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中旬，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為準備大會講稿，特意去了長岡鄉作調查。
毛澤東帶著秘書謝覺哉，警衛員陳昌奉、吳吉清一行數人，牽著馬匹，馱著鋪蓋，暮宿朝行，行了3天，一路說說笑笑，來到興國斂江河邊，剛在古樟樹下的渡口歇腳，貼著江面就飄來一支悠揚的山歌。大家噤聲聽歌，直到渡船靠岸。
船上下來一群姑娘，嘻嘻哈哈地跳上岸。謝覺哉興致盎然地上前招呼：“同志嫂，請問你們哪個是山歌大王？”姑娘們又是一陣嘻嘻哈哈，推出了一位瓜子臉的秀麗姑娘，說：“她，她就是山歌比賽第一名的山歌大王，名叫曾子貞。”曾子貞站在謝覺哉面前，靦腆一笑，美麗的臉龐顯出一對酒窩。她攏了攏烏黑的頭髮，亮開嗓子唱了起來。
謝覺哉剛到中央蘇區不久，屢屢聽到人們傳唱興國山歌，如今聽到真傳，樂不可支，連連嘖嘆：“哎呀呀，這下總算聽到了原汁原味的興國山歌，果然名不虛傳，名不虛傳。”幾年耳聞目睹，毛澤東對興國山歌感情頗深，情不自禁地說：“唱起歌來像畫眉子叫，難怪她們稱你是山歌大王。”毛澤東沒有認出曾子貞，曾子貞卻認出了毛澤東，她記得原先毛澤東對興國山歌有誤解的事。就故意唱道：
毛澤東哈哈大笑：“好哇，山歌大王真有本事，用山歌作宣傳，一下子就擴大了一個連的紅軍？！”曾子貞說：“擴大一個連的紅軍沒有假，表面上是我唱歌的本事，實際上是鄉里幹部平時工作做得好，關心群眾周到，工作方法靈活，讓當紅軍的人沒有顧慮，放心去當紅軍，上前線打白狗子，保衛蘇區，保衛土地革命果實。”“你看看，你看看，”謝覺哉興奮不已，“這位山歌大王確實不簡單，唱得好聽，說得比唱得還更好聽，有當政治部主任的水平。”毛澤東問：“請問同志嫂，你們是哪個鄉的？”曾子貞：“上社區長岡鄉。”毛澤東暗暗叫絕，真個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打瞌睡碰上了枕頭。他不露聲色地說：“山歌大王，你說鄉干部工作做得好，能不能用山歌唱出來？”“這個有什麼難。”曾子貞張口就唱：
毛澤東問：“山歌大王，你唱的可都是真的事？”
曾子貞答：“鼻子底下有嘴，不信你可以去問問。”“好，”毛澤東道，“我們就是來問問的。”“哎，”一位姑娘警惕起來了，問，“請問你們幾個同志哪裡來的？”陳昌奉搶著答：“我們是瑞……”毛澤東接過話頭：“我們是累了，能不能帶我們去長岡鄉休息一下？”“要休息很方便，”那姑娘盯緊不放，“你們到底是哪個部門的？”
毛澤東：“我們是《紅色中華》報社的。報紙登了好多表揚興國、長岡的文章，有的人不太相信，我們特地來查訪、核實一下。”
“要核實也容易，我來帶你們去吧。”曾子貞攔住那個姑娘的盤問，故意不揭穿其中奧妙，又跳到船上。
過河幾里，遠遠地幾個青年婦女在犁田，毛澤東一行看見挺奇怪，按贛南風俗：女子是不能下田的。這裡的女子怎麼下田，竟然還操犁呢？問：“婦女犁田，人家不會笑話？”曾子貞也不答話。朝田間喊：“玉英姐，有人問你事。”李玉英“籲――”一聲，把牛吆住，過來答話：“開始，女人犁田不但會有人笑，而且會指著後背罵，說婦娘子犁田遭雷打，播種不發芽。我們才不怕呢，晚上，幾個人偷偷地到河邊沙灘上學犁耙，犁頭都打壞了好幾個，現在，我們女子代耕隊，天天為紅軍家屬犁田，也不見雷公打哪個。”人們都和著她笑了起來。毛澤東笑著問：“你們代耕一畝田，要多少工錢？”“要什麼錢喲。”李玉英說：“紅軍在前線打仗，我們幫人家做點事還會收錢？連茶飯都是各人自己帶得來。”一行人進了村，來到火叉塘屋場，迎面一幢新房子。路過新屋時，毛澤東發現，新屋的梁椽間夾有火燒的舊料，駐足觀看。屋主馬海榮就說：“不久前失火，燒了一間半屋。鄉互濟會救濟我六吊錢，大家幫工、捐木料、捐磚瓦，幾天工夫又把房子蓋起來了。”