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大江東去

賀龍、周逸群、盧冬生到了上海後，直奔壽康里。此時的上海，經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已是一片白色恐怖。 南昌暴動之前，賀龍曾把他的兩個叔伯兄弟叫到身邊，這兩個人，一個叫賀文祥，一個叫賀文臣，均是賀龍的本家，賀龍在黔東銅仁駐防時，倆人投到賀龍身邊。賀龍見他們粗通文墨，就安排在軍中乾文墨差事。賀龍決心跟共產黨走後，知道共產黨沒錢養兵，就把賀文祥、賀文臣叫到身邊，把1萬元大洋的兌票交給倆人說：“二位兄弟，如今咱們二十軍人馬多了，而餉錢如舊，為了大家的衣食飯碗，咱們還得做些生意，賺錢養兵啊，這1萬大洋交給你們，你們到上海去做買賣。”賀龍又叮囑說，“知道嗎，這1萬大洋是弟兄們勒著腰帶省出來的，你二人要是胡亂花了，我可要你們的腦殼殼？”

賀文祥、賀文臣一齊說：“軍長放心，我們一定盡心盡力，把生意做好。” 這樣，賀文樣、賀文臣二人到了上海，在壽康里開了一個貿易貨棧，經營日用百貨，這貨棧由於本錢大，還挺賺錢的。這時節，賀龍參加了南昌起義。賀龍這次由香港輾轉來到上海，一路上，隨身的錢早已用完，輪船抵上海時，賀龍、周逸群、盧冬生三人，只有盧冬生還有5角錢了，在船上時三人便商量好，到上海後先到壽康里找賀文臣、賀文祥，一來解決吃飯問題，二來尋找黨組織。 話轉回頭。賀、週、盧三人上岸後，早已飢腸如鼓。盧冬生到了一個小食攤前，用5角錢買了3個燒餅，三人吃了，肚子打鼓的問題解決了，卻沒了乘車錢，只好憑兩條腿了，當下，三人便一步步地朝壽康里走去。

盧冬生，又名宋明，1908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一個礦工家庭。從小當學徒工。由於他聰明伶俐，得到東家的二少爺陳賡的同情，教他讀書識字。陳賡投湘軍後，盧冬生即到湘潭當學徒。 1925年，盧冬生參加湘潭碼頭工會清算老闆的鬥爭，後到湘軍唐生智部當兵，在這裡與在唐部直屬特務營當營長的陳賡相遇，陳賡將他調到營部當警衛員。南昌暴動之際，盧冬生隨陳賡退出特務營，護送周恩來秘密去南昌領導起義。起義部隊南下之際，盧冬生又隨陳賡調往賀龍的二十軍第六團一營。 賀龍、周逸群、盧冬生三人因無錢坐車，便在弄堂裡轉開了。 上海市是世界東方有名的大城市，街道縱橫交錯，尤其是那包羅萬象的弄堂，外人進去，真如進迷魂陣一般。三人又不識路徑，尋找起壽康里來，自然十分困難。直到三人走得精疲力盡，才總算把壽康里找到，哪知道，三人喜沖沖地來到那貿易貨棧時，竟如一瓢冷水澆頭，從頂涼到腳。原來，那賀文樣、賀文臣二人聽說賀龍人馬在潮汕失敗，賀龍生死不明，二人一合計，涼鍋裡貼黏餑餑——黏溜了。這二人將貨棧賣掉，把賣得的大洋卷巴卷巴往口袋裡一裝，就離開了上海。

賀龍見貨棧關了門，賀文祥、賀文臣二人又不知去向，亦不知這裡發生什麼事，三人不敢多停，急忙離開這裡，到了一街心公園坐下。這時候，三人走得又飢又渴又累，手中已分文皆元，真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三人互相瞅瞅，除了身上穿的一無所有。賀龍、周逸群正不知如何是好時，盧冬生忽然高興他說道：“你們先在這裡歇一會兒腿，我去搞些吃的來。” 賀龍問：“到哪裡去搞？” 盧冬生一指不遠的一家大門口說：“就到那裡。” 賀龍、周逸群抬頭一瞅，原來那家正在辦喜事，門前車馬如雲，賓客盈門，十分熱鬧。盧冬生整了整衣帽，來到那家大門前，站在那裡，高聲唱道：“一進大門喜洋洋，金童玉女站兩旁，太上老君來賀喜，王母娘娘扶新娘……”

