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知從何時養成了一種習慣，給人的感覺很兩面，“兩面”當中，都透著貴氣與瀟灑。比如白天上班，他們西服革履，盡忠職守；晚上下班，立刻換上了一身便裝，一臉的輕鬆，而到了節假日，復活節、聖誕節，全家老少更是轉眼不見，悄沒聲兒地就飛到了夏威夷、巴厘島，在那裡盡情享受休閒期間自由的空氣和宜人的海灘與陽光。
當然，香港人這樣的“香港式生活”是在他們有條件的情況下才可以舒展，沒有條件，或者說世事難料人生一旦走進了“背”字，香港人倒是一副什麼樣的面孔，怎樣對待失落與逆境？
1997年香港回歸，其實準確地說，時間應該是從1995年算起，那時候香港人聽說大陸不久真的就要收回香港了，大陸的共產黨那是何等的“厲害”，何等的“無情”？他們一旦接管了香港，沒準兒很快就會對富人進行“清算”，會把香港的經濟搞得一塌糊塗。因此很多人都害怕，都擔心自己前途末路，於是一股“移民潮”洶湧而來。
中產階級在這次“移民”中最為踴躍，他們賣了車、賣了房，懷裡揣著幾百萬港幣紛紛逃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英國。然而這些人到了國外，處境大都不如原先想像的那麼好，基本生存狀態：找不到長期工，坐吃山空，此外，身份上還要被人看做“二等公民”，倍受歧視。結果很多丈夫在家裡閒得直蹦高就開始後悔，同時回望了一下“老家”，發現共產黨接管了香港，香港的天地也並沒有自此塌陷，雖說不幸趕上了1998年的金融危機，香港經濟一度陷入了低谷，但那也是全球經濟的大劫難，誰都沒有回天之力。中央政府在這個關鍵時刻並沒有對香港幾百萬市民撒手不管，相反倒是想盡了一切的辦法，全力挺港，這才使香港經濟慢慢復甦，最後迎來了強勁發展，使老百姓的生活重新揀回了希望與光明。
想當年，據有關方面的統計，香港移民海外的人數大概在40萬左右，但幾年以後，回流的人數已經過半。這些人從“移民”變成了“倒移民”，事業上往往出現落差、收入上一般也大不如前，面孔上當然也就彷佛比別人矮了一截——
我來香港很早就想做一部電視的系列專題片，片名就叫《香港“倒移民”》。最開始聽到一位公司老闆給我講笑話，說他有個手下，人很能幹，“不過移民前他是我的上司，那時候他總是頤指氣使、趾高氣揚的；但是'倒移民'後，再返香港，又回公司，我已經提了，他倒成了我的下級。這樣兩人的關係就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原來大家都是朋友，現在，無論何時他都向我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大氣都不敢出。我對他說：哎呀，你別老是這個樣子啦，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這個人彷彿永遠都回不到從前，改不了一副突然自卑下去了的奴才相……”
我開始留意“倒移民”，很想找幾個“回流者”聽聽他們的故事。朋友說“哎呀，這樣的人太多了，我的身邊左右到處都是”，可是一經拜託他們幫我介紹，大家立刻又都犯了難。為什麼？香港人要面子，“倒移民”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人們不願意提，更不願意上電視自我曝光、當眾“現醜”。
我理解香港人的難處，很多移民者，他們離開香港前，賣了中心地區的大房子，“倒移民”回來，手裡的錢只夠買一間偏遠的小房，西裝也不是今天一身、明天一身，整個人從此就好像沒了尊嚴。
2006年12月，我以誠心感動上帝，終於夢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遇到了一位不怕見我這個記者，也不怕上電視的人，這個人姓餘，我電話裡問他如果接受CCTV的訪問有沒有不方便？他說：“沒有什麼'不方便'，出去轉悠了一圈，吃了不少苦，失去了很多機會，但也學習了不少東西，重新認識了自己、認識了香港，也認識了中國。”
我們相約採訪的地點是在介紹人的辦公室，一見面，我當然最關心“移民”前他在香港是做什麼的？ “倒移民”後又做什麼？兩相比較到底有沒有反差？
“倒移民”看出我很想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就遞了一張名片，接著告訴我“移民”前他是乾銀行的，“一家日本銀行，外資，是中層管理人員”；那麼“倒移民”後呢，他說乾的職業是“不一定”，“'不一定'是什麼職業？”余先生說：“'不一定'還不是明擺著的？就是能幹什麼就乾什麼。”我當場被他逗笑，心里為他的幽默樂開了花兒。
趁著他不介意，我直奔主題：“那走之前您一年的薪水是多少？回來後還能掙到那麼多嗎？”
余先生並不躲閃：“當然不能，我走之前和太太兩個人一年的年薪有一百多萬，回來後連1/3也沒有了。”
“那麼早知如此，當初為什麼還走？”
“我並沒有'早知如此'，後來的結果也不是誰都能預料得到。你問我當初為什麼走？如果我說出來了你相信，我就告訴你：那時候我其實並不是因為什麼'害怕'，只是隨大流，很多同事都要離開香港移民了，勸我也試一試，我就遞了材料，誰知剛過了三個月，加拿大移民局就批了下來，連我都感到很意外。”
