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草除根，搜捕在繼續進行，考驗在順序延伸。母親被捕入獄，15歲的彭國濤成為孤兒，四處漂零，躲藏到大山深處，過著野人般的生活。
1931年，紅軍在荒無人蹟的破廟裡，找到了“野人”彭國濤。
中共寧都第一任縣委書記，牽著這位烈士遺孤，在彈痕累累的紅旗下宣誓。
那年，她16歲，加入“共青團”，被派往父親戰鬥過的會同區，就任會同區蘇維埃婦女部長。她的工作範圍涉及幾十個村，十幾里方圓。
動員和組織婦女擁軍、支前、打草鞋、慰問紅軍、護理傷兵……踏著父親的足跡，彭國濤積極性特別高，似有兩條生命，風風火火地工作。很快，會同區蘇維埃成為白軍的眼中釘，肉中刺。
1933年仲夏，一個月黑風高夜，乘蘇區邊緣空虛之機，白軍的大刀會摸進區蘇維埃，見人就殺。惡狠的大刀把門板剁爛之際，彭國濤翻身跳出圍牆，仗著身子靈巧，逃得一條性命。慢她一腳的區蘇維埃老文書，命喪黃泉。
為了阻擋白軍入侵，為了報仇，就要有強大的紅軍。
此後，擴紅成為她最重要的工作。上級說：蘇區能否生存、鞏固，就在於紅軍的多寡。必須不斷地擴紅，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蘇維埃就勝利了。
彭國濤擴紅擴了一百多人，她不知道一百萬是多大的數目，只是走村串戶，一家一戶上門做工作，一個人一個人地動員。不知是不是因為沒有擴大到一百萬紅軍，紅色政權沒有很快取得勝利，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馱上馬背，撤離了中央蘇區，她擴紅的一百多人也跟隨離開。
一走，就走得很遠很遠，一走就走了十幾年。
白色恐怖四處瀰漫，她又成為當局追捕重點，似一條孤魂，在大山間飄泊，又過上了野人的生活。
時光在遊蕩中消失，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人就會想到死，想到死時她就會想到“考驗”，既然是考驗，那就要活著，即使是為了考驗。
敵人對她的追捕鬆懈下來，她的年齡也已長了上去。一般人家的女子，十六七歲嫁人，她二十歲仍找不到婆家。因為，彭澎太出名了，彭澎的女兒也跟著“出名”。
在親屬的撮合下，四處流浪的她，嫁了個國民黨33旅的大兵。姓黃，名叫黃國文，一個老實巴交的壯丁。
本想尋一棵小樹庇蔭，沒料到，卻是找到“蒺藜叢下躲雨”。
夫家原本家徒四壁，被她一“高攀”，雖無治罪，卻受株連，立即銷差，扒掉軍服，取消俸祿，淪為苦力。
這對苦難夫妻，新婚期間便為生計所困，一個幫人挑水，一個幫人洗衣。這是最辛苦、廉價的勞動，一擔水才賣一分錢，洗小孩的衣裳月薪4毛，洗大人的衣裳月薪5毛。即是如此，也沒有多少衣裳來洗，他們得不停地攬活做。除了挑水，黃國文砍柴賣、幫人挑擔、打豬印，彭國濤則幫人裁剪衣服、做釦子、幫人站櫃檯。
望眼欲穿。 1949年7月，當年的紅軍終於回來了。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她重新參加工作，擔任了會同區南當鄉婦女主任。在攻克翠微峰的系列戰鬥中，她積極支前，擔任了負責檢查、處理女俘的工作。由於工作出色，1950年，她調任梅江區（城關鎮）婦女部長兼優撫主任，駐第四街街政府協助工作。她沒日沒夜，忘我工作，為紅色政權的鞏固、發展，風風火火地奔走。
1951年，作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她隨南方老革命根據地代表團，受邀前往北京中南海，參加了在懷仁堂舉行的國慶招待會，在天安門參加了國慶觀禮，受到了毛澤東、朱德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在北京逗留期間，朱德聽說老熟人彭澎的遺孤來了，還特別發出邀請，她應邀來到朱德總司令家裡做客，敘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數十年後，朱德的女兒朱敏，重訪老區寧都，還特意找到她長聊。
女人的榮耀，可能是男人的“災難”。黃國文，成為家庭中一個尷尬的角色。國民黨大兵的歷史，使他如履薄冰，戰戰兢兢。
1951年早春，幾匹來自北方的大洋馬，急促的腳步把鵝卵石巷道擊得直冒火星，馬群嘶叫，直奔米市巷彭國濤家。
“砰砰砰——”門被敲得很響。黃國文從門縫瞧見，大洋馬後面，威風凜凜，有3個身著軍裝，荷槍實彈的人。他被嚇壞了，估摸這夥解放軍是來捉自己的，想溜，腿腳抖得像篩糠，拼命使勁就是邁不開步子。
來者，是解放軍某部的劉師長，衣錦還鄉。當年，是彭國濤爬山涉水，去那個人跡罕至的山村，從牛背上把他拽下來，擴了他的紅。他把手中的竹鞭一扔，拖著兩條大鼻涕，兩腳泥水，走上一條光輝的戰鬥之路。飲水思源，劉師長不忘自己革命的引路人，特意來尋源謝恩。破屋裡，看到還很沒有“進步”的恩人彭國濤，劉師長帶她去走訪了專署專員、縣委書記、縣長。
臨別，劉師長悄悄地但卻明確地勸她離婚：“一個紅軍幹部、烈士子弟，與一個白軍攪在一塊，會沖淡顏色哩！”縣里也有意，要讓她擔任縣委婦聯主任，可是，她還不是黨員，紅光灼灼的縣委婦聯主任，背後立著個白軍大兵，那政治影響肯定不好。
蘊意婉轉而明確，何去何從？
這是一個政治難題，也是一個人生考驗呀。結婚之日起，木訥的老公就在思想、經濟、生活上，日愈處於從屬地位，連她生育的兒女也統統隨母姓彭。解放後，他成為一名菜農，與她的干部身份拉大了距離。遲鈍的丈夫，也屢屢感覺到自己存在的彆扭，多次提出：會妨礙她的前途，就……
在仕途與良心的考驗之間，她躊躇許久，最終戰勝誘惑選擇了後者。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一個善良者，出於一種善良的本能，她不能傷害無辜，傷害相依為命十幾年的老實人。
在當時，這被認為是政治思想覺悟不高，階級立場不穩，沒有經受住考驗。
她的入黨延期了。既不是黨員，那也不適於長期待在區委。
1958年大躍進，城關鎮讓她到街道去籌建縫紉社。
初時，縫紉社十幾個家庭婦女，三四台縫紉機。經一年努力，業務不斷擴大，發展為有六個門市部，近百名職工，職工月薪從十幾元提高到30多元。
哪裡艱苦到哪裡去，1959年，縣里要在一片荒山坡組建光榮敬老院，又派她去負責。那是一樁更艱難的工作，而她的工資則相反，不但不升，反而降為月收入20多元。她很為難、猶豫不決，那時，她堅持不懈積極要求入黨，黨組織說：
去吧，要經受得住考驗。
她去了那片荒地，經受組織的考驗，更是經受人生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