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人到香港無須太多時日，不低頭認輸的沒幾個：看來看去，香港啊，還是要比咱內地講文明。這個判斷不是針對某一位紳士、一位淑女，而是就公民的整體素質而言。
同樣面對“法規”，香港人腦袋裡只知道“執行”，不會去想到其他；然而內地人，並不是全體都會這麼“老實”。 2007年元旦過後，準確地說是從2007年1月1日算起，香港和內地很多城市都開始執行新的立法，比如香港從這一天開始禁煙區域就被大範圍擴大；廣州從這一天開始則禁止電單車（摩托車）繼續上路。我看新聞，同一個時段內，一些不歡迎香港新的“禁煙令”的香港市民只會在嘴上抱怨，例如小飯館兒的老闆就甩甩地說：“我的生意今天都少多了。”但是大家誰也不敢無視法規的存在；可是鏡頭一換，到了廣州，有人摩托車開著照樣上路，警察在路中阻攔，一對年輕男女竟然連停都不停，更不減速，一下子就從警察的身邊呼嘯而過——
那麼香港人為什麼比內地人普遍地都要顯得遵紀守法、彬彬有禮？
難道這裡的人天生就有好素養？他們一生下來就“局器”？我當然不信。
香港的“規矩”既然是張網，網有經緯，有方圓，總是靠人一梭子一梭子地把它織出。誰織出了這張“網”？當然是管理、是法治。
“法”在立法階段就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大家“你在香港應該怎樣做人、怎麼行事”，這一點相對容易；不容易的是執法，常年堅守、一以貫之，直到把幾百萬香港人的手腳都規範得老老實實。
我們中央電視台香港記者站的居住地——跑馬地，不是一處“高尚住宅區”嗎？這裡的房子雖然外觀並不起眼兒，但是這個地區集中住了很多有錢人和演藝明星倒是不假。人們平日走在大街上，你看不出他們的面孔究竟“高尚”在哪兒，可是他們手里拉著的狗，一條條都是名犬。傍晚家家戶戶出來遛狗，人人手裡都拿著一隻礦泉水瓶子，還有一卷報紙，但是自己不喝、不看。好長時間我都奇怪：香港養狗的人怎麼都有一樣的“毛病”呢？後來日子長了，明白大家都是在守法，礦泉水和報紙都是給狗寶寶預備的——誰家的狗在便道上撒了尿，主人立刻就會擰開礦泉水的瓶蓋兒，用水把尿沖開；狗要是拉屎了，主人也必須立刻把報紙放到“狗寶貝兒”的屁股底下，來不及侍候，狗屎已經出來了的，對不起，主人您就得蹲在地上自己把狗屎捏起來，包到紙裡，然後再找地方去處理。
2005年我在香港生活了8個月第一次回北京，北京原來是我多麼熟悉和愛戴的城市啊，但是那一次我已經有點難以適應，因為有一天我在馬路上看到了這樣的一幕情景：一位司機開著大貨車，車被塞在路中，他口裡有痰，什麼都不顧，推開車門就一口痛快。這件事讓我很意外，“意外”之處不在於司機怎麼會那麼自然而然地就把痰吐在了大路中央？而是我，對這種過去司空見慣了的行為，現在已經再也無法忍受，心理上不能，生理上也不能。
也是2005年，我的一位同事回內地休假，假期未滿就返回了香港，我問他：“你怎麼不在家裡把假期休完？”這位同事氣哼哼地衝著我一個勁兒地搖頭：“嗨！怎麼說呢？在內地，這19天，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但凡求人辦事，幾乎就沒見過一張好看的臉！”
香港的“規矩”是靠立法“規範”出來的，同時也是靠懲罰“管理”出來的——
2006年1月，我在銅鑼灣，飄飄地就听到街上有我熟悉的鄉音，循聲一看，果然是三個北京人，正在和兩個穿制服的掰扯著什麼。仔細一聽，其中一個因為不“局器”，隨手往地上扔了一個煙頭兒，正被環衛人員罰款。我心生憐憫，也想找機會為他們說說情，可是香港的“規矩”哪裡容得下“說情”？穿制服的一邊做紀錄，一邊請我幫助翻譯：“快點告訴你的朋友，罰款在香港是要到郵局去交的，千萬囑咐他不能逾期，否則對他不好，會被留下紀錄，以後再到香港就有麻煩。”我感謝“制服”的提醒，但罰款數目說什麼也動不了，1500就是1500。三個北京人站在那裡，尤其被罰的，臉上說不清有幾種顏色。或許在香港，他是第一次趕上了這種“倒霉事”，或許在北京，他也曾經被人罰過，只是從來沒有見過罰款的人態度如此友善、如此自然，沒有歧視、沒有幸災樂禍，只有對不起，我們職責在身，法規在前、按章辦事，讓當事人不會覺得受辱，被罰得太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