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一伙子人，因為種族、歷史、語言、文化、生活地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很容易引起另一個社會、另一伙子人睜大了雙眼、張開嘴巴，常常忍不住大驚小怪、唏噓感慨——
我到香港，初時雙眼和嘴巴就老是這麼興奮地張著，後來想寫點東西，又覺得自己的五官未必忙活得準確、到位，怕寫出來的文字貽笑大方，不敢寫，心想多住上幾年，等到咱對這個社會有了一些深刻的了解以後再動筆吧；可是轉念一想，什麼叫“深刻”什麼叫不“深刻”啊？什麼人對什麼事一旦“深刻”得準確、到位了，手指頭卻未必還拿得動筆。可巧有一天一位來自台灣的畫家對我說：“我勸你別再慎著了，有什麼感想就趕快寫下來，否則你在香港住的時間一長，對什麼都見怪不怪，到時候怕就不想寫——”“見怪不怪”？所有文人、作家，其實天真幼稚、激情不已違背的不就是這樣一種時間對常人千篇一律的習慣驅使？因此合上，我第一個要感謝的人就是這位畫家，因為沒有他，沒有那次我們匆匆的幾句交談，香港對我至今都可能還散漫在空氣中，無以成文。
說來始料不及，或者說我對自己草草而就的這部“書”其實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寫香港，順手拈來，有點像不成大器的收藏者，集郵、集明星照、集火材盒貼兒，稍微積極一點的心態就是不想讓自己這幾年在香港虛度了時光。然而沒想到書稿出來了，好友幫我推薦到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建功那裡，想求前輩為我寫個“序”，我未敢奢望，心裡也沒墜心墜肺地“盼”著，以為人家不寫是正常，寫？就我這些“小觀小感”，怎麼讓人“誇”？不過沒多久，好友突然來電，說陳建功的“序”寫好了，問我“怎麼辦”？怎麼辦？我立時慌了手腳，臉像剛從蒸鍋裡端出來盤子，好友都等不及e-mail給我就在電話裡先把《序》給我念了一段：“朋友將長江準備結集出版的清樣送給我，請我寫序。這頗讓我感到有些受寵若驚。對這位作家的才情與膽識，固然是敬重的，但細細一想，對她的創作道路，所知也不過是流螢般劃過的一些踪跡而已，豈敢擔此重任？不過把長江的這些隨筆讀過後，倒被這位作家開闊的視野、敏捷的思考和活潑辛辣的文筆所征服，想不說似乎還欲罷不能了呢。”天啊，“受寵若驚”？ “欲罷不能”？我說別，別這樣啊，咱何德何能？豈敢接受如此的隆重？這樣，這樣感動得我“非得出事”——
等到“熱盤子”慢慢恢復了常溫，對建功先生的寵愛，除了感動，後來我想，其實先生更欲褒獎的是我的“天真幼稚、激情不已”，書寫得怎麼樣倒還在其次，關鍵是當下不要說香港，就是在內地拜金橫流的時代，還有人不忘文學，還肯伏在桌前一個字一個字地敲電腦？沙漠中的一叢綠葉，讓人憐之所在，不可不勵之。
“對內地和香港，作家的深情都是由衷的，因此，書中沒有必要做權衡利弊的政治考量，也沒有必要做禮貌周全的左右逢源……”
我感謝《序》者對本書的理解和寬容，同時也感謝我周圍的親人、朋友對我寫書時的種種支持，如此內心我不能不生出歉疚，因為說到底，咱對香港的認識，就這本書而言，還是欠著一層深刻、一層全面、一層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