當了婆婆後就扳起面孔了。用教條主義來批評人家的文章，是沒有力量的。”
此後，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毛澤東在致詩人袁水拍的信中，又一次談及李希凡：
“李希凡宜於回到學校邊教書，邊研究。一到報社他就脫離群眾了，平心說理的態度就不足了。請你和他商量一下。”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爭論引起毛澤東的注意，而毛澤東的注意益發使這篇小說為文壇矚目。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光明日報》特地綜合報導了對於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情況。
同年五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王蒙的文章《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王蒙寫道：
“最近一個時期，我寫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引起了爭論，受到了不少批評；這些批評大多數都提出了正確、有益的意見，教育了作者。我深深體會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作品需要批評，就像花木需要陽光雨露似的；我體會到黨和同志們對於創作的親切關懷，嚴格要求，與熱忱保護，我要向幫助自己免於走上歧路的前輩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謝意。”
王蒙作了自我批評：
“作者根本沒有用心想一想寫出積極因素的問題，他覺得小說篇幅有限，各有分工，這一篇就分工寫缺點吧！至於會產生什麼效果，沒有考慮。作者還隱約感到，如果一寫積極因素，由於通過積極因素的描寫，就必須反襯出對於種種消極因素的正確的、清醒的、有力的分析和批判，那任務才會艱鉅得多，作者隱約感到自己的'力不勝任'，於是就把積極因素繞開了。”
王蒙還表示“必須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緒”。他說：
“在形象思維的曲折道路上，任何一個岔道都可以把你引入迷途。我必須好好地學習理論，學習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認識生活；必須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緒，不僅'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情緒，都會對錯誤的、片面的認識起'鞏固'作用呢。”
王蒙說了這些話，也許就是因為毛澤東稱《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一篇沒有寫好的作品”。毛澤東的話，一錘定音，給《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彷彿下了“結論”。
至於毛澤東在講話中對姚文元則給予“高度評價”，這將在後面寫及這位在一九五七年升起的“政治新星”時，再詳細述及。
北京大學學生髮出“是時候了”的呼喊：
在大鳴大放中，大學生們也開始活躍。
北京大學向來是中國政治神經最敏感的所在。由於北京大學黨委號召大鳴大放，層層舉行教師座談會，也就促使大學生們加入了大鳴大放的行列。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沈澤宜和張元勳寫出了題為《是時候了》的詩，一時間，在北京大學，在首都高校，迅速傳誦開來：
對於北京大學來說，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是難忘的。這一天，北京大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學生們用大字報來鳴放。短短的三天內，大字報驟然增加到數百張之多。於是，學生們稱之為“五·一九”運動。
五月二十日，署名“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的題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前，人頭攢動。這張由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譚天榮寫的大字報，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萬不要發神經病，應該改一改那種聽到一句不習慣的話，就本能地反對那種條件或無條件反射，要不我說西郊公園（引者註：指北京動物園）比北大對你更合適。”
這位“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宣稱：
“我曾經痛苦的思考過，看過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經典著作，現在到底整理出一個眉目來。”
他整理出什麼“眉目”呢？那就是他寫的長篇文章《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他要求北大黨委“給我一間房子，讓我把自己的作品展覽一下”。
他氣度不凡，說起話來，口氣不小：
“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學的統治下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註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
譚天榮在他的大字報結尾，高呼五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社會主義民主萬歲！馬克思主義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
作為我的校友，譚天榮曾在一九九一年初贈我近著《哥本哈根迷誤》一書。雖說時光已飛逝三十多個春秋，他依然是那樣以哲學的目光研究著物理學。
他是湖南人，生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七年，二十二歲的他正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上四年級，共青團員。
我參加過批鬥他以及沈澤宜的大會。自然，他逃不脫被錯劃為“右派”的命運。
此後，他“勞動”了二十二年。直至一九七九年，他才開始在湖南湘潭大學物理系任教。自一九八三年起開始在雜誌上發表論文。一九八六年，他調往青島工作，他致力於量子力學、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的研究。
如今，沈澤宜在浙江工作。筆者在一九九七年浙江的文學月刊《東海》上，讀到沈澤宜的一組詩歌新作以及對於當今詩歌創作的見解《渴望生命》。
在《渴望生命》一文中，沈澤宜還是保持著學生時代那種憂國憂民的思緒。他對九十年代的中國詩壇發出抨擊之聲：
“詩正在被漂亮朋友們斷送，在搔首弄姿、附庸高雅中走失悲劇精神，已被擠進角落仍試圖保持它自詡清高的貴族身份……
“悲劇精神的失落，痛感的失落，也就是詩歌生命的失落，是詩不再被讀者認同的最深刻的原因。”
他的九十年代的文章，依然響著一九五七年發出的《是時候了》的焦慮、憂傷、激憤的情感。
在初版出版之後，筆者接到北京大學校友、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劉發清教授來信，提及應該補充劉奇弟。
他說：
“在北京大學的學生'右派'之中，除譚天榮之外，第二號人物應是物理系三年級學生劉奇弟。
“劉奇弟是中國第一個貼大字報說'胡風不是反革命'（大字報標題似乎是《為白毛女伸冤》）。他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法辦，冤死獄中。”
劉發清教授當年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三年級學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補為“右派”。接著，發配到甘肅農村勞改。 “改正”後調回廣東。他說，在新聞專業五四級近百名學生中，有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數學系五四級六十來名學生中，劃了二十個“右派分子”。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中文系教工黨支部書記樂黛雲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北京大學“右派分子”總數多達五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