盧冬生正唱著，有個廚子打扮的人出來說：“念喜歌的，後邊有雜燴菜，去吃吧，管飽。” 盧冬生說：“我不要剩飯，我要你們新出展的饅頭。” 那廚子聽了，心說：這個要飯的，口氣還不小。他看著盧冬生長得眉清目秀，從心裡喜愛，便說：“你等等。”說著，進廚房裡拿出了6個大饅頭，遞給盧冬生。 盧冬生接過饅頭，說：“掌櫃的，再多給幾個吧。” 廚子笑道：“你這小伙子，是莊稼佬不愛財，多多為善呀。” 盧冬生說：“今兒是你們辦喜事，也不在乎幾個饅頭。”說著又唱了起來，“金馬駒馱來了搖錢樹，善財童送來了聚寶盒，搖錢樹上拴金馬，聚寶盒里站金人……” 廚子見盧冬生口齒伶俐，拍了拍他肩膀說：“小伙子，你等著。”說著回身進了廚房，又拿出了4個大饅頭，給了盧冬生。盧冬生捧著饅頭和鹹菜，來到賀龍和周逸群面前，賀、週二人笑瞇瞇地接過饅頭，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

三人吃了些饅頭，又在一個自來水管前喝了些冷水，頓時來了精神，便起身尋找黨組織。他們按照組織上交待的接頭地點，到了福州路。這福州路一帶，多是要手藝的人，有修鋼筆的、剃頭的、鋦鍋的、修鞋的、縫窮的在一個貼著《槍斃閻端生》的京劇廣告牌子前，三人停下了腳步，在這牌子前，擺著個玻璃蓋子的木盒子，裡面放滿了各種鋼筆零件，一個著中山裝，戴禮帽，年紀約三十四五的人，正在認真地修理著一支鋼筆，賀龍上前問道：“先生，修一支筆要多少錢？” 那人抬頭看了一眼賀龍，說：“那要看修什麼牌子的筆了。” 賀龍說：“東洋貨。” 那人說：“如果要換金尖兒，就貴了，要5元錢。” 賀龍說：“少點兒行嗎？” 那人說：“少一分也不行。”

賀龍說：“那就5元吧，可我這筆沒帶身上，送府上行嗎？” 那人遲疑了一下，說：“行，送到我家裡也行，我家就在仁義裡3號， 找姓袁的即可。” 賀龍說：“好，我們一定到府上去。” 賀龍說完，即同周逸群、盧冬生一起，離開了這修筆的人，來到了仁義裡，找到了3號，見門緊閉著，賀龍按了下門鈴，不一會兒，有一半老女人來開門，見到了賀龍、周逸群、盧冬生，問道：“先生們有事嗎？” 賀龍說：“我是來修鋼筆的，到府上換金尖兒。”那女人聽了此話，立即將賀龍、周逸群、盧冬生三人讓進屋裡，又朝胡同左右看了看，見無人注意，復又把門關上。 這個仁義裡3號，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兒，在這點上工作的同志，叫熊瑾玎，系湖南人，曾是徐特立的學生，後來參加了革命，先在漢口工作，蔣介石在上海進行“四一二”大屠殺之際，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聯絡工作，他以修理鋼筆掩護身份。

賀龍等三人正喝茶之際，那修理鋼筆的人進了門，他快步上前緊握著賀龍的手，自我介紹說：“我叫熊瑾玎，是這個聯絡點的負責人，同志們貴姓。” 賀龍指著周逸群和盧冬生說：“他叫周逸群，這個小同志叫盧冬生，我是賀龍。” 熊瑾玎一聽說眼前之人是賀龍，立時激動他說：“哎呀呀，你就是北伐名將、南昌起義的總指揮賀龍。總指揮，我那老師徐特立昨兒還念叨你們呢！” 賀龍一聽，驚喜地問道：“徐老現在哪裡？” 熊瑾玎道：“也在上海，回頭我帶你們去見他。” 賀龍說：“部隊被敵人打散後，我真為徐老他們擔心。” 熊瑾玎說：“可不，我在上海，聽說起義失敗，一連幾天都吃不下飯，睡不好覺，還為此寫了一首詩呢。”說著，熊瑾玎取出本子，翻到一頁，周逸群接過一看，上面寫的是《懷徐師》，詩中寫道：

周逸群看完把詩念給賀龍、盧冬生聽，大家不由感慨一番，無不讚歎徐老雖年老而志堅的高尚品德。 當下，熊瑾玎安排賀龍、周逸群、盧冬生三人休息，又為他們換了衣帽。 第二天晚上，熊瑾玎把他們三人悄悄帶到了英租界內的一條橫巷。原來，這橫巷內的泰辰裡70號，是中共中央租的一處房子，專為南昌暴動而來的同志居住。就在賀龍等到來之前，張國燾、李立三、廖乾吾、顏昌頤等都住在這裡。張國燾那時經過戰鬥的驚嚇和連日的奔波，容顏相當憔悴，為了掩人耳目，張國燾就坡下驢，裝成了一個來上海就醫的教員，李立三充當了他的弟弟，職務是一家銀行的高級職員，陪兄長來上海看病，並順便做些買賣。這個住所是一幢兩層樓的單獨祥房，房東住樓下，張國燾、李立三等住樓上，樓上共6個房間，相當寬敞。