余先生所說的情況我相信基本屬實，事實上1997年回歸前，香港很多移民，當時不少人的確並不都是因為“害怕”，只是跟潮兒，他們自己有時總結當年“移民”的原始動機，大家分析自己是“羊群心理”，這種心理在香港大面積存在，直到今天我還可以從很多一哄而起的事情上看到些許痕跡。不過為什麼“倒移民”再回到香港，“很多人就都掙不到原來的工資了”？對此我倒是非常不理解。
余先生說：“不存在什麼'難理解'，簡單來說，沒有位置了，自己的年齡也大了。”
“這種情況'倒移民'前打聽過嗎？如果知道，怎麼還有勇氣回香港？”
“不回來不行啊，拿我來說，到了加拿大，頭一個月還覺得挺好玩兒，新奇嘛；第二個月，看看朋友，繼續休息；可是第三個月，這種'好日子'到了就完蛋了，為什麼？一個大活人，過去在香港已經忙慣了，突然停下來什麼也不做，人都要瘋，此外還有個經濟的壓力呢。”
余先生的“故事”開始進入細節，我輕易不敢打斷他，生怕他講到傷心處，突然沒心思給我說下去——
“為了不讓自己在海外移民的日子每天荒廢，三個月後我就開始找工作。可是加拿大的工作哪裡是那麼好找？人家的社會，各種職位本來就已經很飽和，空餘的就業機會並不多，而且加拿大，我真想不到，那個地方怎麼和咱們東方社會一樣，也講關係、講人脈？用人單位經常根本不看我的資歷，英文水平再高也沒有用。一見面人家只是說：'對不起，你沒有在當地工作的經驗，我們不能僱用。'你看，這話不是明擺著對移民的歧視嗎？你不給我機會，我怎麼能攢下什麼'在當地工作的經驗'？”
所以余先生在蹲“移民監”的時候（4年，累計要在加拿大住滿1095天），當過超級市場的“售貨員”，費勁考下了保安的牌照去做過“保安”。其他的很多人，和他一樣的香港移民者，他說：“更多的則是到餐館裡面去打零工，給人家刷盤子、洗碗，大部分人幹的永遠都是part time（鐘點工）。”
“太悶了，總是賦閒，又沒有固定的收入，哪裡是前途？看不到。”
余先生就為了這，決定打道回府。
“可是再回香港'面子'上不是有點不好看？”我悄悄擺了一個台階。
“是啊，但是沒辦法，人沒飯吃，'面子'還顧得上？再說人又不是為'面子'而活著？！”
回到香港後，余先生經過朋友的介紹，起初還是想回原來的銀行重操舊業，但是四處求見、四處碰壁，不少銀行的老闆講：“我現在的位置還不如從前的你高，怎麼能僱你做事？”他說這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沒位子，“不然我怎麼寧肯'低就'，那些銀行都沒有一家要我？”
“你能想像我返回香港後揾到的第一份工是什麼嗎？”
我搖搖頭（“揾工”是找工作的意思）。
余先生有點自嘲的樣子：“殺蟲工。”
“殺蟲工？”
余先生說：“對，'殺蟲工'。就是清潔公司的飯碗，我做不成銀行的'白領'，倒是穿起了白大褂兒，每天到賓館、酒店去給人家打老鼠、趕蟑螂、滅螞蟻。”
“是嗎？這可沒想到。”我終於出聲。
余先生大笑：“你沒想到？我的家人、父母更不能理解，大家都說：'嘿，你，有冇搞錯？！'”
過去在香港，余先生不僅作為銀行的高級白領，每個月拿著好幾萬元的月薪，此外公司還額外給他一種特權，一張金卡，隨時可以請客戶吃飯、花銷應酬，所有費用都自由“簽單”（當然要見回報）；然而幾年以後，就是因為“移民”再“回流”到了香港，別說過去的“風光”早已成為往事，萬般無奈，最後“殺蟲工”的工作他也不敢再挑剔。
余先生的境遇在眾多香港“倒移民”中並不是個別現象，有人忍受不了這種反差，整天愁眉苦臉、無精打采，個別愛走極端的，想不開，還步上了絕路；但是大部分的人，我在這里特別要說，並不自暴自棄，他們心裡有一個“挺”字——做得了“白領”穿西服；做不了“白領”，咱就穿著“水靴”——
香港人在失落與逆境當中，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一句話：“從頭再來。”
余先生做“殺蟲工”，一個月只能掙一萬多，比原先的收入銳減了2/3，但就是這份工，後來都沒做住，2003年老天玩兒起了SARS，香港和廣州的很多賓館、酒店平均入住率才只有5%，人家付不起殺蟲費，公司就要裁員，余先生雖然沒有被老闆立刻就炒魷魚，但是老闆把他每月本來就已經很可憐了的工資又砍去1/3，不得已余先生只能被迫再次轉工，到我對他進行採訪的2006年年底，他已經又轉到了一家藥廠，在那裡做起了“營運管理”。
在香港，不到三年的時間，我看到很多大小餐館的服務生，堂堂五尺男兒，嘴裡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知道他們個個來歷不凡，但是人家就是那麼整天樂呵呵地為食者上菜，做著“跑堂兒”；商店裡的售貨員我也見過不少，腦筋靈活，層次不低，但是大家也都不帶怨氣，不斷地侍候著各種各樣的挑剔顧客。
“競爭社會嘛，人到了哪一步就得說哪一步的話。哪一份工能掙錢，就先乾什麼，都是過渡，日後的前程靠自己努力，都會改變。”
採訪結束，余先生對我說了這最後的幾句話，說完，他一身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