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草根

時光層層疊疊，距離我們越近的回憶，越有死生契闊的感覺。 明清時期，浙江溫州、處州就開始出現專業的坑戶負責採礦，而爐戶則負責冶煉：“至於坑、爐各戶，多者數十人，少者不過五六人，所費工本無多，煎洗甚易為力，散處眾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為業。” 以分工為基礎，出現了礦石買賣行為，而這，就成為了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形成。據道光年間《辰溪縣志》卷二十一記載：“又有廠民收買炭礦，僱募人夫，煽鑄生板，計每爐一座所需僱工及挑運腳夫約數十人。”設爐僱人冶鐵的“廠民”多是外來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鐵廠有客廠、鄉廠之分：“其收買炭礦，開設爐墩於縣屬溪邊河岸，僱募人夫煽鑄生鐵，名生板者，有多廠、客廠之分。鄉廠者，數人共一爐墩，各以所獲炭礦輪流煽鑄，為日甚暫。客廠者，或一人或數人合夥，先期收買炭礦，每秋涼時開爐，至次年春夏之交為止。”

溫州，在不經意間就進入了中國經濟史當中，不過這些模糊的經濟模型還遠不能與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真正經歷的東西相比。 1978年是當代中國商業史的新開端，也是溫州人作為“草根商業階層”實現“中國財富夢”的另類樣本。 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溫州人敢想、敢試、敢為、敢為天下先，打造了許多令人驚羨的第一；溫州人膽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島、包油田……佔盡市場先機、屢屢得勝。溫州人的膽大包天不是個別溫州人的行為，它更深刻地體現為整個溫州團體的特徵和品質而被社會各界廣為流傳。 就是這段“另類”的市場樣本，卻有著特殊的歷史機遇，它離我們今天的生活不過30年，卻又似相隔千萬里。儘管我們總在事後感慨“歷史有驚人的相似性”，但對於某些歷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複制。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勵，輿論的支持，社會環境的好轉，商業形態處於一種懵懂的萌芽姿態。在歷史的感召下，許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動或被動地紛紛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積攢原始資本，為今後的從商之路埋下伏筆。 他們，就是我們。 這是一群怎樣的草根？ 他們的出生地，並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條水路還是死路。而他們的發蹟之路，似乎與“知識就是力量”背道而馳。大多數人都是泥腿子下海，與高學歷、海歸毫無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農民”、“小商小販”渲染；政策撐起保護傘時，他們少受庇佑，往往被邊緣化；急剎車時，他們則是風眼，承受著各方的意識形態的壓力，是所有口誅筆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這群人，在巴掌大的溫州，頂著“資源禀賦貧乏”的帽子，以徹底弱勢的姿態，創造著財富神話，成為經濟命題中的悖論。

土地，是中國人祖祖輩輩賴以養家糊口的生產資料。在中國歷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著物產豐碩，百姓富裕。 溫州市位於浙江省東南部，三面環山，東臨大海，山地超過總面積78%，“七山一水兩分田”之說名副其實。據資料記載，溫州在新中國成立前人均耕地僅三分四厘，人多地少，生存壓力巨大。 有時候，造物主似乎並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溫州在地質礦藏上也非常貧乏，除了一些較為廉價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屬礦藏，規模小，開採價值不高。溫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資源全部來自外地，由海上船隻送來。 屬於丘陵地帶的溫州，周邊的山海拔不高，卻分外陡峭。溫州就更誇張了，清江、甌江、飛雲江、鰲江平行分佈在溫州境內，汽車橫穿溫州需要擺渡四次。 “汽車跳，溫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溫州渡”，此類民間諺語把溫州的惡劣交通條件形容得淋漓盡致。

