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每年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稅，這件事從根本上說應該是對香港天大的“利好”，但是這個話題，我來香港後很少聽人提起。相反剛到這裡，第一個週末，我和先生上街購買生活必需品，先生說：“記住，兜里頭裝上點散紙（零錢），今天是香港的賣旗日，否則，咱手頭沒零錢，到時候就得往外掏大票兒。”
“裝零錢”、“賣旗日”？這是什麼意思，和我有什麼關係？
原來香港的慈善機構在向政府社會福利署申請獲得批准後，每年都可以上街進行一次募捐籌款，這種活動一般只在每週六的上午進行，叫做“賣旗”，因此一年52個星期，每次到了周六滿街都是來做義工的中學生，這些孩子身上人人會挎著個錢袋子，手裡拿著好幾張不干膠的小貼紙（原來是一面面的小旗子），見了行人走過來就要求你“買旗”，此時，行人多半都會把一兩塊的零錢交給他們（當然多了也不限），他們就撕下一張上面印著某某慈善機構名字的不干膠，往你的衣領或胸前一貼，這樣你今天對社會就已經表示過愛心了，別的慈善團體再見到，就會放你過去。
香港的“捐獻文化”歷史悠久，社會認同高，他們捐獻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什麼驚天動地，可歌可泣，而同在這一點上，內地人和香港人同根同苗，血管裡流淌著的本是同一腔的熱血，兩相融合應該不會生出排異，但是香港人對內地人支持，內地人深懷感激；不過內地人對香港人盡了手足之情，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人卻不會那麼輕易地被感動。
2007年3月1日，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因為上一年本港經濟又取得了出人預料的高增長，在《2007-08年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提請立法會批准政府將在五大方面給予市民“寬免稅收”、“一次性回饋”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調低薪俸稅、增設新生嬰兒免稅額、寬減兩季差餉，以及調低低價物業印花稅等等。 “財爺”的建議被香港社會稱作“五大驚喜”，然而誰知道，唐英年能從腰包裡拿出這富餘出來的200多億“大力派糖”，“與市民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如此氣粗膽壯，這一切都和什麼有關？
無須諱言，香港人歷來善於拼搏，歷來有本事在逆境當中如同老黃牛一般的在泥濘裡頑強耕作，但是香港從2004年開始“經濟復甦”，到2006年“強勁復甦”，中央政府和內地的13億同胞都為他們做了什麼？這裡面有互惠互利，有援助支持，更有奉獻犧牲。
簡單回望一下歷史：2003年，香港政府當時的財政赤字已經高達401億港幣；2004年得到改善，赤字下降到40個億；2005年政府的盈餘開始實現140個億；而2006年綜合盈餘則上升到551億，這才有了香港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6.8%，才有2007年可望達到4.5%到5.5%的繼續升幅，而2008年到2011年，香港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依然還可以保持在4.5%的較高水平。
內地13億同胞，勒緊了褲帶也要看到香港的經濟快速恢復過來，這是真心。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簽署了《CEPA》，接下來是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的具體實施，這個《CEPA》在經貿政策上給予了香港極大的優惠，其中在貨物貿易方面：香港進口到內地的“原產地產品”關稅幾乎全免，這個“全免”，也就是“零關稅”，香港人很少去想，說來容易，拿出來做做人情更體面，但是對內地的廠家卻帶來多麼巨大的衝擊？
2003年2月至4月，香港的失業率統計數字是7.8%，而2006年同期，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5.1%；就業人口到2007年年初卻高達350萬，創下了連續6年來的歷史新高。
