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八章張國燾率軍南下——姦心畢露

張國燾9月9日給陳昌浩發出密電以後，情緒不寧，幾度揣摩著可能出現的情況，焦急地等待著陳的回電，度過了難熬的一天。 10日終於盼來了陳昌浩的急電：“一、三軍團違抗總司令部暫停前進的命令，私自北進。”電報還說，中央各機關和一、三軍團是乘夜秘密移動的，連對敵警戒任務也未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軍某些駐地完全暴露，等前指發覺這件事，一、三軍團殿後人員才告訴他們，這次行動是奉有中央直接命令的…… 張國燾閱罷電報，氣得像頭髮怒的獅子，暴跳如雷。他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等人會來這一手，便一個人在總部辦公室裡破口大罵起來：“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連一點信義都不講，還算什麼布爾什維克？”他的臉都氣歪了。 正在這時，朱德總司令走進辦公室。張國燾馬上對他大聲說：“毛澤東搞分裂，帶領一方面軍私自走了。你看看，這是陳昌浩剛發來的電報。”朱德看完電文，十分驚詫和焦急，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他紋絲未動地站在那裡，望著窗外灰暗的天空，臉上泛起了一種極其痛苦的表情。

張國燾餘怒未消，又憤怒地發洩道：“毛澤東抹煞總司令部的職權，私自帶兵搞分裂，我們也只好單獨行動了，不再聽中央的那一套。”朱總司令深沉、嚴肅地對張勸說道：“一方面軍進到甘肅後，蔣介石還是不會放過他們，仍會遇到很大危險和困難。希望一般同志不要過多責難，應以黨的團結為重，最好大事化小，從而彌補這個裂痕。”張國燾見朱德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也沒有再說什麼。 張國燾隨即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剩下的紅四方面軍的第四軍和三十軍，回師南下，重過草地，分別從阿壩和包座、班佑向大金川流域的馬塘、松崗、黨壩一帶集結。 左、右路軍二過草地，艱苦更甚，途中又遇大雨，部隊極度疲勞，疾病增加，屢有減員。 張國燾為推卸分裂的責任，為他的南下行為辯護，於9月12日致電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首長，稱“一、三軍團單獨東出，將成為無止境的逃跑，將來會悔之無及”，“不拖死也會凍死”，說什麼“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該省終是我們的根據地。望一、三軍團速歸來”。

中共中央為了繼續挽救張國燾，團結四方面軍北上，於9月14日從俄界再電張國燾：“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即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張國燾將電報一擲，生氣地對黃超說：“自己往北邊逃跑，還要人家跟著逃跑，豈有此理！”黃超見張發怒，在一旁看著，連氣也不敢出，更不敢說什麼了。張國燾隨後想，不能老是這樣電報來往，應該開一個會議，把事情公開，今後我張國燾做點什麼，也好向大家交代。張國燾拿定了主意。 9月15日，張國燾決定召開的“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在阿壩的格爾底寺大殿內舉行。大殿內高掛著一條“反對毛、週、張、博向北逃跑”的橫幅標語，非常引人注目。到會的約有100多人，除省委委員外，張國燾還動員來了工會、共青團、婦女幹部的代表，以壯聲勢。他還特意通知朱德、劉伯承一定要到會，並讓他們坐在指定的最前排的長凳上，兩旁坐的是徐向前、陳昌浩、黃超等紅四方面軍的人。

會議開始了，張國燾首先作報告。他激忿地告訴大家，毛、週、張、博等人私率一、三軍北上，搞分裂逃跑了；他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紅軍的指揮系統和紅軍的團結，不顧中國革命的利益；他鼓吹只有南下打擊敵人建立蘇區，才是唯一正確的進攻路線；他號召大家起來鬥爭，堅決反對毛澤東等人的逃跑政策。 經張國燾這麼一渲染，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有的開始憤怒起來，有的似乎迷惑不解，也有的沮喪不安，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會場秩序開始有點騷動起來。 張國燾為了造足氣氛，竟添油加醋地大聲說：“毛澤東等人向北逃跑時，把倉庫裡的槍支、彈藥、糧食，還有一些傷員，統統放火燒了。你們說這叫什麼行為？還有沒有一點人道主義……？”這時，人們激憤了，騷動的會場亂糟糟起來。 “反對右傾逃跑！”有人喊起了口號。 “控訴毛洛周博的逃跑罪行！”有人舉起了拳頭。 “堅決跟著張總政委南下！”也有人表示了決心。