在改革開放之前，從溫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輪船。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溫州與上海的距離也像徵著溫州經濟與發達之間的距離。 作為海濱城市，歷史上的溫州，曾有過一段不瘟不火的時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寧波，成名於大唐盛世，紛紛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到宋朝時期，泉州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寧波也位列對外貿易的港口重鎮，其輝煌不可一世。 位居中國東部海岸線中段，同樣，作為一個海濱城市，溫州也有著對外海上交往的任務，但在寧波、泉州、揚州等的比較之下，始終平淡無奇，乏善可陳。 明清時，長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漢也因地利而日益繁榮，而由於海禁政策，溫州沿海全線內遷，溫州終究未能脫穎而出。

“很大程度上，雖然溫州也沿海而建，但卻並沒有突出的建港條件，並且作為港口腹地也不夠廣闊。因為其背後的大山阻隔了貨物的運輸。”並不出眾的地理位置，溫州無計可施，始終與發達的對外海上貿易無緣。 先天“資質”的淺薄，似乎注定了溫州的落後。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60～70年代，貧窮和飢荒依然困擾著溫州。 “平陽討飯，文城人販，永嘉逃難，洞頭靠貸款吃飯”的民謠流傳甚廣。改革開放前的溫州有8個縣，其中蒼南、平陽、文城、泰順、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時種地，閒時討飯”的習慣。 據記載：“1978年的溫州，560萬人口的溫州，GDP是13.22億元，全市人均儲蓄僅有8元。以永嘉縣為例，1978年的耕地面積是38.29萬畝，比1949年少了4.1萬畝；但是人口在這年達到了68.32萬，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萬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場暴雨，讓縣內2萬畝農田受了災。到了夏天，一場乾旱從8月29日一直持續到10月30日，受災農田7萬多畝。”

如此無以復加的貧窮困苦之下，是一個個被貧窮逼得走投無路的家庭。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樣的故事在20世紀70年代的溫州層出不窮。 據傳，溫州一帶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會發現他們大都來自一個地方：樂清黃華鎮叫做南宅的古村，為當地望族。 1976年，溫州柳市上園村，一個姓南的補鞋匠，有個長子叫南存輝。 碎石片壘牆、茅草蓋頂的住房，半飢半飽的日子，遭人歧視的感受刻骨銘心，歷盡艱辛與磨難，南存輝的童年和少年與望族無關。 6歲時，他挑著米糠，提著雞蛋沿街叫賣。 一天，補鞋匠外出發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醫生吩咐需要休養一兩年。這家女主人向來身子孱弱，一時間整個家庭失去了頂樑柱，陷入焦慮。於是，補鞋匠把長子南存輝叫到跟前，手把手傳授他補鞋技術。無需多言，養家糊口的重擔落在了這個年僅13歲的少年身上。離初中畢業只有十來天，生活的壓力迫使少年南存輝輟學，成為一名小手工業者。

寒冷的冬天，補鞋的錐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錐子，用破紙包上傷口，堅持為客人補好鞋——這是南存輝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學看見後沒面子。終於，他遇到了同學的母親。她關切地問：“怎麼是你？你怎麼在這裡補鞋？難道你不上學了？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讀好書。” 幾句關心話衝破了南存輝的心理承受極限。他當即收攤回家，對躺在床上的父親大聲喊道：“這事沒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親耐心地勸說：“靠自己雙手養活一家很光榮。