2006年12月，聯合國大學世界經濟發展研究所(WIDER)調查全球財富的分配狀況，發現彼時香港的人均財富淨值(net worth per capita)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一，達到了20萬2189美元，這個數字比盧森堡高出一成，第三名和第四名才輪到瑞士與美國。
同樣是2006年，美國《福布斯》公佈了亞洲十大頂級豪宅，排名從第2到第9都在香港。這一年香港股市氣勢如虹，“恆指”一直處於五年半來的最高位，從年初的15300多點一路飆升，到年底已經突破了20000點的大關，而且據專家預測，未來香港股市還會“牛足3年”。
進入到老百姓的層面，近年來，香港與內地兩地婚姻逐漸增加，2005年共有2.49萬宗申請“寡老證”的香港男性公民與內地的女性在港結婚，而香港女性與內地男友結婚的人數也接近了5000，比四年前整整增加了一倍。
2006年30％的受訪香港應屆會考生表示願意“北上”就讀內地的高校，香港的孩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意願？因為在內地，學生讀大學，所交學費和生活費用不僅遠遠低於他們赴海外高校去留學，而且香港的學生，父母掙的是當地的工資，但是他們的子女在內地卻可以享受得到和內地的大學生一樣的學費標準以及政府補貼。
根據香港政府規劃署的調查發現：香港回歸以前，“到內地定居”這種事對香港很多人來講簡直是不可思議！然而到了回歸以後，香港人“返遷內地去生活”已漸成趨勢，每兩年就會以50%的速度增長。
碰巧正是在我這本書即將付梓，我的一位為內地貧困兒童一次性捐款可以捐到“身無分文”的香港朋友來我家做客，我們談到目前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她聽我說了很多香港的好話，有些不耐煩，就打斷：“哎呀，從你的嘴裡，我怎麼盡聽到恭維，為什麼你對香港人從來就沒有一句埋怨？”我說：“是嗎？那好，那我現在就說說你們香港人的不是。”朋友洗耳恭聽，我也不客氣。但是等來等去，朋友最後怎麼也想不到我會說出下面的一句話：“你們香港人啊，讓我最不可思議的是'不懂得領情'！”之後大家都沉默，過了一會兒，朋友把眼光端正，沖我點點頭，表示同意。
“香港人，”我繼續對朋友坦言，“要是能夠懂得自強不息也懂得領情，那就更好、就更聰明了。”
朋友點頭的頻率不斷加快，她說：“是啊，不用你講，其實連我自己有時也覺得我們香港人總是愛抱怨，抱怨生活水平不如從前，抱怨內地也抱怨香港，就是不想想自己的日子比別人已經過得好得多，相形之下，從他們嘴裡要聽到幾句'感謝'和'讚美'就非常不易。”
“永遠不知足”是香港人的一大特徵，這種心理是好是壞我一時難下結論，但是一個現實香港人至少應該看到，什麼現實？那就是香港回歸已經十年，大家有目共睹：世界上哪一塊殖民地一旦回到了他的祖國的懷抱，經濟上的發展能夠比得上香港更健康、更有前途？除此以外，還有一句話我一直骨鯁在喉，既然那天和朋友聊天聊得投機，也就一吐為快：“香港如今已經回歸祖國，十年與內地的合作大家已經見到了雙贏的局面，這樣以後的歲月，兩地people就誰也別再給誰臉子看啦，趕緊手拉手，努力打拼，一塊去追趕日本、美國，那該有多牛？這不就應了《紅燈記》裡的那句戲文：'不拆牆我們是一家，拆了牆我們就更是一家'了？！”
朋友說：“對，幾十年後，當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腰更粗了，氣更壯了，中國的人口不僅排名世界第一，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也都能讓全球刮目相看，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再舉杯，飯桌上不管坐的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大家不都有理由喝他個一醉方休、酣暢淋漓！”
朋友的話說得真好，說進了我心。只不過可惜，當時沒有機器。要是有攝像機和攝像師在，我們之間的這段“交談”就可以傳回北京，中央電視台就可能會播出的一期特別的“人物專訪”，這樣的“隨意訪談”可遇不可求，更真實，更像親姐妹坐在一起無拘無束地“拉家常”。
不是嗎？當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