賀龍、周逸群、盧冬生三人來到這幢樓房內，張國燾正在屋裡躺著，他看見了賀龍等人，便掙扎著爬起來，握著賀龍的手，很是親熱地問寒問暖，賀龍見了張國燾腦袋上捏滿了紅點兒，不由問道：“國燾，你病得不輕啊！” 張國燾哼哼唧唧他說：“我倒沒啥。”又長嘆了一聲說，“賀龍啊，共產黨把你經營多年的老本兒都丟光了，你呢，也別上火，做買賣還有賠有賺呢。” 賀龍聽了，不高興他說：“國燾，你說的這是什麼話？我跟共產黨，可不是做買賣，你呀，不了解我。” 賀龍還要說什麼，李立三攔住了他的話頭，說：“文常，你到隔壁看看，有人看你來了。” 賀龍說：“誰呀？” 李立三說：“你一見就知道了。” 賀龍忙轉身到了隔壁房間，他推開門一瞅，不由驚喜地說：“恩來同志！”

說著，幾步上前，緊緊握住了周恩來的手，上下打量了周恩來一陣，很難過他說，“恩來，你瘦了。” 周恩來關切地問道：“身體還好吧？你為革命吃了苦，做了貢獻，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的。” 賀龍搖搖頭，面帶愧色道：“恩來同志，是我賀家不好，繳了械，耽誤了革命的前程。” 周恩來搖搖頭，用安慰的語氣說：“起義的失敗，不關你賀家的事，你們賀家，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次起義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義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武裝鬥爭的第一步！” 賀龍說：“恩來同志，我要求黨組織盡快給我工作。” 周恩來說：“你的工作，組織上已有考慮，你呢，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漢的家屬，我已派秦光遠去尋找。”又說，“賀龍同志，如今南京懸賞10萬大洋要你的頭，你要多加小心。” 賀龍說：“我這頭早就交給了共產黨。” 周恩來說：“是啊，所以我們黨對你的安全十分重視。” 對於黨組織的關懷，賀龍後來回憶道： 從香港到上海後，開始黨組織不清楚，黨派人找我賀雲卿，開始也不認得，一直跟我的線索找，說明共產黨真偉大，真了不起，好關心我呀！ 對於賀龍的家屬，秦光遠亦於武漢找到。在賀龍“東征討蔣”之際，其家屬均留在了武漢。當賀龍參加了南昌暴動，唐生智即下令查封了二十軍武漢留守處和賀龍的私宅，其眷屬均聞風而逃。秦光遠費了很大周折，才將賀龍的親眷找到，帶回上海。賀龍為此，甚為感激。 賀龍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來看望賀龍，二人促膝長談，賀龍對南昌起義的失敗談了自己的看法，賀龍認為起義失敗原因雖然諸多，然極重要的有兩點，一是不該繼續打國民黨的旗幟，二是沒有沒收土地給農民。談到今後的打算，賀龍說最好是回湘西拖隊伍。 李維漢說：“中央打算要你去蘇聯學習。” 賀龍聽了搖搖頭說：“中國字我還認不得幾個，去學那洋字碼，不是讓我登天嗎？幹革命說一千道一萬，得有槍桿子，我看我最好是去湘西拖隊伍。” 李維漢點了點頭說：“我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去不去由中央來定。” 又說，“起義以來，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決定，我再通知你。” 李維漢把賀龍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作了匯報。當時，中央己決定劉伯承、林祖涵、賀龍去蘇聯學習。中央之所以要派賀龍去學習，一方面想提高他的文化軍事素養，一方面是他在國內的目標太大，出國可免遭不測。 這當兒，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和翻譯劉紹文來看望賀龍。