如果弟妹們將來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這樣，生活的無奈讓南存輝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歸，一晃就是3年。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修鞋補鞋的南存輝見多識廣，3年後便有了新的發家念頭。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輝遇到了小學同班同學胡成中。 胡成中比南存輝大3歲，此時的他已經在外跑推銷長達數年。 胡成中的“高收入”讓後者既羨慕又嫉妒，南存輝動心了。眼瞅著柳市許多家庭以“前店後廠”的方式做起了低壓電器生意，南存輝與胡成中一起湊錢擺了個櫃檯，之後發展成為“求精開關廠”。 這就是如今溫州鼎鼎有名的民營企業兩大巨頭——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的前身。 土地稀缺，地處一隅，溫州的貧瘠與造化的冷落，迫使著溫州人自尋門路，苦心鑽營，發奮圖強。 上蒼也是公平的。溫州沒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卻孕育了一群心靈手巧的人。 溫州古稱“甌地”，所謂“甌”，是一種陶製器皿，據歷史學家判斷，在新石器時代，居住在溫州一帶的原始人就開始製作陶器。從唐宋時期開始，溫州的造紙、造船、絲綢、繡品、漆器、鞋革等手工製作業就有著不可小覷的地位。

甌綉、髮繡、甌塑（油泥塑）、石雕、黃楊木雕、筍殼雕、樂清細紋刻紙、彩石鑲嵌、米塑、篾絲鑲嵌等傳統民間手工藝技術精湛，能工巧匠比比皆是。 有手藝便有生意。作為港口城市，溫州可謂是暗淡無光，但作為手工業製作城市，溫州的小生意興旺。北宋詩人楊蟠的《詠永嘉》記載了溫州的熱鬧與繁榮，“一片繁榮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手工製造業、商業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南宋時期永嘉學派形成，提倡功利之學，反對虛談性命，這一思想所對應的即是南宋時期溫州地區濃郁的商品經濟氣息。當時，富工、富商及經營工商業的地主等新興階層已經在永嘉地區出現，並不斷發展。事功的永嘉學派即代表了這一群人的思想。 但是在溫州，更多的是工匠、手藝人、小生意人。這些人始終是以技藝、苦力掙錢，利潤微薄，地位謙卑，養家糊口都難以保障，更遑論富甲一方。

北宋詩人張俞的《蠶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曾經是手工業者最真實的寫照。 但今時不同往日。當人民生活的物質需求逐漸被釋放，並日益豐富起來時，心靈手巧、會手藝的溫州人就開始活絡起來。 有著濃厚的商品經濟基礎，又有著一身過硬的手藝，在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人搶先一步，開創了“前店後廠”的家庭作坊的先例。 改革開放已經到了第二年，雖然在單位有著固定的工作，但鄭秀康的生活依然艱辛。再三思考之下，鄭秀康辭掉了單位的工作，在家裡開設了一個作坊。 “我決定做消費品，要么做沙發，要么製鞋。最終選擇製鞋，是因為家裡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擠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裡，連個沙發都放不下。”33歲的鄭秀康拜師學做了第一雙皮鞋，“康奈”品牌的歷史由此起源。 家庭作坊式的啟動基金並不需要太多，但場地和資金問題還是讓鄭秀康焦頭爛額。最終，他的老婆將陪嫁的物品悉數拿出，包括那個年代最少見的五塊毛料和一隻手錶，全部半價忍痛賤賣。 在僅僅3平方米的作坊裡，鄭秀康從下午5點多做鞋，晚上八九點鐘吃晚飯，飯後繼續，一直到次日凌晨兩三點鐘，天天如此。由於雙手過度疲勞，10個手指竟顫抖不止。財富緩慢而有序地被積攢著。這樣一天，他能做3雙，賺十幾元，一個月下來能有幾百元錢。 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家庭作坊”，是溫州經濟的第一次整體創業，是日後溫州輝煌的萌芽。 拾遺補缺，以小補大，是溫州家庭式作坊的最大特點，可以說，溫州的經濟是從撿垃圾起步的。 家庭作坊沒有機器，於是去把國有大型企業廢棄的機器設備撿回來，或者從廢品站收購回來，修補修補，噴上油漆，就成了作坊裡的生產工具。 溫州人還善於廢物利用。廢舊的塑料被溫州人撿了回來，加工後，製成編織袋。到如今編織袋依然還是溫州的支柱產業之一。 服裝廠里花色混雜的邊角餘料、破碎凌亂的針頭線腦，往往被服裝廠當做廢品處理，擅長紡織的溫州蒼南宜山鎮卻能變成嶄新的棉絮線團。