張國燾看看火候到了，瞥了朱德、劉伯承一眼，不懷好意地對大家說：“同志們，有什麼意見就講嘛！”他的話帶有煽動性。一些與會者就把矛頭指向了朱德：“總司令，你必須與毛澤東的逃跑錯誤劃清界限！”“總司令必須當眾表態！”張國燾趁機挑動說：“總司令，你講講嘛，表個態。” 朱德站起來和顏悅色他說：“中央決定北上抗日是正確的。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是舉手贊成同意北上的，我不能出爾反爾，反對中央的決定。我和毛澤東同志從井岡山會師以來，人家都叫'朱毛'，哪有'朱'反對'毛'的呢？遵義會議確定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我也是讚成的，毛澤東沒有錯。” “你是老糊塗，老右傾，老不死！”黃超不滿意朱德的表態，居然謾罵起來。劉伯承憋不住了，站起來怒不可遏地厲聲喝道：“你們是開黨的會議，還是審案子？”黃超又轉向劉伯承：“劉瞎子，你反對批判毛澤東的分裂行為，為什麼不跟著他們逃跑啊？”劉伯承是為了保護朱總司令，才把目標引到自己這邊來、引火燒身，好讓朱德少受一點圍攻。

黃超轉身又責問朱德：“你說毛澤東對，他們為什麼燒倉庫裡的東西？”這時朱德憤怒了，他義正辭嚴地駁斥說：“這純粹是謠言。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就主張官兵平等，對俘虜都優待，怎麼會燒死自己的傷員？過草地干糧不夠，動員大家吃野菜，怎麼會把糧食燒掉？我們缺乏槍支彈藥，更不會燒的。這完全是造謠！……”朱德的話還沒講完，張國燾生氣地衝著大家說：“不管怎麼說，北上是逃跑主義，南下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打到成都去吃大米！” “對，打到成都吃大米！”“擁護南下進攻路線！”格爾底寺大殿內，響起了一片口號聲。 在一片吵吵嚷嚷聲中，張國燾操縱通過了所謂的《阿壩會議決議》，成為他反黨罪行的重要證據。 9月下旬，南下的紅四方面軍和一方面的第五軍、三十二軍（即原紅五、九軍團），共8萬多人，分別集結於大金川的馬塘、松崗、黨壩、卓木碉一帶。

張國燾在阿壩導演了一場攻擊黨中央北上路線的鬧劇之後，還嫌不足，又以總政治部、總司令部黨總支等名義，召開了活動分子會議、黨團大會、幹部會議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會議，目的無非是誹謗中央，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10月5日，張國燾把反對中央、搞分裂的活動推向了頂峰。這一天，他在卓木碉最大的一個喇嘛廟——白賒喇嘛廟裡，召開了一個有四五十名軍以上高級幹部參加的會議，自編自演了一場另立中央的丑劇。 會議由張國燾主持，由他作長篇發言。他先大肆攻擊黨中央沒有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退出中央蘇區是打退卻戰，這不單是軍事路線問題，而是“政治路線錯誤”。他認為一、四方面軍的會合，終止了這種退卻，但中央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指責四方面軍。他鼓吹南下是終止退卻路線的戰略反攻，是進攻路線。現在中央領導人繼續北上，發展成了“右傾逃跑主義路線”，導致了紅軍的分裂。他還攻擊中央領導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傾空談主義”等等。因此，他得出結論：中央已經“威信掃地”，“失去了領導全黨的資格”。