羅明那茲是有名的暴動專家，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同賀龍握過手後，挑著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語說：“你的，革命的精神，是這個。” 賀龍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這個，為了中國革命，你拋家不顧，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讓我佩服。” 羅明那茲說：“南昌暴動失敗了，這裡有個責任問題。” 賀龍說：“我是總指揮，我要負主要責任。” 羅明那茲說：“責任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已經作出了決定，你有責任，但不是主要責任，我們今天不提這話。”羅明那茲又了解了一下賀龍家中情況。 賀龍說：“我的家屬都已到了上海。” 羅明那茲說：“中央要你去蘇聯，因為你的目標大，蔣介石，出錢10萬元。” 賀龍說：“我還是去拖隊伍吧，至於蔣介石的懸賞，一張爛紙。” 羅明那茲與賀龍告別時，給賀龍留下了幾千元錢，賀龍雖然對這位共產國際代表不了解，但還是頗為感動的。 賀龍雖然提出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從賀龍的安全和方方面面考慮，還是決定他去蘇聯，並定於11月17日與劉伯承。林伯渠一起啟程。賀龍只得做好出洋準備。就在即將啟程的前一天，中共的一個秘密機關被敵人破獲，敵人得知了賀龍已抵上海的消息，一時間，警探四布，賀龍無法再行動，只得秘密躲避，這樣，劉伯承、林伯渠動身去了蘇聯，賀龍留了下來。 轉眼一個月過去，賀龍見暫無去蘇聯的可能，便決心去湘西拖隊伍，賀龍對周逸群說：“逸群，我還是去拖隊伍吧，你了解我，中國字還認不得幾筐，看那洋字碼還不是看天書？我搞了十幾年槍桿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就是了，過去我是個人搞，如今是共產黨領導我了，我是信心百倍啊！” 周逸群說：“文常，這樣吧，你的要求我向恩來同志報告一下，你呢，也找恩來再談談。” 賀龍當即向周恩來談了自己的想法，最後說：“不出三年，我一定為共產黨再拉起一支二十軍那樣的隊伍。” 周恩來說：“賀龍同志，去蘇聯路途遙遠，而你的目標大，且危險也大，你的想法逸群同志跟我談了。我同意，待我向中央報告後再決定。只是……” 賀龍說：“是不是怕我去湘西的路上出危險，中央只管放心，只要到了武漢，進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動了。” 周恩來笑道：“老百姓說你是條龍，龍得水即可人青雲，到了洪湖，你就是龍藉水而升騰於雲霄之中了。” 二人哈哈大笑起來。笑罷，賀龍說：“羅代表給我留了幾千元，一定要我收下，如今革命經費很緊張，我交黨費了。” 周恩來很動感情地說：“賀龍同志，你給黨繳的黨費太多了，一個二十軍，你慘淡經營那麼多年，都交給黨了。” 賀龍說：“那是黨看得起我呀。” 1928年1月8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常委會上，把賀龍要回湘西拖隊伍的要求提了出來，大家都同意，只有羅明那茲提出質疑，他怕賀龍回去拖了隊伍即與共產黨離心離德，變成軍閥。羅明那茲的這種看法，是幾位參加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在失敗後給中央的報告中對賀龍不公平的評價有關。周恩來聽了羅明那茲的發言後說：“賀龍對共產黨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經成了軍長，若當軍閥，就不會跟共產黨走了。” 最後，中共中央常委會議一致同意了賀龍拖隊伍的請求。並決定組建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徐特立、柳直苟為委員，負責發展工農武裝，開展武裝鬥爭，建立紅色政權。 