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起步的再生腈綸生產，不僅讓當地居民發家致富，更是讓蒼南宜山聞名遐邇。 時至今日，10多個村落，上千家布料邊角購銷經營戶，數千家相關上下游企業，2萬多台加工設備，從業人員達到20餘萬人，宜山鎮的再生腈綸已形成產業化，產品遠銷國內外。據統計，1999年，宜山鎮的再生紡織業總產值超過40億元。 到1985年，據當年5月12日的《解放日報》的頭版頭條記載，溫州有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 據浙江大學人文社科部教授羅衛東撰寫的論文《溫州民間企業成長的路徑分析》，相關數據統計顯示，1986年，溫州地區農戶兼營工業達到11萬戶，從業人員30萬，收入達63814萬元，農戶兼業的工業產值佔當年農業總產值比重的50％。 正是那些懂點小手藝、善於搗鼓的溫州人，成為新中國個體私營經濟先驅代表。不管是後來的鈕扣、拉鍊、打火機、剃須刀，還是眼鏡、服裝、皮革、製鞋、小家電等，都是小商品，都是從家庭作坊開始起家，這與溫州歷史上的手工業製造發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與家庭作坊的興起同步的，還有個體經營戶。 1980年初，家住溫州市解放北路的章華妹領到了全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一方面是出於生活的壓力，另一方面是我父親的鼓勵，我的店鋪在1979年11月就“開張”了。說是店鋪，其實就是一張小桌子放在自家門口，賣一些幾毛錢的日用品，如鈕扣、紀念章、手錶錶帶等。後來，自家開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後拿出來賣。漸漸地周圍也有一些人學起了我家。 可是，即使在溫州，當時的人們也都是看不起做小買賣的，羨慕集體企業、國企，我的一些同學看到我擺攤做起了小買賣，都覺得害臊，他們路過我家門前時，都會把臉轉過去，裝著不認識我。開始，我也感覺頭都抬不起來。但是做了一段時間，發覺每天還有一些錢進賬，一個月下來，差不多能賺100多塊，這是當時一個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兩倍多，感覺特別高興，心裡也平靜了下來。想著人家上班賺錢，我也是賺錢啊！想開就好了。 “自家開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後拿出來賣”的形式逐漸流行，這就是“個體戶”與“家庭作坊”相得益彰，是溫州個體私營經濟的萌芽，為“溫州模式”培育了最基本的土壤。 窮則思變，樹挪死，人挪活，一技在身走四方，能幹的溫州人出走溫州，遠赴他鄉謀求生計。 20世紀70年代，溫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個彈棉弓，四海為家闖天下。溫州市委黨校教授朱康曾這樣說：“30年前，溫州的手藝人就已經遍及中國各個角落，他們是構成初級'溫州模式'的骨幹力量。” “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有溫州人的地方就能開拓市場”。在國內，溫州人散佈在大江南北，走遍萬水千山。 首都北京城裡有著名的“溫州村”，大鐘寺、五道口、沙窩、大鄰亭等地都散佈著溫州人的身影，章光“101”的發明者趙章光、“中國阿信”徐小英、鈕扣大王、商標大王等溫商的典型代表，都聚集京城；近水樓台的上海更是溫州人的天堂，有成千上萬的溫州人正隱身在上海南京路那生意興隆的店鋪背後；在彩雲之南的昆明，在改革開放前後迎來了一批溫州人，他們從擦皮鞋、彈棉花、擺地攤開始積累資本，數十年的發展後，溫商在昆明建立了大本營——昆明新螺螄灣國際商貿城；距離不是問題，跋山涉水，據不完全統計，進藏行商的外地人中有將近一半的來自溫州，在遙遠的拉薩有一條“溫州街”，以溫州人最擅長的裁縫鋪為主。 長年累月遊走四方的溫州人，精於人際交往，擁有了強大的適應能力，更重要的是，熟悉了各地的風土人情，掌握了各區域的市場需求，建立了可靠穩定的銷售渠道。 之後，在溫州的“小商品”開拓“大市場”的過程中，溫州的農民供銷隊伍深入全國市場的各個城鎮和鄉村，再次為“溫州模式”立下汗馬功勞。 陳雲華在《會賺錢的溫州人》中寫著：“柳市五金低壓電器專業市場，有4000多名購銷員常年在全國活動；被譽為東方最大鈕扣市場的橋興鈕扣市場，有近萬名農民購銷員串成了一個全國性銷售網，全鄉徽章、標牌、塑片市場，有7000多人在外推銷產品；宜山區再生腈綸市場，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著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 這些被稱為“天兵天將”的溫州供銷團曾經一度達到14萬人以上，他們吃苦耐勞，風雨無阻，無孔不入，所向披靡。