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粵語，讓我內心長了一種資本，驕傲，因為自己畢竟已經年紀一把，沒人逼我，是自覺努力，這種心氣和一個人的勇敢有關，更跟他的毅力有關，值得沾沾自喜。
不過，正當我滿懷信心，尾巴高翹一寸，覺得自己有一天沒準還真的能把個“鳥”語學得可以混跡於香港的當地“土著”，誰知道天下突然大變，也就是一兩年的工夫吧，隨著香港和內地交往的日益緊密，香港人要了解內地，要和內地人做買賣，人家也開始拼命地學習普通話，儘管他們學普和我學白話（粵語）一樣困難，但語言除了表演，最主要的功能還不是在於交流？外國人在中國，有幾個能把普通話說得像老北京一樣的地道？中國人聽得懂也就行了。很多時候當地人發覺我嘴裡擠出來的盡是些蹩腳的香港話，很快就認定我不是香港人，於是這些機靈鬼兒們馬上就會轉換身份，立刻把我當成了他們的免費“老師”，擋也擋不住地向我大學、大練起普通話。
舉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
有一次我受台裡委託，要求採訪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局長手下負責新聞業務的一位女職員，從她接電話的那一刻起就磕磕絆絆地和我說起了普通話，她的普通話說出來，老實講，真不敢恭維，完全屬於初級階段，聽得人心裡發急，好幾次我都站在地上直想蹦高，實在忍不住了就小心地和她商量：“小姐，咱們能不能改說香港話？如果你講得慢，我差不多都能聽懂。”可是這位小姐根本不拿自己當外人，頑強地說“不”，說她就是要學習普通話，好不容易才逮著了我這麼一個地道的北京人，哪裡能放過？弄得我一點脾氣都沒有。
2006年5月24日，一場題為“當中國走向世界”的“中國民營企業海外融資上市峰會”在香港隆重開幕，本次論壇旨在提供一個良機，讓香港金融界與內地民營企業家直接對話、為內地企業走向世界提供一個更廣闊的融資上市渠道。主禮嘉賓在當天上午的開幕式上有一篇致辭，內容很結實，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來計算，香港的股票市場已經在世界排名第八、亞洲排名第二；目前內地在香港上市的企業數目已經超過了340家，總市值已經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場總值的42％……我想要這篇文字稿，編入新聞，想來可以提高新聞報導的質量，於是就向會務人員要求復印致辭全文。不一會兒，工作人員把我叫到了會外，說，“長江小姐，不必復印了，主禮嘉賓就讓我把這份原件交給您。”我接了原件，連說謝謝，然後折返會場，復又坐到桌前，展開來一看，這一看可不得了，腦袋裡立刻滾來了一聲悶雷，同時還好像響起了類似交響樂的悲壯演奏——好傢伙，這篇致辭的原件以後簡直可以進博物館：繁體中文，2號仿宋體，每一個字大得都能賽過拇指蓋兒，每個“拇指蓋兒”的頭上還都標著漢語拼音，而且每個拼音上還都加註了“平、揚、上、去”的不同發音。最驚人的，開篇首頁，有一行中括號，裡面用中文繁體寫著這樣的“提示”：“在朗讀本文時龤鐑調的詞語，按鐑調注音”。
我一篇篇地翻著這份致辭，“致辭”總共5頁，腦袋裡一任“悶雷”和“交響樂”滾來滾去——難怪，剛才我聽到那位主禮嘉賓在台上講普通話，怎麼覺得那麼慢、那麼費勁啊，原來他手裡的稿子有這麼多的“機關”！想來主禮嘉賓不是剛剛起步學習普通話，就是年齡過大（至少年過花甲），怎麼學也進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歲了的老人幹嗎還要學習普通話？還要在幾百人的論壇上專門用“國語”來發言？這種事兒如果發生在內地，六七十歲的老人，你讓他再學一門外語或者再學一種方言，有幾個會接受？兒女若是鼓勵，一巴掌早扇過去——和這位老先生一比，我學香港話的那點驕傲，簡直是小文人見了司馬遷，還好意思笑人家？沒有地縫兒，自己劃一條鑽進去得了。
香港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出租汽車司機、店鋪售貨員，甚至包括街頭小販，這幾年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學普”的積極性一浪高過一浪。其他的人不說，就說特首曾蔭權，三年來我可是眼見著曾蔭權把個普通話“學”得突飛猛進、成效顯著。
從客觀角度來評價：作為特首，曾蔭權上台時說普通話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華，因為我聽他講過白話或者講英文，整個人理直氣壯、發揮自如、亦莊亦諧；可是換了普通話，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普通話立刻就泯滅了這位特首的智慧與個性魅力，而是從旁觀察，總覺得他正在學習或者正處於“實習”階段。
2005年7月5日，為了紀念CEPA（《關於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濟合作的安排》，簡稱CEPA）簽署三週年，曾蔭權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專訪。記得那天我們在禮賓府豪華氣派的西式會客廳裡坐下，我和他的沙發擺放成了一個“八”字，特首的手裡捏著一沓子黃紙片，在我提問時總會忙裡偷閒地看上兩三眼。開始，我還以為這些紙片上記著的一定是他要回答問題的重點，可是後來發現這個判斷不成立，因為那場採訪，我所提出的問題，對特首來說簡直是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張嘴就來，他根本用不著刻意準備，更用不著提前草擬什麼發言稿。哦，突然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黃紙，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沒準記載了一些特殊的符號，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幫助特首用普通話漂亮地完成中央電視台的訪問。
當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誤，因為畢竟我沒有看到小黃紙上究竟寫的都是些什麼東西，但是這個判斷很快又被強化。時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進了禮賓府，跟團拍攝北京一個代表團前來拜見曾蔭權，感謝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在颱風“派比安”期間成功搭救了內地的91名遇險船員，為此事特別轉達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及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真誠謝意。特首那天會見代表團全體成員，即興發言很簡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裡又捏上了一張紙，還是在賓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總要往紙上看一眼，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些紙張很可能就是特首的語音提示了。
曾蔭權的普通話由於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儘管他是怎麼學的我不知道，但是心裡明白，他怎麼學，正像我怎麼學，誰都不可能把普通話、粵語說得和自己的母語一樣。比如在接受我的採訪時他講到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夠成為與紐約、倫敦三足鼎立的亞洲金融中心，說香港的優勢，當北美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由於時差的關係都還處在夜晚，香港的銀行、股市卻正好開門營業……他掌握不好普通話裡的“開門”，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裡，根本用不著加兒音，而他卻把個“開門”一詞說成了“開門兒”，聽得我當時就差點噴笑，但是事後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奮和執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長官的位子上，每天日理萬機不說，光是不得不面對香港各界民眾、各黨派團體以及國際輿論的重重壓力，輕鬆的日子就一天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年過半百的男人（62歲），還能如此認真地學習普通話，其心其意，難道不值得我對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學習精神面前甘拜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