決定之後，周恩來請賀龍、周逸群、盧冬生等人在一品香飯店吃飯。席間，周恩來向賀龍、周逸群傳達了中央的指示，並要他們到武漢後去找湖北省委書記郭亮，接頭地點是謝弄北里17號。周恩來最後說：“中央也決定要郭亮同你們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書記的職務。” 賀龍聽了很高興他說：“恩來同志，請轉告黨中央，我賀龍要完不成任務，提首來見。” 周恩來笑道：“賀龍同志，黨中央會時時關心你的。” 接著，周恩來把湖北省委的情況向賀龍作了介紹。 1927年6月下旬，在河南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下令“分共”，打破了莫斯科和中共對其希望。在馮玉祥“分共”之際，武漢汪精衛集團的“分共”也成定局。 7月15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汪以中央政治局委員會主席團名義，報告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至此，武漢國民黨與中共分道揚鑣了。 面對國共兩黨已呈現的徹底決裂的形勢，中共領袖們看法各異，陳獨秀躲起不視事，鮑羅廷、瞿秋白也上了廬山。 7月23日，共產國際派羅明那茲秘密抵武漢，接替鮑羅廷。 8月7日，中共“八七”緊急會議在漢口鄱陽街139號召開。這所房子是英國人在1920年修建的，為一座三層樓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由於環境險惡，會議只開了一天，中心議題有三項：一是共產國際代表報告與議定告全體黨員書；二是臨時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報告與討論會議決議案；三是改組中央政治局。 “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路線對中共的統治。 會議選出了瞿秋白等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之後，瞿秋白這位中共的“舵手”，把中共這條航船一下由右撥向了“左”，使中共全黨中心工作集中到了“暴動”上。暴動成了革命與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嶺。 中共由右突然至“左”，有主觀亦有客觀原因。李維漢後來回憶說：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的急性病，使黨內“左”傾情緒很快地發展起來，除了這種“左”傾情緒外，還有一個認識問題，即所謂“左”比右好。 “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當時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已經形成了輿論，而“左”傾情緒和“左”傾認識（理智）結合起來，就成為盲動主義發展動力。 於是，盲動主義代替了投降主義。中共歷史證明，矯在極易過正。但是，歷史已經證明，“八七”緊急會議，對中國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八七”會議毫不妥協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危害革命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 “八七”會議之後，中共領導的暴動在城市和農村紛紛舉行。 “八七”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制定了《兩湖的暴動計劃決議案》。