他們的構成非常複雜，有的是農民，有的是鄉鎮企業的職工，還有些是複員軍人，佔相當比例的，則是由那些走四方的“彈棉郎”等手藝人轉行而來。 有統計數據顯示，如今在溫州柳市，40歲以上的老闆都當過電器供銷員。新華電器的鄭元孟本是一名赤腳醫生，後來成為供銷員；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鐵匠，也跑過供銷；德力西集團的胡成中更是憑藉走南闖北跑供銷，積累了第一桶金。 胡成中那段推銷員的經歷，就如同南存輝補鞋的經歷一樣，刻骨銘心。 1978年，年僅18歲的胡成中帶著姐姐給的200元錢，平生第一次乘上開往長沙的火車。長沙郊區的鄉村土路上，胡成中背著樣品在泥濘中艱難跋涉。饅頭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戶家借宿，實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個草垛也能過夜。年末，為了推銷低壓電器，胡成中已經在長沙郊區85個村子的抽水站間連續跑了十幾天。遠處駛來一輛拖拉機，他拼命追趕，可拖拉機還是駛了過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輛車，載他到下一個推銷地點。 一天夜裡9點，在公路上冒著刺骨寒風等了4個多小時，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過的運煤車。此時，他心中唯一的心願是能喝上一碗熱開水，能在兩塊錢一夜的通舖上肆無忌憚地睡一覺。這天，胡成中賺了100元。那年，中國農民的貧困線是年純收入100元。 作為東方的猶太人，溫州人操著吳語軟儂，帶著一身技藝，遠赴重洋，美國、加拿大、巴西、日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都有溫州商人的群體，“四海為家，商行天下”是溫州人最好的寫照。 溫州人海外移民的歷史最早發生在一兩百年前。第一批出走海外的溫州人，帶著甌綉、木雕等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偷渡”漂洋過海，前往歐洲等國。 蘇東在《解讀中國經濟奇蹟：了不起的中國人》中記載： 溫州人移民歐洲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7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宣布參戰，並在各地招募了大約14萬勞工赴法國支援協約國軍隊。根據與英法政府簽署的合同，這些勞工每天報酬為5法郎。當時溫州一帶百姓生活貧困，因此青年人紛紛應召。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勞工中大多數乘船回國，也有部分倖存的溫州人選擇了留在法國。 許多年過去後，這些人中的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吃苦能乾髮了財。他們發達的消息傳回老家後，吸引更多的溫州青年來到法國謀生。許多溫州青年憑著擅長石雕的技能，另一些則依靠另一拿手手藝——皮件製作，經過漫長的路程輾轉到達法國。他們最初一般都在火車站附近落腳，一開始靠出賣勞力，或從小商小販做起，走街串巷賣一些雜貨、日用品。 很長一段時間裡，“遊商”都是溫州人的代名詞。 2003年，第一屆世界溫州人大會隆重舉行。據當時2003年溫州市統計年鑑的不完全統計，在國內有160多萬溫州人遍布於神州大地，創辦的企業達3萬多家，其中個體工商戶37萬多個，年銷售總額達3000多億元，相當於再造一個溫州；在海外，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居住著40多萬溫籍華僑，作為全國著名的僑鄉，溫州歸僑僑眷就有43萬人。 溫州人在海外的影響力不僅限於人數，溫州人為當地經濟帶去的活力不可估量。 《歐洲時報》曾經以法國巴黎為例，對溫州人的現狀進行了介紹和闡述。據稱，目前生活在法國的溫州人超過10萬人，通過近20年的努力，溫州商人在巴黎的2、3、11區，從事童裝、電腦、餐飲等行業，購買商舖，搶占地盤，逐漸將當地的猶太人排擠出去，建立了屬於溫州商人的領地。 由此可見，一份在溫州本土，一份散佈全國，一份遠在海外，溫州經濟有三份之說，並無誇張。 如今，溫州市歌《會飛的家鄉》似乎依然在訴說著溫州遊商們的辛酸歷程：“因為有了翅膀，也就有了飛翔；因為有了飛翔，也就有了天堂……五彩鳥飛過的地方，有我溫州人的歌唱；五彩鳥落腳的地方，是我溫州人的家鄉……飛呀飛飛呀飛，飛呀飛飛呀飛……因為有了夢想，哪有什麼敢與不敢；因為弄潮趕浪，哪怕浪花濕了翅膀！” 所謂草根，就意味著出身平凡且身世飄零，歷盡艱辛卻依舊生機勃勃。 