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崛起

生存的慾望再加上成長的希望，構成企業起跑的原動力。 建國後，中國在經濟建設領域一直學習、效仿蘇聯模式，優先發展重工業。經過30年的時間，日化輕工業已經跌入低谷。開放以來，雖然國家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路線，但仍沿著計劃經濟的軌道在運轉。幸好有千千萬萬個投身於此的溫州人，才讓日化產品重新在市場上活躍起來。僅僅10年之後，來自中國溫州的小商品，已經可以拿到蘇聯換回飛機。 可見在起跑的初期，他們的機遇有多大。 儘管溫州經濟發展壓力重重，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溫州的商品市場已經積蓄了一股強勁的力量。 1978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全國人民的副食品由國家統一分配，柴米油鹽醬醋茶等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憑票購買。在溫州，農副品市場上小商小販已經悄然興起。

市場上，常有小商販們拎著兩三條魚，把寫明斤兩和價錢的小紙條塞在魚鰓裡。熟悉套路的買主遇上了，就掀開魚鰓，與小商販討價成交。 當時30來歲的陳壽鑄是溫州工商局市場科的一名工作人員，他和同事的主要工作任務是察看市場，對無證商販進行取締。面對這些小商販的小伎倆，陳壽鑄與同事通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時候還遠遠吹哨，提醒小商販避開檢查。 1978年10月，溫州城市農副產品市場全面開放。 1979年1月8日，清明橋、上陡門、永中、瞿溪等1一個糧油市場也相繼開放。直到1979年9月15日，官方正式的文件出台，浙江省批准開放溫州農副產品市場，允許三類農副產品上市交易。 此次解禁意味著政策上的鬆動，讓被壓抑已久的溫州商品市場迸湧而出的爆發力異常驚人。各類貿易市場、專業市場開始如雨後春筍冒出地面，成為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標誌。

1981年8月15日，《人民日報》上出現了一篇題為《活躍的溫州市場》的文章： 到過溫州的人，都感到溫州的農副產品市場和飲食服務行業非常興旺。點心從早晨四時到深夜零點，隨時可以買到；誰家如有賓客臨門，生熟菜餚也隨時可購；一年四季做衣不成問題；理髮、修配也不犯難。 過去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市場冷冷清清，群眾吃了苦頭。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溫州有關部門清理了“左”的影響，局面逐漸發生了變化……允許多種經濟並存，流通渠道暢通了，商業網點增加了，市場活躍了…… 1983年2月，溫州永嘉縣橋頭鈕扣市場正式營業，這是我國最早的農村專業市場。追溯鈕扣市場的起源，從外鄉帶回第一批鈕扣的“彈棉郎”葉克春被載入《橋頭鎮志》，成為溫州橋頭鎮從事鈕扣販賣的第一人。

1985年，《解放日報》記者桑晉泉對橋頭鈕扣市場進行了報導： 有一年，兩位彈棉郎從外地一家鈕扣廠的垃圾堆裡覓回來了一堆次品鈕扣，居然在橋頭鎮一銷而空。於是，他們果斷放下彈棉擔子，經營起了鈕扣……“東方大市場”不經意間就此誕生。 事實的確如此。 17歲離開家鄉外出彈棉被，在外闖蕩10餘年的葉克春於1978年底回到橋頭鎮。葉克春帶回的還有一堆鈕扣。多年行走的葉克春畢竟見過了世面，他將鈕扣釘在白布上對外銷售。這些鈕扣樣式新穎，色彩鮮豔，很快遭到鄉鄰們瘋搶。 試想一下，1978年的中國人，剛剛開始告別一身藍、灰、黑，穿上的確良襯衫，愛美之心開始爆發。鈕扣作為最基本的服飾裝飾物，自然頗受歡迎。

只是當時葉克春的鄉鄰們不知道的是，這堆鈕扣是工廠丟棄的次品，被葉克春與哥哥在外地的鈕扣廠門口撿了回來。初嘗甜頭的葉克春開始正兒八經琢磨起經營鈕扣的生意。他開始四處打聽鈕扣生產廠家。 當時同鎮有一位老鄉在推銷一種塑料編織蝦。此種塑料編織蝦、編織金魚，通常用來與鑰匙懸掛一起，做佩飾用。最傳神的是，這種塑料編織金魚有一雙活靈活現的大眼睛。敏銳的葉克春看到了商機，他打聽到這種“眼睛”是由台州市路橋區國有鈕扣廠生產的玻璃鈕扣。 五顏六色、生動鮮活的編織蝦成為一種流行，訂單一下子上10萬元。葉克春的鈕扣生意自然也打開了市場。就這樣，葉克春被載入《橋頭鎮志》，成為溫州橋頭鎮從事鈕扣販賣的第一人。 眼看著葉克春的鈕扣生意非常紅火，鄉親們也跟著賣起鈕扣來。當時永嘉橋頭村的婦女主任王碎奶30歲出頭，行事風風火火，她開始帶著鄉親們北上江蘇、上海，南下江西等地採購鈕扣。與此同時，金華、義烏、嘉興、江蘇、上海等地的鈕扣採購商也紛紛湧往橋頭鎮。當時，王碎奶自己的攤位一個星期可以賺到200多元，也就是說一年下來，就能成為名副其實的“萬元戶”。