其計劃稱： （一）目前兩湖的社會政治經濟情形，純是一個暴動的局面，本黨當前惟一重要責任，就是堅決的實行土地革命，領導兩湖的工農群眾實行暴動，推翻武漢政府與唐生智的政權，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的政權，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繼續進展。 （二）兩湖的暴動尚未開始，在時間上已經是失敗，這是猶豫不決與不相信農民的群眾力量的結果，如此便要喪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須依靠真正的農民的群眾力量，軍隊與土匪不過是農民革命的一種副力，或許純全依靠軍隊的行動而忽略農民本身之組織力量與行動，這也是機會主義的一種形式的表現。這樣領導的暴動，暴動無疑義的要歸於失敗。這不是暴動，這是一種軍事的冒險，或者軍事投機。 （四）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9月10號，因為兩湖的環境不同，兩湖應各有其中心區域，應各創成一種獨立的暴動局面以發展暴動，但總的政治目標口號與行動須一致。 （五）湖南暴動可以分為三大區：一為湘南各縣、郴州、宜章、汝城、永興及衡陽、耒陽、衡山兩路，準備須於9月6號開始暴動，奪取衡陽，暴動成功後，會合潭醴之師合攻長沙。第二區為湘中、湘東各縣，為安源、醴陵、湘潭、湘鄉一路，劉陽平一路，寧鄉、益陽、安化一路，湘陰、岳陽、長沙與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長沙為中心作準備於9月10號開始總的暴動。各區暴動成功之後，除留一部分力量維持本區之秩序外，即應迅速調查大部力量攻長沙。長沙於9月12、13號應有一暴動，實行取得政權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臨澧、安鄉一路及常、桃、漢一路，常德為中心，準備於9月10號開始暴發，奪取常德為長沙應援。此外湘中之寶慶一帶及湘西之醴陵一帶，亦須有準備於9月10號左右發動，以為各路主力之聲援。如此全省範圍的暴動，應普遍的以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的名義為號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員會於暴動成功之後組織湖南省臨時的革命政府。 關於湖北的暴動計劃，分為六個暴動區，即：鄂南區、鄂中區、鄂西區、襄棗區、京漢路區、鄂東區。 鄂南區為通城、崇陽、通山、蒲坼、嘉魚、咸寧、武昌7縣；鄂中區為沔陽、潛江、漢川、天門、京山、應城、監利7縣；鄂西區為江陵、公安、石首、荊門、當陽、宜昌、宜都、松滋7縣；襄棗區為襄陽、棗陽、宜城、光化、谷城等縣；京漢路區為黃陂、孝感、應城、應山等縣；鄂東區為黃岡、鄂城、大冶、蘄春、黃梅、廣濟、陽新等縣。 《兩湖暴動計劃》要求湖北的暴動區域應於9月10號從鄂南開始，而後鄂中、鄂西即響應，3個區域的暴動創成一獨立局面，威脅武漢或從鄂南攻取岳州威脅長沙。襄棗區的暴動亦於9月10號起，至遲不過12、13號，如鄂中、鄂西、襄棗暴動開始之後，鄂東區、京漢路區須應盡量的響應。 《兩湖暴動計劃》提出，暴動組織在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湖北分會之下。軍事方面，鄉村用農民革命軍，城市用工人革命軍名義，合稱工農革命軍。將工人糾察隊改稱工人革命軍，農民自衛軍改稱農民革命軍。 對於暴動中的政策界限，計劃中亦作了規定。對於土匪，應對他們進行宣傳，使之在農民協會或革命委員會之下進行改編。 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央的“兩湖秋收暴動計劃”，制定了《湖北秋收暴動計劃》。 