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7日，《新聞調查》開播十週年，天南海北的“調查人”都趕回娘家，大家聚在一起掌聲、笑聲、鮮花、淚水地做了一場4個多小時的現場節目，幾位主持人還被要求每人對著欄目說一段生日感言。我的“生日感言”講得很疲軟，想來肯定是和我在香港做了一段時間“不起眼兒”的記者有關：“十年前，《新聞調查》還是棵幼苗，我卻整天雄赳赳的；而十年後《新聞調查》長成了一棵樹，我卻變成了一棵安靜的小草兒……做記者，首先要做人，要有良心，還要有點平常心，有了'平常心'，或許你倒可以為國家、社會做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來。”
在香港做記者，我曾經被“紅繩”弄得冒火，不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麼。後來聽說這是為了保持會場或活動現場的秩序，其中更具體的用心則在於提前警示“無冕之王”不要隨便採訪未經安排的人物，以免節外生枝，轉移了主題。後來我發現，香港有些記者執著地“逮”著了他們想要採訪的人，所提問題，的確和那次“活動”沒有一點關係。香港記者乾嗎要這麼做？他們狩獵一樣要想打探的內容大多都是政治異見、社會焦點、潛在的商業動態或者名人隱私，對這些，“獵物們”當然要小心迴避，沒辦法，有時“狩獵者”就得圍追堵截、蹲坑守候。
中央電視台記者在香港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但我們遇到的同樣問題也是採訪難。香港人一般都不會“上趕著”請求媒體，即便你說這些都是免費的，不花錢也能讓你在電視上露露臉兒，他們大部分也要拒人三尺。然而有些場合，記者無心插柳，意外卻從天而降，弄得人一時找不著北，這時候就看誰機警、誰勇敢了。比如我們在內地，想要在一些活動中採訪最高領導，不提前申請獲得批准是根本不能成事的，然而在香港，有些時候，一扭身，嘿，特首就在你身邊，只要他同意，你問什麼都可以。
2005年下半年，內地發現了人類感染禽流感的少數幾例個案，9月，東南亞開始報導死人，之後全世界都緊張起來，恐怖傳言不脛而走，有人說“禽流感”大爆發是遲早的事，這一番“天災”可能要導致全球至少700萬人死亡。而“非典”時期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個重災區，我在中央電視台香港記者站的影像資料庫裡隨便一翻，就能找到當年滿街戴口罩、到處噴灑消毒水的鏡頭。正是因為這裡曾經鬧過SARS，香港人對“禽流感”才格外重視、格外提防。
2005年11月8號，香港醫院管理局組織了一次代號為“火鳥行動”的演習，這次演習主要是測試香港官方及公立醫院對“禽流感”一旦在本港大流行的應變能力。演習分別在“基督教聯合醫院”、“屯門醫院”兩個地方進行，現場模擬的是香港發現了首宗病歷，醫管局立即啟動“禽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即“紅色應變警示”；醫管局總部的中央指揮委員會也立刻召開會議進行統籌、決策。這場演習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奏感，因此誘來了平面、立體、網絡的各路媒體大軍。
就是這場演習，我們樓上、樓下地拍醫生護士行色匆匆、緊張有序，更拍模擬“病房”、模擬“病人”，一切都像真的一樣。大家聚精會神，心無旁騖。然而就在演習接近尾聲，誰都不知道香港特區最高行政長官——特首曾蔭權已經不知何時來到了現場。
“屯門醫院”因為收治過不少“非典”患者，這個地方兩年前就籠罩著一片神秘。我是在進入到“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時一扭頭看到了曾蔭權，他那會兒正在觀摩“中心”的“運作”，之後講了一番話，說完，轉身就走。很多記者，至少是我，這才回過味兒來，立刻叫上攝像師趕快追拍——特首在屯門醫院穿過了一截又一截的樓道，記者的閃光燈與攝像機開機時顯示的小紅燈就在他身前流動、閃爍；特首進了電梯，身手敏捷的記者也跟著擠了進去，沒擠上的就趕快順著步行樓梯往下跑。最後，曾蔭權來到了醫院的掛號大廳，停下，這次他可能有時間也有心理準備接受媒體的採訪，於是他的面前迅速地就豎起了一片三腳架，記者們從正面厚厚地把他圍住。
