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發現，在香港你會看到富人真富，窮人真窮。
香港的富人到底有多富？這道題並不難解，難解的是香港的富人和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又給香港社會帶來了什麼、決定了香港的什麼。
2006年6月29日，香港《文匯報》披露了“全球最富華人，本港包攬三甲”的消息，榮登本次調查排行榜前三位的全部都是港商，而這次評選的組織者並不是例如美國《富布斯》之類的外國雜誌，而是中國商業聯合會、世界傑出華商協會，是第一個涵蓋了全球華商及華商企業“500強”的頂級排行榜。 6月28日，評選結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揭曉，香港上榜的富豪多達47位，資產佔據7000多億，是全部上榜富豪總資產的近1/3，其中，除了李嘉誠穩居世界華人首富以外，香港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湘兄弟和恆基兆業地產的李兆基分別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我不知道香港社會的命運會不會，或者進一步說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掌握在香港的“富人”手裡。 2006年美林證券發表的《全球財富報告》稱上一年全球約有870萬個“百萬富翁”，其中香港佔了8萬。這裡所說的“百萬富翁”不是“港幣”的身價，而是“美元”。如果按“港幣”來計算，全香港700萬人口，人均資產早就超過了一百萬。這些錢大部分當然還是集中在少數的一批巨富手中，巨富像大廈的支柱，支撐著他們自己的容光，也支撐著香港社會。此話說來很理論，怎麼能讓“理論”變得具體可感？一層沉重的幕布有一天不經意讓我看到了一個翹開來的小小的邊角——
香港，很多大學的很多教學設施一般都是靠從民間“化緣”而來，這種情況在香港一點也不新鮮。然而做個比較：回到內地，內地的大學教學樓，尤其是在20年前，要么以學術性質而命名，什麼數學樓、物理樓、化學樓；要么以阿拉伯數字1、2、3按順序排列；但是在香港，無論你爬上“港大”（遠在薄扶林山上），還是坐火車跑去“中大”（遠在新界），或者去“科大”、“城大”、“浸會大學”，到處都可以看到以某某大佬的名字命名的大廈——香港理工大學位於九龍尖沙咀，被左敦、紅磡左右相擠，沒有地方伸展手腳，學校就只能靠幾座磚紅的大樓圍攏，到了P層（podium）平台，人們才可以看到一個相對成規模的空中校園。這幾座被圍成圈兒了的大樓，李嘉誠、何鴻燊、蒙民偉、包玉剛、邵逸夫、蔡繼有、陳瑞槐、陳大河、陳鮑雪瑩等等，大佬們的名字赫然醒目。你站在平台的中心四下一望，一種感覺頑固不化：整個“理大”就像被幾位“大佬”雙雙用手捧著，誰的手一旦酸了，“理大”的一角就要坍塌，政府的力量在這里至少從建築上看不到有多少踪影，大學的主辦人在建造這所大學的時候也不知道有沒有掏過自己的腰包？
香港算是有錢人的社會，大學離了有錢人可能辦不成，起碼辦不好，那麼整個香港呢？離了“大佬”，是不是也就玩兒不轉？
本來，那天我在“理大”採訪，具體要拍攝的活動是兩場講座，題目分別為《香港年青人如何獲益於中國急速的經濟發展？ 》、《如何在“大陸市場”的影響下保存“香港文化”？ 》，然而來到“理大”，我的感覺首先被一種“場”所緊緊鎖定，講座的會場因為就在二樓平台，我的眼睛無論向前向後向左向右，怎麼看怎麼都是一圈的“李嘉誠”，一圈的香港巨鱷。如此強大的誘惑，如此無言的感召——香港的年輕人要想取得成功，榜樣每天都在身邊，和這個教化相比，任何形式與內容的引導都必然顯得自慚形穢。尤其講座採取的方式是“跨時代對談”，主講人一開始就在發言中首先介紹了內地經濟在過去20年中所取得的驚人進展，然後談到文化，隨便提出了幾個時髦的概念讓學生們來回答，這些概念包括什麼是“三個代表”，什麼是“玉米”和“粉絲”，參加講座的學生沒有一個能夠答得上來。我和攝像師站在會場後面不禁對視一笑，這一笑彼此都知道含義其實再也簡單不過了——香港的大學生對內地的了解十分有限，這一點當然很明顯，不過，即使他們想了解，目標也不在“三個代表”、“玉米”和“粉絲”。目前，香港的大學畢業生所需要的是就業，北上淘金。為什麼？香港彈丸之地，以後再誕生“李嘉誠”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小，而香港的年輕後生如果想要把自己一個個的都變成新的一批“大佬”巨鱷，走出香港，到外面去尋找更大的舞台，內地倒不失為有吸引力的大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