市場初見雛形，於是有人開始自己在家庭作坊中生產鈕扣。 據王碎奶回憶：“剛開始土了吧唧的，一顆鈕扣生產要做好幾道工序下料、刮面、'挖屁股'、拋光，加上中山裝的四個洞也是一道工序。工序比較多，速度比較慢，一天最多做2萬顆左右。但就是這樣慢也比跑供銷的成本節省不少，利潤高出許多。家裡沒有生產鈕扣的，就到隔壁有生產鈕扣的人家拿貨銷售。那時候，橋頭每家每戶都要跟鈕扣打交道，也靠著小小的鈕扣養活了整個橋頭鎮。” 鈕扣市場開業的頭一年，數百個攤位就擺在橋邊，非常擁擠。之後王碎奶組織大夥商量，把鎮上的小學進行了搬遷，蓋起了一個真正的專業市場，上下兩層樓，攤位1000多個，門面700間。橋頭鎮開始成為鈕扣生產與銷售的基地。 1987年5月，王碎奶成為橋頭鎮鈕扣市場的黨支部書記。專業市場就這樣逐步形成規模。

鈕扣市場帶動了橋頭鎮的經濟。 曾經全鎮只有“一家飯店，一家旅館，一輛客運汽車”，到1986年，“全鎮已經開出了40多家飯店，50多家旅館，每天有6輛長途客車直達金華、杭州、上海，20多輛短途麵包車、近200輛機動三輪車穿梭往來於溫州市區和縣城方向。” 1983年底，溫州市形成了以永嘉橋頭鈕扣市場為首的十大商品產銷基地和專業市場：樂清柳市五金電器市場，樂清虹橋綜合農貿市場，蒼南宜山再生紡織品市場，蒼南錢庫綜合商品批發市場，平陽水頭兔毛市場，平陽蕭江塑編市場，瑞安仙絳塑革市場，金鄉徽章標牌產銷基地，瑞安塘下、莘塍塑料編織袋鬆緊帶市場等。 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平陽一農婦，看到家鄉人外出收購兔毛賺錢。一不識字，二不會說普通話的她在口袋裡裝了兩張紙條，一張寫著：我是溫州平陽人，請幫我買車票。另一張寫著：我要收購兔毛，每斤多少錢？憑著兩張紙條，老太太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成了萬元戶。

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萬里1983年11月29日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評價蒼南縣宜山區再生紡織業，使單一的農業生產開始變為農工商綜合經營，“展現出農村生產力充滿生機的發展前景”。 十大商品專業市場的形成，其背後有琳瑯滿目的“小商品”，成千上萬的“家庭作坊”以及浩浩蕩蕩的“供銷大軍”。成形於20世紀80年代，在90年代得到發展，並成為溫州經濟的支柱產業，十大專業市場是日後溫州經濟享譽八方的第一階段。 從歷史的進程看來，1956年，溫州永嘉“包產到戶”是一次驚天動地的創舉。但在當時，這種反農業合作化的舉動卻遭受到鋪天蓋地的打擊。 溫州地委機關報《浙南大眾報》指名道姓批評李雲河主導的包產到戶是“打退堂鼓”。 “永嘉包產到戶”的“始作俑者”永嘉副書記李雲河撰寫長達5500字的專題報告發表在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為自身辯護。

兩年後，批判李雲河的大字報貼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會議的會場。 “文革”期間，李雲河更是難逃“厄運”——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改造。 22年之後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開天闢地之舉後來被載入史冊，被譽為“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又是3年過去，1981年8月，題為《1956年永嘉縣試行包產到戶的冤案應該徹底平反》的文章出現在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第282期簡報上，並被加按語肯定了“當年首創這種責任制”。 儘管永嘉“包田到戶”得以平反，但是溫州的私營經濟依然是迷霧籠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溫州地區和溫州市合併，實行市管縣的新體制，袁芳烈任中共溫州市委第一書記。據稱，履新的袁芳烈來到溫州帶著在省委立下的“軍令狀”——一年內，解決溫州所有製問題。

