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中國當代史上沉重的一頁。
李維漢在回首一九五七年那場驚天動地的反右派鬥爭時，心情是沉重的。手中的筆也是沉重的。一九八四年，在他即將離開這個世界時，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內中這樣談及一九五七年：
我當時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對反右是積極的，錯誤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責任。對於一切被誤傷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這場反右派的後果很嚴重，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和家屬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不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僅是他們本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據統計，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餘人。其中，相當多的人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和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工商業者。全國五十五萬餘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少數在原單位留用，也大多用非所長……
李維漢，老資格的中國共產黨人。他是湖南長沙人，出生於一八九六年，原名李和笙，又名羅邁。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便和毛澤東、蔡和森一起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入黨介紹人便是毛澤東和蔡和森。此後，他擔任中共第四屆、第五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二七年他主持了著名的“八·七”會議，擔任會議主席，並與瞿秋白、蘇兆征組成中共臨時中央局。此後，他曾任中共中央部長、中共陝甘省委書記、延安中央黨校校長。從一九四八年底起，出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直至一九六四年，達十六年之久，後擔任統戰部顧問。他可以說是一位“統戰元老”。
在一九五七年，李維漢不僅擔任統戰部部長，而且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等要職。
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李維漢曾坦誠地寫出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的心態：
對於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於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以及反右派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我當時思想上沒有懷疑，生怕跟不上，指導思想同樣是'左'的。因此，在民主黨派、工商聯，黨外人士中間堅決貫徹執行這些指示……
儘管李維漢“生怕跟不上”，堅決貫徹執行了一系列“左”的指示，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號召之後，李維漢還是被作為“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被批判。在半年之中，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四十多次部務會議，批判李維漢。
一九六三年五月，李維漢寫了“政治思想檢查”，內中提到在“幾十年內”“消滅資產階級”，這是李維漢經過四十多次批判之後“提高”了的“認識”。報告送呈毛澤東主席。毛澤東親筆加上了一句：“甚至幾百年時間。”這就是說，在中國開展“階級鬥爭”，要延續到“幾百年”之久！
李維漢終於“跟不上”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他再度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部務會議上受到批判。這年十二月，他被撤銷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之職。
緊接著，一場比反右派鬥爭猛烈十倍、百倍的“階級鬥爭”風暴，席捲全中國。十年浩劫開始了！李維漢淪為階下囚，身陷囹國八年多，被遣送到湖北咸寧，得了結核性腹膜炎。他親身嚐到了“階級鬥爭”的滋味……
蒙客觀存在了十年大災大難，使李維漢變得冷靜、清醒。這位八旬老人在耄耋之年開始反思、沉思，寫下一百多萬字的《回憶與研究》。
他重讀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的種種言論，感慨萬千：
“我在這期間發表的一些文章、講話，缺乏全面、歷史的分析，對同我黨長期合作、並且早已宣布具有階級聯盟性的民主黨派，簡單地宣稱為'它們過去和現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
“把在一九五六年初已經宣佈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重新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
“對已經交出生產資料，處於由剝削者向勞動者轉變過程中的工商業者，斷言'他們基本上沒有拋棄資本主義的反動立場'。這些估計，否定了一九五六年以來我們黨和我個人對他們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中已經取得的巨大進步和深刻變化的正確評價，是'左'傾思想的表現……”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一日，八十八歲的李維漢病逝於北京。可貴的是，這位資深的統戰部長在離世之前，留下了大徹大悟的話。須知，他在一九五七年，是反右鬥爭的重要組織者、領導者之一，能如此坦率地否定自我，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在他晚年，差不多每月要收到百餘封要求平反冤案的信，這些信大都原是統戰對象。李維漢不顧年老多病，非常認真地逐一處理，以盡量解救那些因自己工作的失誤而受委屈受冤的人們……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開始的“文革”，其實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開始的反右派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把“左”的思潮提高、擴大到一個新的地步，造成全局性的十年內亂，把一個好端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差一點推到崩潰的邊緣。
地震學指出，大地震發生之前，總有小震、預震。如果說“文革”是一場大地震的話，預震便是在一九五七年。雖然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已經有過幾次小震：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由此開始了“新中國建立後第一次對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大規模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鐘洛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由此“全國展開了對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批判”；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發表《編者按語》，由此發動了一場“反胡風運動”。
這三次小震，“震級”一次比一次高，如同“步步高”。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的廣度、深度，大大超過了前三次小震。
此後，又經過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一九六三年開始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左”的思想不斷升溫，終於導致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引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關於“文革”，筆者寫了總題為《“四人幫”興衰》的王、張、江、姚四部長篇。此外，從各種角度論述、記敘“文革”的著作也正在不斷問世。然而，關於沉重的一九五七年，迄今還沒有一部專著加以剖析。
筆者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目睹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北京大學是全國的“右派中心”之一，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師生竟達五百多人！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和《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歌聲，那一次又一次批判大會，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年輕的心靈，第一次受到了“階級鬥爭”暴風驟雨的洗禮……
歲月飛逝。轉瞬之間，我也“知天命”了。這些年，我除了采寫“文革”長篇之外，把目光投向那難忘的一九五七年。我在北京、上海以及全國各地採訪了眾多的當年的“大右派”、“名右派”，請他們回首話當年。一九八五年，我寫出了《離人淚——葛佩琦傳》，在《文匯月刊》第六期發表後，我收到眾多的讀者來信，他們對“大右派”葛佩琦的坎坷經歷及家庭的苦難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緊接著，我發表了中篇《斯人獨憔悴》，以帶淚的筆寫了“七君子”之一、“大右派”王造時的人生坎途；寫了記述“大右派”傅雷的悲慘命運的《傅雷之死》……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鄭州、上海採訪，寫出了六萬多字的《撩開“章羅聯盟”的迷霧》。在章伯鈞親屬以及陳新桂先生、葉篤義先生、陳仁炳先生等等親歷一九五七年風暴的核心人物那裡，了解了第一手情況。此後，我又為龐薰琹先生、葉篤義先生、陳仁炳先生等等經歷一九五七年風暴的核心人物那裡，了解了第一手情況。此後，我又為龐薰琹先生寫了《帶淚的畫筆》，為彭文應先生寫了《諍友》，如實反映了他們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其中特別是《諍友》，在發表時彭先生的“右派”問題尚未得到改正。 《百花洲》發表後，引起統戰部門的重視，特地派人向我詳細了解彭先生情況，為他落實政策。
我曾赴四川雅安，採訪了當年的“右派”李天德，為他寫了《九死一生獻國策》，在《民主與法制》雜誌發表。雖然李天德當年只是個“小右派”，但是他的那顆赤誠的心，感動了眾多的讀者，大批讀者來信飛到他手中。
在進行這一系列採訪的同時，我詳細查閱了大量檔案材料。漸漸地，使我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全過程有了全面的了解。
我終於萌發了寫作一本系統記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長篇念頭，以填補這一空白。我又作了許多補充採訪，寫出了這本。
早在一九七九年，我曾為我的老師、北京大學副校長傅鷹教授寫了報告文學《磊落》。他在一九五七年被毛澤東稱為“中間偏右的典範”，才免於災難。傅先生說過這樣的話：“科學只能給我們知識，而歷史卻能給我們智慧。”一九五七年已經過去三十多個春秋，那場風暴早已凝固成為歷史。儘管對這段歷史如何評價，仍紛紜不一，但是，歷史的準則是實事求是。我想，以冷峻的目光重新審視那一段歷史事實，會給人以啟迪，以教益，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