改革開放前，溫州曾被形像地描述為：“50年代的海防前線，60年代的武鬥火線，70年代的投資短線。” 50年代，國民黨將溫州作為反攻大陸的橋頭堡。政府決定“放進來，關門打狗”，將溫州定為反帝反蔣的前線。隨著國民黨派遣的武裝人員一次次登陸、空降，溫州政治之弦，繃得比任何地方都緊。 60年代溫州發生大規模武鬥。全國當時武鬥最厲害的地方是武漢和溫州。與武漢不同，溫州武鬥戰火猛烈，死傷不計其數。武鬥使溫州的糧食、水、煤、電全面緊缺、人心惶惶，所以當時流行民謠：“日晝無米，黃昏無被；工總、聯總、有飯吃就讓你總；日晝靠天光，黃昏靠月光。” 據統計數據顯示，從1957年至1978年，溫州工業增長僅3.26倍，而浙江省是5.47倍，全國是6.01倍。在此期間，溫州經歷了：永嘉的“包產到戶”遭到批判，“棄農經商”遭受打擊，“地下工廠”被封，“集市貿易”關閉，溫州成了“全國資本主義復闢的典型”。幾番風吹雨打，溫州經濟凋敝。 更讓溫州人不堪回首的是，從1949年到1978年，國家僅在溫州投入了5.95億元，如同政府和國家的“棄兒”，自生自滅。 惡劣的、殘酷的生存環境，讓溫州人有了百折不撓的“韌勁”。經過幾年的摸索，溫州的家庭作坊、社隊企業開始形成氣候。生產的小商品、小電器多了，需要的各種資源配件也多了起來。一來一往，市場開始流動活躍。 那些多年在外闖蕩的銷售大軍帶回了大量的市場信息：東北缺什麼溫州有的，溫州急需的物資在哪裡可以找到，哪裡價高哪裡價低等。諸如此類的市場行情，都被溫州數十萬“行銷軍”瞭如指掌。 當時外出採購鈕扣的供銷團隊經常要冒著被查的風險。橋頭市場“鈕扣第一人”葉克春回憶：“那時候政府查得很緊，我們背著貨都不敢從火車站正門走，只能偷偷地從火車站周邊的小路繞過。”有一次，葉克春在外地簽訂一筆生意，在住旅館時，被政府人員查到他身上的合同，被處以“投機倒把”之名，身上的貨物托運單、合同以及3000元錢被通通沒收掉。 儘管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全國人民都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時候，溫州人依然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其中柳市以居委會的名義成立了一家街道企業——柳市通用電器廠，下設的32個門市部，交由專人負責。在這些門市部中，有的人膽子越來越大，逐漸滲透到商貿領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機電等貿易。 1971年，一社隊企業生產煤油鑽開關，急需1萬件3×25規格的螺絲，尋遍各商店沒有落，便求助於劉大源。在1967年以做煤油燈發家的劉大源神通廣大，四處購齊所需螺絲，賺了一筆豐厚的差價。自此，劉大源放棄了國營企業招工指標，擺起螺絲攤。 1978年，柳市五金電器風生水起，大批量的螺絲需求催生市場。劉大源趕到上海，一周內收集到300千克螺絲。碼頭到輪船有500米距離，他將螺絲分成四擔，來回搬運。當螺絲全部裝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浹背。口渴難忍，想進船上餐廳喝水，服務員見到他的寒酸，直接當眾人面拒之門外。 不過，劉大源的螺絲種類越來越多，達到17000多種，無論怎樣少見的螺絲都能在他這裡找到。 《人民日報》兩位記者聽到“螺絲大王”的名聲，決定調查是否貨真價實，想方設法找了兩種極為罕見的螺絲要求配。劉大源看到螺絲，馬上說：“有！”於是，“螺絲大王”劉大源的名號越來越響。 已經小有名氣的劉大源，就在此期間成為柳市通用電器廠一家門市部的負責人。與劉大源齊名的還有9個人，並稱“八大王”。所謂“八大王”有10個人，是營業額最好的10個門市部的負責人：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電器大王鄭元忠以及螺絲大王劉大源等。 然而“頂風作案”的結果是，好景不長。溫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個彈棉弓以四海為家闖天下，本是以防餓死的下下策，無意間挑釁了政治神經——全國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實實地上班，唯有溫州人東流西竄地去賺錢，就是“資本主義的黑線”。 1981年的7月，颱風夾著大潮席捲溫州城，暴雨成災，海水高潮位頂托，內河和水庫的水位均超過警戒線。這個夏天，大半個溫州城在狂風與瓢潑大雨的肆虐下損失慘重。 這場毫無預示的颱風，就如同“突然變臉”的改革局勢一般。 