很顯然，當時袁芳烈對個體經濟是懷有偏見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系列打擊私營經濟的組合雷厲風行地展開。 “八大王”和“登山鞋廠”事件就是溫州經濟整肅運動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闊斧地“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同時，袁芳烈也於1982年下半年進行了兩次腳踏實地的調研。 一次，瑞安調研路途中，袁芳烈驚訝地見到上百頭牛，頭頭膘肥體壯。常年在基層工作，袁芳烈見過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於是，他向牛倌請教。牛倌告訴他：牛是一家一戶養的，所有權歸集體，收益歸個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幹部”，一頭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煉乳廠收購值500元，每年產犢一隻500元，1500元正好相當於一個30年工齡幹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鎮，袁芳烈鑽進燈光昏暗的地下工場。半間房子，5台簡單的機器，主人兼工人是帶著孫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領料，晚上將成品鬆緊帶交給小販。 5台機器投入500元，年淨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讓副省級的袁芳烈自嘆不如。他算了一筆賬：100個這樣的老太太，年利潤60萬；1000個，就是600萬。而在當時的溫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純利超過60萬的國營企業卻不過3家。 正是調研中的所見所聞讓袁芳烈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議下，溫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召開“兩戶大會”，請兩戶代表現身說法。 參加會議的代表是各行各業帶頭從事商品生產的“能人”，也是全市各地先富起來的“能人”，共有代表1200人。所謂“兩戶”，是當時對專業戶和重點戶的一個概括。所謂專業戶，是指家庭主要勞動力專門從事某項專業生產，收入成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專業部分的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60%以上；所謂重點戶，是指家庭輔助勞力或主要勞力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某項專業生產，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50%以上。用現在的話來說，當時這個“兩戶”，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其中林業專業戶週人正成為“兩戶大會”中的風頭人物。從1979年起，週人正投資38000元，僱工50人，承包2000畝荒山。兩戶會議上，他作為典型發言。 《溫州日報》在頭版發表一條400字的新聞，在二版發整版長篇通訊，配合宣傳。 儘管是市委書記親自相邀，“兩戶”代表一想到“八大王”事件，似乎依然感到心有餘悸，因此，全體代表要求市委將袁芳烈的講話每人發一本，作為白紙黑字的憑據。 兩戶會議有如冬天裡的一把火，促使溫州私營經濟的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勢發展。據當時媒體記載，瑞安一個挂靠學校的校辦工廠，“兩戶”會議後總共100多員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辭職獨立辦廠。 最初，以扶植國有經濟打擊私營經濟為己任的袁烈芳開始為溫州的私營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溫州歷史上遭受的一系列打擊開始陸續得以重新定性定論。 1984年，袁芳烈組織相關部門成立調查組，複查“八大王”案件。終於，1984年3月27日，被關押了186天的“電器大王”鄭元忠被無罪釋放。其他“大王”也獲得新生，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翻開新的篇章。 此時，全國上下的大環境也日趨暖和，“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溫州的個體戶、私營業主終於感嘆，守得云開見月明。 