毛澤東邊看屋子邊問：“有沒有村幹部來幫忙？”馬海榮笑容可掬：“鄉干部都來了，村幹部更來了，村幹部做了工都回自己家裡吃飯。你看，那根大樑是村代表主任捐的，他會做木匠，量了尺寸，做好了扛過來直接上樑。”隔壁不遠，鄰居是軍屬劉長秀，家裡貼了好幾張立功喜報。毛澤東等人就進屋去看，問劉長秀：“當紅軍立功的是你家甚麼人呀？”劉長秀一邊端凳，一邊答：“一個是我老公，在一軍團，一個是我兒子，在三軍團。”謝覺哉豎起大拇指：“呱呱叫，呱呱叫，父子雙雙立大功！”曾子貞趁機說：“我唱山歌裡的事，有幾件是這家的。長秀嬸，你把政府關心你們家的事，講給上面來的同志聽一下……”毛澤東邊問邊記，不久，寫下了著名的《長岡鄉調查》一文。毛澤東號召：
“每個鄉蘇維埃都要學習長岡鄉的文化教育工作！”
1934年1月27日，在“二蘇大”會上，毛澤東讚揚說：“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們稱讚他們為模範工作者”，並發出號召“要造成幾千個長岡鄉，幾十個興國縣。”長岡鄉的名氣越來越大，興國山歌越傳越遠。
日也唱，夜也唱，那些日子，山歌成為了曾子貞生命的全部。她在山歌中咀嚼過悲痛，也在山歌中品嚐了愛情和歡樂。
就像今日的明星，山歌大王曾子貞身邊也有不少追星族。
有一個崇拜者，名叫賴明山。賴明山是個複員的紅軍傷兵。賴明山很年輕，比曾子貞還小兩歲，是個打矮爐子的小鐵匠。所謂打矮爐子的鐵匠，就是那種挑著爐子四處遊走，上戶串門尋活干的鐵匠。賴明山出生貧苦家庭，自小沒有文化，卻最喜歡聽，喜歡唱山歌。
賴明山特別喜歡聽曾子貞唱山歌，聽得入迷，經常挑著矮爐子，跟著紅軍山歌隊這山轉那山走。
到一個新地方，白天，他吆喝著打鐵，晚上，佔一個位子聽歌看戲。有時，山歌隊人手不夠就到後台去，找機會上前，幫一把手或者幫一下腔。
當過紅軍，又不是外人。大家對他也像隊里人看待，喚來喚去支使他。他叫唱就唱，叫演就演，一來二去，越唱越好，就能夠頂一個角色唱山歌。
一個人，真正投注感情唱歌，歌聲是會感動人的。
雖然，賴明山的聲音不宏亮，但歌聲很富有感情，給人一種特別的震撼。當謝昌寶在戰場上被打死後，賴明山丟掉了小矮爐子，正式成了曾子貞唱山歌的第二個搭擋。
兩個人，都是全身心投入地唱山歌，唱來唱去，唱出了愛情。
1934年，二人唱成了一對山歌夫妻。
紅軍長征離開興國的時候，曾子貞帶著山歌隊的同志，在五塘橋頭搭台子，流著淚水，唱了三天《十送紅軍》等歌曲。嗓子唱啞了，嘴巴唱出了血。
“新做斗笠圓丁當，送給哥哥上前方，保佑哥哥打勝仗；打敗敵人回家鄉。”“送郎送到筲箕窩，眼睛流淚嘴唱歌，願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一步一流淚，三步一回頭。朝夕相處的紅軍兄弟，一隊隊開走，她們唱著唱著，就唱不下去。紅軍戰士也是無限眷戀，淚眼汪汪……
以後的日子裡，千百次地，曾子貞回憶這送別的場面，只見紅軍千千萬萬列隊而去，翹首盼望，卻不見幾人能夠走回來……
紅軍長征離開興國後，日子就苦了。曾子貞夫妻跟著縣委打游擊，當時，她已懷孕8個月，整天挺著個大肚子，在山上轉悠，步履一天比一天艱難。
寒冬臘月，滴水成冰。
在均村鄉大山上，一個無遮無攔的山洞裡，曾子貞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荷英。
天寒地凍，衣衫單薄，凍得牙齒打架。可是，荒山上，除了呼嘯的北風什麼也沒有。有一位游擊隊員，尋找了一天終於找到了一籮筐礱糠，他把礱糠撒在曾子貞和嬰兒身上御寒。礱糠又怎麼能夠禦寒呢！不幾天，荷英就被凍死了。
坐月子，連飯也沒得吃。每天，跟著游擊隊們一起吃野菜苦熬，硬撐著跟游擊隊翻山越嶺轉移，有一次，在橋頭崗遇見了打游擊的曾山。曾山當時是江西省委代理書記，領導全省的對敵鬥爭，但他們也沒飯吃，沒衣穿，鬥爭十分艱苦。