9月，中共中央機關開始遷往上海，為了加強對長江中部各省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長江局，派羅亦農任長江局書記，代行中央職權。指揮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陝西6省的革命運動與黨務工作。長江局機關設在武漢珞珈山路一排兩層樓房靠右邊的一幢房子裡。 關於湖北省委貫徹“八七”會議的情況，湖北省委的報告稱： “八七”會議決議案中央尚未發到省委，亦農同志亦分批召集過武漢區市縣負責同志開會報告及討論，在8月底中央只交來六本決議案，當即分發到武漢三鎮區市縣負責同志傳閱討論。 9月底10月初，更大批的印出，發給各級黨部。 湖北省委為加強鄂中、鄂西區的暴動領導，派了大批幹部前往指導工作，省委常委兼農民部長任旭前往鄂西地區。 9月初又成立了鄂西特委，由宜昌書記曹壯父、張計儲、張善率組成鄂西特委。鄂中區劃為南北兩部分，北部轄漢川、天門、京山、應城四縣，由省農協會常委王平章負責；南部轄沔陽、潛江、監利、新堤市，由肖仁鵠負責。省委复派王大全巡視鄂中南北二部。 周恩來大體上談了湖北省委的情況後，賀龍插話說：“聽逸群講，羅亦農出了事。” 周恩來點頭說，“是的，亦農同志被免了職。” 原來，羅亦農面對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形勢，對臨時中央政治局實行全國總暴動的方針提出異議，他在《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中提出了“目前絕非總的暴動時期”的觀點，他認為，要想奪取敵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羅亦農的這種認識，受到了團長江局，團湖北省委代表劉昌群、韓光漢等激烈反對。他們向臨時中央政治局控告羅亦農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與桂系交戰時，不趁機發動暴動，而是“畏縮不前，臨陣逃脫”，“犯了極嚴重機會主義的錯誤”，要求中央對羅亦農的問題“徹底查究”。劉、韓二人為此上書領導機關。 12月4日，中央指定蘇兆征、郭亮、賀昌等組成中共中央湖北省委特別委員會，蘇兆征為特別委員會書記、郭亮、賀昌被當選為委員。並組成了由蘇兆征為書記、賀昌、郭亮為委員的“查處長江局問題”的特別委員會。當時，賀昌在香港，接受了任務後，即趕到武漢。 特別委員會成員到湖北後，即採取了錯誤的方針，改組了省委領導機關，對武漢暴動問題也作出了錯誤的結論。 12月14日，省委召開了擴大會議，賀昌被選為省委執行委員，郭亮任省委書記，停止了羅亦農、陳喬年、任旭等組成的湖北省委的職務。 中央和特別委員會對湖北問題的處理，引起了湖北廣大黨員和乾部的不滿，為此，羅亦農寫了《給中央常委並轉政治局》的信，辯解了此情。加上全國總暴動的方針在實踐中遭到了挫折，因此，臨時中央政治局在聽取了爭論雙方的意見後，於12月24日召開會議，承認了唐生智崩潰時，武漢不能舉行奪取政治的總暴動，羅亦農對湖北的政治指導井沒有犯機會主義的錯誤。 然新組成的湖北省委又重新擬定了全省總暴動計劃。後來的實踐證明，這個計劃，因是“左”傾盲動主義的產物，因而對全省各地區影響很大。 “湖北省委書記是郭亮。郭亮你熟悉吧。”周恩來問賀龍。 賀龍說：“熟悉，他是湖南望城人。13歲時老鄉們在湘江賽龍舟、放花炮，正好英艦從江中通過，以為岸上人向他們開砲，就還了炮，虧得郭亮一人駕船到兵艦上向英人講明道理，才使一場糾紛倖免。民國4年，我拉的隊伍被譚延闓收編，在長沙督軍府任諮議員時，我聽過郭亮的講演。他講得句句人理。聽者無不鼓掌。” 第二天，周恩來把一封信交給了賀龍。 1928年1月中旬的一個陰雲低垂，北風凜冽的日子，賀龍、周逸群、盧冬生、張海濤、施庶元等數人化裝後，乘江輪直奔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