1981年初，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 1月7日，國務院發布《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活動的指示》，明文規定“個人(包括私人合夥)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不准販賣工業品”、“農村社隊集體，可以販運本社隊和附近社隊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履行議購合同後多餘的、國家不收購的二、三類農副產品。不准販賣一類農產品”、“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拖拉機、機動船等大型運輸工具從事販運”。 在1月30日，國務院再次發文《關於調整農村社、隊企業工商稅收負擔的若干規定》，“為限制同大中型先進企業爭原料，將社、隊企業在開辦初期免徵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二至三年的規定，改為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凡同大的先進企業爭原料，盈利較多的社、隊企業，不論是新辦或原有企業，一律照章徵收工商所得稅”。 文件內容很快被《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頭版頭條刊登報導，“打擊投機倒把”成為當年的經濟工作重心。這場風暴從北京刮到溫州，刮到全國各地，一直持續了好幾個年頭。 1982年初，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投機倒把罪”讓市場經濟的“弄潮之地”——溫州聞之色變。走在“風口浪尖”的人物，被列為“投機倒把”的重點打擊對象，隨之而來的是震驚全國的溫州“八大王”事件。 柳市首富、“五金大王”胡金林幸運地接到鎮幹部的暗中放信，“不行啦，要下大雨啦！”機警的胡金林立即感到大事不妙，於是揣著早就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倉皇而逃，躲過了呼嘯的警車，也丟下了朝夕相伴的妻子。 為了躲避樂清縣向全國發出的通緝令，胡金林在浙南山區、東北深山老林躲躲藏藏。兩年後溜回家中的胡金林在重刑犯的監牢裡坐了兩個月後被無罪釋放。 20年後的今天，當年柳市的電器大王，如今成為柬埔寨的“水電大王”，成為柬埔寨溫州同鄉會會長。 當時的“電器大王”鄭元忠卻沒有那麼幸運。 據鄭元忠回憶說：“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時，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帶著手槍、手銬衝進我家，把我從床上拉下來帶走，然後在柳市鎮工商所對我進行審查。我拒不承認'投機倒把'罪行，也不願意寫檢討材料。爭執中，我把墨水瓶摔到牆上，對方氣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機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現金，從水路逃出了柳市。”1983年10月20日晚，也就是鄭元忠潛回家中的第五日，被破門而入的警察抓獲。第二天，他被反銬雙手，身上還綁著麻繩，遊街般從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車站，再投入樂清縣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關押在一起。 兩年後，“八大王”平反，鄭元忠東山再起，成立了精益集團，之後又聯合組建了莊吉集團。 受盡苦難的“八大王”的故事，是溫州經濟飽經風霜的縮影。這片中國民營經濟萌芽最早的土壤，紛爭始終不斷。每一次“主義”的交鋒對決，每一次“風潮”的席捲而來，溫州都是首當其衝，成為傷痕累累的“風暴眼”。 與“八大王”事件同時的還有“樂清登山鞋廠”事件。 溫州樂清縣二輕局發展集體經濟，下設有一個皮革廠，生產豬皮鞋，因為工藝差、質量劣、價格高，狀況並不好。 “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山鞋廠更是停止了生產。 1976年，二輕局重新組織人員，全國跑供銷，進行來料、來樣加工。 1978年，皮革廠接到上海一家外貿單位的大訂單，成功生產了一批苧麻底的登山鞋。 登山鞋一投入市場，大受歡迎，工廠擴大生產迫在眉睫。於是二輕局將樂清縣的社隊企業和部分家庭作坊組織起來，形成個體、集體的合作社。隨著樂清登山鞋的聲名鵲起，質疑的聲音也隨著而來。 1982年，在“打擊投機倒把”之風襲擊下，登山鞋場停產，樂清縣領導幹部全體“下台”。 1982年前後，一場颶風，把溫州經濟帶入一個寒冬，元氣大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