1935年春，曾子貞等人在興國縣方太鄉的方山嶺休整時，整座山都被白軍包圍了。她與賴明山，還有一個叫柏翠的女幹部，一起突圍下山。
輾轉的山道上，一夥白軍衝上來，首先抓住了曾子貞。
“餵，你是紅軍吧？”當時，曾子貞手裡，牽著一個男孩子。連忙隨機應變：“我一個女人家，哪裡是什麼紅軍，我是一個富農婆，被逼得逃上山來的。”白軍就放掉了曾子貞，一會兒，又抓住賴明山，問他是不是紅軍。賴明山順口說自己是富農也就沒事。可他太老實，說話不會轉彎子，竟然說：“是。”就被白軍抓起來關進了監獄。
賴明山在監獄裡，做了兩個月的苦力才回家。
賴明山是個大老實人，他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山歌手，卻不能成為一個很好的革命者。
提到賴明山，曾子貞說：“老實人，就該老老實實地過活，沒有那個本事，就不要去惹麻煩。”出獄後平靜了一年。就有一個人來，叫賴明山去做地下黨的工作。不久，那人叛變，把賴明山供出去，又被國民黨抓到高興鄉的竹篙山集中營，打得皮開肉綻，差點兒送命。
好不容易，熬過那段流血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賴明山又成了叛徒，被揪鬥，整得死去活來，一輩子吃盡了苦頭。
紅軍北上後，曾子貞夫妻像沒娘的孩子一樣，感覺低人一等。因為她原先到處唱歌，名氣太大，認識她的人不知有多少，隨時都可能有災禍降臨。
那段日子，是曾子貞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光。由於白軍的搜捕，曾子貞有四五年不敢上街拋頭露面。後來，風聲不緊了，曾子貞曾悄悄地上過一次街。
來到縣城筲箕窩，這原是紅軍送兵的地方。
睹物思情，正懷念紅軍，冷不防，有個擺鹽攤子的女人竄出來，一把揪住曾子貞的頭髮扭打起來。
原來，此人就是蕃薯婆，她的小老公被曾子貞唱歌擴了紅。
蕃薯婆一邊揪打，還一邊哭罵：“打死你去，打死你去，就是你，宣傳我的老公去當紅軍，弄得我現在當寡婦婆。弄得我的小孩沒有爸爸……”此女人是個有名的潑辣婆。曾子貞掙扎著要走脫，不意，又有幾個婦女，聞聲撲過來扭打曾子貞，有的用手指擰，有的用指甲掐，有的用牙齒咬，蕃薯婆脫下鞋子用鞋底打她的臉。片刻間，打得她鼻青臉腫，鮮血直流……
當街受辱，給曾子貞帶來極大的刺激。伴隨著尖叫聲，那拼命的掐、擰、咬，凝聚多少暗怨、夙恨呀！如果是白軍，或者地主還鄉團打罵自己，理所當然，完全可以理解。但，卻偏偏是自家姐妹、紅軍家屬，用發自心靈深處的怨恨，毆打自己，要與自己拼命。
無意之中，自己竟成了兩邊的仇人。
那些個無盡的朝朝暮暮，曾子貞生活在黑暗之中，時時反省自己的革命生涯：
一方面，曾子貞認為自己沒有錯。為了革命，她不但先後把自己的兩個丈夫送上前線，還把自己四個兄弟，都動員上前線，全部英勇犧牲。作為一個女人家，自己還拼命上前線，雖然沒有陣亡，那是白軍的砲火沒有瞄準自己，但是，自己至今仍在承受著最大的犧牲。
另一方面，曾子貞又覺得，自己確實給別人帶來了悲劇和痛苦，正是因為自己的動員，人家的丈夫才告妻別子，毅然走上前線，最後犧牲，為世界留下了一群孤兒寡婦，在水深火熱中掙扎。
所有射向她的目光都帶著棘刺――充滿了哀怨、責備、仇恨。
她陷入了一種無法避免的兇殘之中。在那社會現狀的壓迫下，她絕望了。一切希望都蕩然無存，只有山歌無聲地在她心間運行。
1937年10月3日，國共合作，陳毅從贛州往南昌談判，途經興國。曾子貞與陳毅見面，痛哭流涕，敘述了自己的不幸。陳毅告訴她：“不管有多少艱難險阻，要相信革命一定會成功。”默默地堅持，默默地等待。
由於沉重的內疚感壓迫著，從此以後，曾子貞再也不敢上街了。擔驚受怕，每天以淚洗面，提心吊膽，像老鼠一樣地活在黑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