從1983年的一系列媒體報導中可以窺見當時“風向”的轉變：《浙南日報》報導，“1月，市二輕系統59個集體所有製企業，實行經營承包責任制”；《經濟日報》報導，“2月26日，金華溫州開辦零擔物資集裝箱運輸業務”；《人民日報》報導，“5月24日，經營承包改造落後企業，溫州水泥廠扭轉多年虧損局面，承包後第一個月產量超過前三個月總和”。 1983年，個體戶葉永國榮獲“全國先進個體勞動者”稱號，赴京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葉永國本是高中畢業，在市區小商品市場擺了個賣女裝的攤位。最初，感到難為情的他躲在店面後面，讓母親在店里當營業員。在被評為“全國先進個體勞動者”之後，20歲剛出頭的他當選為溫州第一屆個體勞動者協會副會長。 葉永國的事蹟，標誌著曾受盡歧視的個體戶開始以正面積極的形像出現在溫州的歷史舞台之上。這一年，溫州個體戶佔全國總數的十分之一，已有八九萬人。 第二年，另一個姓葉的溫州人成為全國名人。 1984年5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消息：浙江省溫州蒼南金鄉家庭工業專業戶葉文貴，被政府破格提拔為金鄉區副區長。私營業主成為正經八百的父母官，在當時的情形下不能不說是驚人創舉。 1984年開始踏上仕途的葉文貴感受到“不能承受之重”，無意中向媒體“傾訴”，而終結了自己的官場生涯。之後一頭扎進“電動轎車”的研發中，最終“折戟沉沙英雄遲暮。” 儘管葉文貴的故事最終是以遺憾收場，但在四五年的時間裡，葉文貴把一個小型家庭作坊發展成溫州第一企業集團，成為顯赫一時的蒼南首富，他的故事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 蒼南金鄉的葉家是一個經商世家，其祖父早年在上海開銀樓，其二伯父創辦了上海自行車三廠，20世紀70～80年代全國風行的鳳凰牌自行車就出自三廠。 1969年，葉文貴作為溫州知青被分派到黑龍江偏遠農村。 因會電工懂技術，葉文貴與當地礦務局素有往來。有著家族商業思想熏陶的葉文貴發現，當地礦務局長期需要大量鐵鍬木柄，而葉文貴所在知青點有著大量的林木。於是，葉文貴夥同幾位知青一起開辦了一家鍬柄廠。到1978年溫州知青返城前，葉文貴的鐵柄廠市場已經從關外拓展到了關內。在窮山僻水的知青點，葉文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筆財富積累。 回鄉後，他發現蒼南金鄉的銘牌徽章作坊已蔚然壯觀，8萬人口的小鎮湧現700多家商標廠，從業人員1萬多，全國一半以上的校徽都出自金鄉。 但是徽章的原材料鋁板多為外地採購，於是葉文貴召集親戚集資組成家庭作坊，生產鋁板。僅4個月，鋁板廠的投資全部收回，到年底還淨賺了20多萬元。 鋁板製造的技術含量低，進入門檻低，因此葉文貴急流勇退，先後投資高頻熱合機廠、壓延薄膜廠等，都如願獲得驚人收益。之後，他創建金鄉第一個企業集團，可以說，這是整個溫州的第一個企業集團。 1984年，全國開始撥開計劃經濟的迷霧。在這年，用日本《國際貿易》一篇文章的話說：“中國進入真正的商品經濟時代。”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肯定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代名詞），突破了經濟建設中的束縛，正式拉開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其中提出的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正是20年後中國積極努力推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雛形。對於決定，鄧小平作出如此評價：“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溫州民營經濟中積蓄已久的力量乘勢而出，洶湧爆發。 1984年，溫州樂清的補鞋匠南存輝與跑供銷的胡中成創辦了求精開關廠，這便是日後溫州知名企業正泰和德力西電氣的前身。 與此同時，同是樂清人的“電器大王”鄭元忠，被釋放出獄後雄心不改，決定東山再起，開始第二次創業，辦起樂清精益開關廠。當時的精益開關廠在合作形式上其實就是股份制，只是當時國家對這種經濟形式還沒有正式的名稱。 同一年，在溫州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工作的陳敏不安於現狀，突發奇想，縫製了五件風衣到市場上銷售，賺了100元。於是開始正式涉足服裝業，設計生產當時風行的藍色牛仔褲。 