我是因為曾經碰過董特首“單獨接受中央電視台的採訪不大好”的一鼻子灰，這回沒有拼命往前擠，而且說老實話，當時我的注意力也根本不在採訪，而是不相信曾蔭權怎麼會就這麼“平常人兒”一樣地在醫院裡隨便出入，身邊既沒有警察，也沒有警衛？他接受采訪時身後站立著的幾位工作人員，我都認識，都是政府新聞處的，肯定不是便衣。
為了試驗我的觀察是否準確，我幫助攝像師支好機器、連上話筒，看著他已經拍上了，就一個人悄悄地繞到了“記者區”的後面（這回可沒有來得及設什麼“紅繩”），慢慢地蹭到曾蔭權的身邊。開始三米沒人管、兩米沒人管，後來離特首只有不到一米的距離了，我的耳朵都能聽到自己怦怦的心跳，但還是沒人上前阻攔——難道曾蔭權不怕被記者刁難？不怕有人搗亂？甚至不怕……即使他不怕，香港政府保安部門對特首外出的常規保衛怎麼也不見有任何配套的啟動，還是隱蔽得太好我根本看不見？我瞠目：這樣的事情假使發生在內地，別說黨和國家更高領導，就是省長、市長有計劃地來到某處公共場所，起碼的保衛工作也會緊緊伴隨，何況香港的情況又是那麼複雜？
曾蔭權那天在“屯門醫院”和記者交談的時間至少持續了半小時，香港記者都在向特首發問，只有我一個人心懷忐忑地在周圍悠來蕩去。當時大廳裡還有很多人，掛號的、看病的、陪同病人的，都是當地的老百姓。我發現曾特首的出現並沒有打破醫院的正常運轉，人們該干什麼還是在幹什麼，一對中年夫婦看樣子是碰巧前來就診，不大明白醫院大廳怎麼突然與往日不同，圍了這麼多人？妻子就上前看了看，旋即回到丈夫身旁，邊走邊遞話兒：“曾蔭權，記者採訪”，意思是“沒什麼了不起，沒有大事”！
我的“忐忑”在那天最後變成了來自心底的一聲自嘲——香港這個社會在我眼前真是一會兒刻板，一會兒隨意。想想媒體要正兒八經地採訪特首吧，包括三大司（政務、財政、律政）以及立法會、政府行政會議要員，那些“大人物”總是左顧右盼，好像下決心難極了，而“屯門醫院”，特首說來就來，說採訪就採訪，中間走“程序”必須的約訪、審題、文書往來等等累死人也煩死人的過程全沒了！同樣的感覺，有時在其他活動場合，“大人物”們到場，其實也就是一輛車，通常和我們記者坐的出租車會停靠在一處，上車下車，接觸幾乎是“零距離”。
內地記者身上難脫“官氣”，但是真正見了當官的，我們誰也別說自己不緊張。可是香港的記者就不同，他們見了“官兒”，不管大小，不僅不拘束，也不特別“加小心”。倒是這裡的官員，我發現他們面對媒體或市民，總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錯了什麼事讓社會不滿。他們做官比內地官員所拿俸祿要高得多，責任也更明確，比如誰管的部門一旦出了什麼事，誰就得馬上出來解釋或者在電視、廣播中“謝罪”道歉。是不是就是為了這個原因，香港政府的官員在納稅人面前註定總是“傲”不起來？
2006年4月22日，《香港基本法》頒布16週年，香港召開了大型座談會，會場就選在中環一家老式酒店，與立法會只有一街之隔。因為這場慶祝式的“座談”格調甚高，每年都要舉行一次，一般情況下，香港特首、律政司司長、立法會主席等人只要在港都要出席。
22日我去採訪，沒有見到曾蔭權，因為特首此時正在海南出席博鰲論壇，香港特首的職位就按律由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署理。那天前半場活動已經完畢，後面就是純學術的座談了，我和另外一名記者決定撤（新聞要不了太多內容），正在酒店門外叫出租，聽到門童說：“不好意思，請讓這輛車走先。”這輛車是誰？就是許仕仁的。說話間“署理行政長官”的坐騎已經開到了門前，他向四周笑了笑，一屁股坐進去，就那麼簡單地走了。我繼續招手喊我的出租車，同事則好心提醒：“唉，要不要再等一下？範太的車可能也快過來了。”她說的“範太”就是香港立法會主席範徐麗泰（香港女人習慣婚後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丈夫的姓氏之後，因此徐麗泰儘管做了立法會主席，還是被人喚作“範太”）。我說：“不用等了，咱們趕快回去發稿。”說著就繼續招手。這樣做並不是我沒有看到酒店門前的空場太小，實在容不下兩輛轎車並排停靠，也不是不懂禮貌故意不讓領導先行，而是一分鐘前，我看到了一幕情景：範太一個人，低著頭，胳肢窩裡夾著一疊子材料，已經走出了酒店，自己悄沒聲兒地正在過馬路。
鑽進出租車，同事還在追問：“怎麼，你看見範太走了？”
我忍不住笑：“對，剛剛看到她在過斑馬線，立法會她的辦公室不是就在馬路對過兒？”
範太一個人走了，她是因為沒有必要坐車，才步行返回辦公室。可是我笑什麼呀？這件事有什麼值得好笑？當時真是不明白，事後思量，或許還是自己太少見多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