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內地人到香港“咋”做記者？
在香港做記者和在內地還是不是一回事？
說句欠謙虛的話，來這個地方前，我並不算是個搞新聞的“雛兒”——1996年，中央電視台為了躋身世界傳媒舞台，大手筆地成立了一個調查性欄目，每期45分鐘，講述一個故事，追究一個問題，揭露一起黑幕，被業界譽為“中國電視深度報導的航空母艦”，這就是《新聞調查》。來港之前我不僅在這艘“航母”乾了將近8年，同步讀了6年“電視藝術”的研究生，再早還在報紙、雜誌以及央視的其他欄目把編輯、編導、記者、主持人都做了個遍，資歷、學歷可謂不淺。然而到了香港，雖說乾的還是記者的老本行，但是條條大路不一定通羅馬：陌生、尷尬、混亂、無奈，觸到“咋做記者”這個話題，肚子裡泛上來的第一股酸水兒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記者和在內地完全不同”，這種感覺用不著8個月的時間來品嚐，你扛著機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關起門來大發感慨——
我的第一次“受屈”記得是在2004年9月底，那時初來乍到，兩眼一抹黑，香港的一個著名行業協會為了慶祝建國55週年要舉辦一個大型酒會，提前邀請我們前去採訪。按照內地的習慣，新聞記者，特別是CCTV的電視記者，一定會備受大會重視，組織者會把你照顧得周周到到。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攝像師到了現場，門前不僅沒人等待，沒人給CCTV事先預備下一張熱情的笑臉兒，相反胸前倒統一被人先啪地貼上了一塊不干膠標籤兒，那標籤兒上面用英文印著“記者”的字樣，然後就連人帶機器被安插到了會場正後方的記者區。這個“記者區”很臨時、很簡約，就是十來米見方的一個木頭台子，高有一尺，一面靠牆，三面都用繩子攔著。那繩子粗細很像拔河繩，外面裹著純正的紅絨布，樣子既好看又體面。但是“紅繩”是專門用來“圈”人的，記者到了會場就不得再越“紅繩”一步。開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饞著偌大的會場內抄手形擺放著的兩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記者無關），只是台子太小，媒體太多，擺不開機器，就試探著出來，想在台子外面找個地方支三腳架。誰知我的腿剛剛邁過“紅繩”，工作人員就急忙跑過來，攤開雙手把我往裡面推：“快快，快請回到記者區，你們不能出來！”我登時傻眼，香港這個社會怎麼能……我們可不是來蹭飯，而是你們事先……然而容不得我申辯，工作人員的手已經把“推”這個動作因為需要不斷地加快速度而弄得有點滑稽，這下，我的自尊心可全完了，當場就被拍成了一塊碎木炭，乾巴巴的火星兒四散，根本拾不起尊嚴——看來香港記者台的“紅繩”還真的並非虛設，是唐僧給“孫猴子”在地上畫出來的圈兒。那位工作人員的手勢以後長久都令我難忘。像什麼？轟雞？不錯，一隻小雞不識趣兒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勝其煩地把它趕回雞窩……
中央電視台在香港沒有地位，這個“地位”當然要加上“特殊”兩個字才准確。而“特殊”，不管我喜不喜歡、承不承認，那都是以往我在內地受用慣了的。內地的媒體，不要說正面報導，就是《新聞調查》專事批評，整天到處揭人家的短兒，我們記者的身上還是有一股虎威。現在虎落平陽，凜凜虎威蕩然無存，貓的本事都無法施展。就是進入尋常的日子，比如打電話聯繫採訪或者初次與人見面，你最好也不要開口說“我是CCTV的”，說了，第一，很多人聽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縮寫本身就另有含義，是“中央電視監控”，這層意思來港前我不知曉，到了香港才愕然，從此再也不敢穿著台裡發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間，我曾在香港利用探親做過一期《走進淘大花園》的電視節目，當時特首董建華本來已經同意接受我的專訪，但是臨了，距採訪只有一個小時了，他的秘書突然打來電話，說董先生還是決定回絕，因為SARS以來，特首還沒有接受過在港的任何一家海內外媒體的專訪，“現在單獨接受中央電視台也不大好。”這件事當時並沒有給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為那時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後情況就不同，我要在這裡常駐，要天天做新聞，一回又一回遇到類似“紅繩”的麻煩，總得思索個原因，想個辦法抗爭或者適應？
然而接下來，我的表現真不給自己提氣，沒有“抗爭”。為什麼？
孤軍奮戰，“霸”徒勞，香港的社會也根本沒人搭理我這份“矯情”。
CCTV在香港沒有特殊的地位，香港當地媒體諸如“有線”、“無線”、“亞視”、“鳳凰”以及海外的所有傳媒，任何一家在這裡也都沒有特權。大家被一視同仁，同在一條起跑線上競爭，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會是一個手中握有生殺大權的立法及裁制肌體，香港所有媒體可以派人隨時聆聽每一次會議的內容，但是誰都不得進入到裡面錄音、拍攝，官方會在高牆之外引出一根視頻和音頻信號，供天下的媒體採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一個政府部門或者哪一位政府官員稍不留神，給人落下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實，他可就要準備挨吐沫，這一點連董先生也不能不顧及。此種“區情”香港媒體習以為常，他們不僅對各種“特權”不存奢望，而且面對“紅繩”，記者們個個也都好像沒有怨言。
過去CCTV常駐香港的一位老前輩曾經告訴我，1992年他剛來香港的時候有一天外出採訪，那是港府的一個重要會議，媒體都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等結果。他看到香港的記者人人背著麵包，拿著礦泉水，心裡好笑：“這是乾嗎呀？一會兒採訪結束，回家好好吃一頓不是更好？”可是那天的會議整整開了一天，香港的記者從早到晚就在外面“沒脾氣”地等，餓了就撕麵包，渴了就喝礦泉水，沒有一個站出來抗議：“既然估計會議要開這麼長的時間，為什麼一大早就把我們都叫來？”這位“老前輩”心裡窩囊，離開吧，怕誤了新聞；不離開，又飢渴難耐。看著香港記者談笑風生、一派自然，他後來甩給我一句極其深沉的感慨：“不一樣！處境不同啊！香港的記者敬業，或者說職業，他們每天東跑西顛、忍飢挨餓，好像從來就不知道什麼是委屈！”
不知道什麼是“委屈”就是“敬業”？就顯得“職業”？
“老前輩”的話讓我瞇起眼睛開始觀察香港記者究竟和我們“內地的”有什麼不同，這種“觀察”實際上我明白，已經等同我對“紅繩”免戰高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