1986年，陳敏辭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創辦了溫州華聯服裝廠，專門生產男式西服。第二年身價便逾百萬，之後打造了“金頂針”西服品牌。 1996年，陳敏與鄭元忠、吳邦東合作，成立莊吉集團，陳敏擔任董事長一職。 1985年，在蒼南縣橋墩鎮這個貧困的小地方，幾個做啤酒批發生意的朋友找到橋墩衛生院牙醫吳祖宗。他們看中了當地豐富優質的泉水，想創辦一家投資35萬元的啤酒廠。得不到國家的投資幫助，也無法從銀行貸到款，朋友們來找吳祖宗籌措辦廠費用。 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吳祖宗被推選為廠長。吳祖宗帶頭以5000元一股入股，廣招股東，8一個農民籌集到了37.5萬元啟動資金。 資金的問題終於解決。而按照不成文的常規做法，辦廠需要找挂靠單位。合股創辦的企業既不屬於國營，也不屬於集體，因此幾次三番領取工商營業執照也沒有成功。最後，還是橋墩工商局“欺上瞞下”，給啤酒廠辦了一張臨時營業執照。 沒有挂靠單位的啤酒廠反而擺脫了束縛與掣肘，肆無忌憚地大膽推行所有權、決策權和經營權分離，在此基礎上正確劃分股東、董事會和廠長的權利和業務。中國第一個正式的股份合作企業在溫州蒼南縣農村誕生。 事實上，最初的兩年，啤酒廠發展並不順利。直到1987年，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帶隊在甌海、蒼南考察時，董朝才提出對那些“非驢非馬”的企業，要定一個名：“過去有股份企業，有合作企業，我們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業'。”之後，在董朝才提議下，溫州出台了《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文件一出，無疑表明政府認可了啤酒廠的身份，頓時讓吳祖宗等人信心大振。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讓啤酒廠享受到政府的扶持，發展迅速。 1990年前後，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紅利。 溫州樂清市的赤腳醫生趙章光親眼目睹了掉髮患者的痛苦，於是潛心研究治療脫髮的生髮藥水。卻不料，這種醫者仁心卻成為一次歷盡千辛萬苦的創業歷程。 為了研究生髮藥水，趙章光變賣家產，在家人身上做實驗，經歷了上百次的失敗，終於在1974年左右，他的藥水“章光101”研製成功。 然而，命運似乎在捉弄趙章光，衛生局把趙章光視為“假藥騙子”、“江湖郎中”，並警告他，“以後不准再行醫騙人，否則取締法辦”。 之後趙章光輾轉溫州、寧波、鹿城等地，申請行醫，都遭遇失敗。 1985年，通過《浙江日報》的一則廣告，趙章光與河南鄭州市亞美商店聯繫上，後經亞美推薦，趙章光當上鄭州管城脫髮專科醫院的名譽院長，他開設了診室，在鄭州治療13000多名脫髮掉髮患者。 後藉助醫院的上下斡旋，河南省科委主持召集全國著名皮膚病專家、教授、藥理學專家，鑑定“101生髮真正是有效”。 1986年，脫髮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趙章光任所長。緊接著，鄭州市“101”毛髮再生精廠順利建立。名聲傳播開來，在北京市民政局的邀請下，北京“101”毛髮再生精廠創辦，趙章光出任廠長。 縱觀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民營經濟創業史，不論是葉文貴、吳祖宗還是趙章光，他們都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泥腿子”，他們創辦的企業與70年代“家庭作坊式”的創業已有截然區別，其生產規模、技術含量、組織形式等都不可相提並論。 到1986年，全市有股份合作企業10413家，年產值13.61億元，上交稅利9124萬元，分別佔鄉村工業企業戶數、產值、稅收額的71.3%、71.5%和69.6%。 當時前往溫州考察的經濟學家費孝通在葉文貴的廠裡轉了三圈，讚歎：“了不起的新型企業家。”加拿大著名機電學教授不遠萬里跑來看葉文貴：中國農村想不到有你這樣的奇人。 同時，葉文貴的經營思路已形成了企業管理體系：培養後備人才，選送職工去同濟大學、浙江大學培訓深造；企業內部開辦電大班、閱覽室，組織職工知識更新和升級。 趙章光不為吃飯穿衣而創業的事蹟更是打破了“貧窮是催生溫州民企崛起的原動力”溫州創業的固定模式。其研發的“章光101”在第十六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覽會上，獲得個人發明最高獎——奧斯卡發明獎和產品金牌獎，之後又陸續獲得了11項國際大獎。 南存輝、胡中成、陳敏、鄭元忠等人也在80年代創辦了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是今時今日溫州名企正泰、德力西、莊吉等的起源，至今依然是溫州民營經濟的中流砥柱。 20世紀80年代中期，溫州經濟一片繁榮。據當時的數據統計，溫州永嘉橋頭鎮的“萬元戶”已占到80％；溫州農村每百戶自行車擁有量近60輛。而且，年輕人追求品牌高檔的自行車，還掀起“摩托熱”；宜山、金鄉、龍港、柳市的農民紛紛蓋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馬桶等現代家具設備成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問津的呢絨、綢緞等高檔衣料和服裝普遍進入人家；西裝、連衣裙、風雪衣、健美褲開始流行；當時初中三年代培費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費用高得令人咂舌，不少企業家還是不惜代價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學習；致富光榮的意識已經深入到千千萬萬溫州人的內心。 從1978年至1985年，溫州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13.71%，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高達21.14%，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也達到12.97%。 特別是農村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3萬個家庭工業和聯戶工業的發展，它們的年產值佔農村工業產值的60%以上。 全市有415個專業市場，年成交額在8000萬元左右的達到10個，1985年某市貿易成交額10.6億元，為社會商品零售額的57.28%。 在溫州經濟一片火熱之時，全國各地和社會各界對溫州的關注度也驟然提升。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報》圍繞溫州農村商品生產問題，先後比較系統地組織報導和發表評論文章。從那時起，溫州步入了專家學者的視野，關於溫州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性文章逐漸增多，也因此引起了中央的關注。 1985年被稱做“溫州年”。在這一年，“溫州模式”的民營經濟成為繼“蘇南模式”集體經濟之後的又一全國性典型。 是年3月18日，林業部部長楊鍾、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像以及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杜潤生等一行專程來到溫州。他們先後視察永嘉橋頭鈕扣市場、瑞安塘下家庭工業，樂清北白象村鎮建設、柳市五金電器市場。視察結束後，他們評價：“溫州商品經濟搞得活躍、有特色。” 3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本想從上海赴溫州考察，卻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農委副主任李仁續，帶了一盤《溫州農村商品產銷基地》的錄像帶，火速趕往上海匯報。 萬里看了錄像後很高興，對李仁續說：“我今天在這裡什麼人也不見，但你是例外。這麼遠趕來，成績這麼大。你們的錄像我看了，我不還了，我準備送給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帶話，叫大家繼續大膽幹。只要革命，只要前進，工作中總會有不可避免的缺點。但總得走出來才對啊，這裡不許走，那裡不許闖，哪能走到四個現代化。” 4月，《人民日報》登出文章《溫州的謎——浙江農村採訪札記》。記者用大量篇幅記載溫州私營經濟的成就，感言：“溫州是個謎，不少到過那裡的人都有這種感覺！” 這裡不像蘇南、浙北，有較雄厚的鄉鎮企業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種模式——異軍突起的家庭工業挑大樑。 家庭工業的發展速度快得驚人。三四年前，家庭工廠還只是寒星點點。現在，如同江南金燦燦的油菜花似地湧出了一大片。瑞安縣塘下鄉，三千農戶中就有一千五百多台織帶機。塘下小鎮上，前店後廠比比皆是，幾乎家家機聲“噠、噠”。別看小鎮不起眼，全國有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要向它訂購鬆緊帶呢。每台機器一年能淨賺四千元。 在可以搜尋到的當年對“溫州模式”的報導中，這一篇算是意識較早的文章。不過，由於體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輕評論，作者對溫州模式僅僅點到為止。而僅僅20天后，《解放日報》才給“溫州的謎”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謎底精確地濃縮到四個字——溫州模式。 5月12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肯定溫州個私經濟的新聞報導和評論員文章： 地處浙南的溫州廣大鄉鎮，這幾年走出了一條發展經濟、治窮致富的新路子，這條路子的獨特方式，就是鄉村家庭工業的蓬勃發展和各種專業市場的興起。它同鄉鎮工業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具有鮮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被拿出來公開討論，質疑聲掀起了些許微瀾。 1986年2月，乍暖還寒，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來到溫州，決心對溫州模式一探究竟。 作為此行的成果，費孝通在《瞭望》上發表了1.5萬字的《小商品大市場》文章，為溫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寫道：“無論是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或其他群眾創造的模式，評價的唯一標準應當是視其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這些模式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發展史上都曠古無師……” 費孝通前後三次考察溫州。第二次是在8年後。他走訪了市區、瑞安、蒼南等地，以《家底實創新業》為題寫了再訪溫州的調查文章，連續發表於《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結論：“正在溫州發生的歷史事實說明，市場經濟是可以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發展生產力的。”1998年10月，費孝通第三次到溫州。當年全國“兩會”期間，市長錢興中帶著南存輝登門拜訪費孝通。錢興中介紹了溫州的變化，費孝通十分高興，表示要再寫一篇反映溫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文章，當場敲定題目《築碼頭闖天下》。 有“溫州模式教父”之稱的費孝通的考察，不僅為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使人們免費享受溫州模式所帶給他們的種種優惠，還讓溫州模式有了示範全國、揚名天下的機會。 1985年10月，溫州產品展銷北京，6萬多顧客光臨。遐邇馳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韌度均勻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醬油、氣味芳鬱的“老酒汗”酒，以及價廉質高的溫州鞋，都受到首都人的歡迎。展銷期間，專櫃前水洩不通。展銷結束次日，8天時間，零售額達100萬元，批量額達700萬元。 正是在這種聲名鵲起中，溫州人“敢為人先”的勁頭更加充分，財富慾望也更加膨脹。 躁動的爆發年代，是對財富的追求和炫耀達到鼎盛的年代。兩手七八個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這根本不算什麼，因為還有做得更出色的溫州人。在那裡，有派頭的人請客，必上兩道湯，一道海鮮大盆中飄浮一隻百元美鈔折成的小船，是為“一帆風順”，另一道海鮮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規則地擺了十隻進口手錶，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為“表表心意”。 發展的“生死時速”，近乎畸形的財富觀，為之後幾年的溫州變故埋下了伏筆。 1986年的金融大災難，溫州貨被大火燒得聲名狼藉，柳市突如其來的激蕩之殤……具體到個人，趙章光遭遇商標危機，求精開關廠的南存輝、胡成中經歷“合作之癢”……無一不說明：欲速則不達，失控則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