張國燾的這些話，與會者都不感到突然，因為阿壩會議及其後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大家都聽到過。但張國燾下面的話，卻大出與會者意料之外。他說：“目前的中央，已經被毛、週、張、博等右傾機會主義者所把持，已經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們，我們還再跟著這樣的中央做什麼？我們完全有理由拋開原有的中央，成立一個臨時中央，到適當時間再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成立正式中央……”他的這些話，一下子把與會者震蒙了，大家都傻了眼，連一向緊跟他的陳昌浩，也毫無思想準備，沒有立即表態。其他人，誰也不想開頭一炮。 於是，張國燾以一種期待的語調問道：“你們對立刻組成'臨時中央'，有何意見？”還是黃超打破了沉悶：“我們再不信任原來的中央了！”李特跟著說：“中央既然丟下我們，我們不再跟中央跑了！”張國燾滿意地點點頭，但他想得到朱德“關鍵一票”的支持，便問道：“總司令，你說說怎麼樣？”

朱德感到痛心、茫然，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領導下，是個整體嘛。大家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全國全世界都知道。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難辦到。無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可不能讓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張國燾很不滿意，又不便發作，便轉向劉伯承：“總參謀長，你說說。”劉伯承憂心如焚，便從紅軍當時的處境，敵人的動向，革命的前途，講到“紅軍只有團結對敵，才有出路……？”“好了，好了，誰要你作政治動員報告！”張國燾不滿地打斷劉伯承的話，又轉向徐向前，要他表態。徐向前不曉內情，左右為難，只好說“讓我想想”。

這時，張國燾也不再問下去了。他拿出一張事先寫好的一長串名單說：“現在我宣布成立臨時中央，委員有張國燾、朱德、劉伯承……” 他接著說：“毛、週、張、博分裂紅軍，拒不執行軍委和總司令部南下的決定，宣布開除其黨籍，並下令通緝。葉劍英、楊尚昆應免職查辦。臨時中央主席由本人暫任。適當時候再正式選舉成立中央，報第三國際批准。”會場又沉寂下來，與會者都感到吃驚。張國燾又點名了：“朱總司令，你有何意見？” “你既然叫我總司令，我這個總司令豈能反對中央？我不能當你這個中央委員。”朱德平靜地回答說。 張國燾生氣地轉向劉伯承：“總參謀長，你有什麼意見？” 劉伯承很乾脆：“我怕不配做你的中央委員吧，不夠格吧！”

“你——你——”張國燾連碰兩個釘子，話都說不上來了。他轉向大家宣布：“今天，臨時中央就算成立了。不管怎麼說，在座的不論願意不願意，都是中央委員。……”丑劇演完後，“臨時中央”的招牌掛起來了。自封的“張主席”開始行使職權了。 12月5日，他致電彭德懷、毛澤東：“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發生關係。乙，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丙，一、四兩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的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這封電報是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的鐵證。 張國燾“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另立中央演完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快完結了。而此時的他，卻趾高氣揚，似乎不可一世。 深受紅軍指戰員敬佩和愛戴的朱德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由於歷史的原因，把他們與張國燾連到了一起，而且是在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的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內，無疑對他們是極其嚴峻的考驗。但他們不愧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在大是大非面前，沉著冷靜，堅持原則，在關係到個人的處境得失時，又總是顧全大局，以黨和紅軍的利益為重。 在阿壩會議上，當張國燾逼迫朱總司令“承認毛澤東他們北上是逃跑”，黃超等人威脅說不表態就槍斃時，朱德昂起頭，大義凜然他說：“我再重複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是正確的，我決不會反對。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也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在卓木碉高級幹部會議上，當張國燾另立中央，硬逼著朱總司令回答：“你究竟承認不承認我們現在成立的中央？”朱德馬上給頂了回去：“你在這裡硬要弄出一個中央，我不贊成，我按黨章的規定保留意見，以總司令的名義做革命工作。”朱德當著大伙的面，給張國燾再次碰了個硬釘子。 毛澤東後來得知這些情況，曾高度評價朱總司令與張國燾作鬥爭的功績，讚揚他“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朱總司令不支持張國燾反對毛澤東和另立中央，遭到了張國燾的報復。 張國燾就唆使一些下級幹部和工作人員，召開小型會議圍攻朱德，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有的人把朱德的住地哨兵也撤了，他的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當春天來臨，南下部隊糧食無著，大軍斷炊，張國燾吃小灶、喝老酒時，朱總司令卻主動組成了20多人的野菜委員會，向荒山野地進軍，像神農嘗百草那樣，為部隊尋找充飢救命的野菜。 為了減少朱德的耳目和幫手，張國燾把康克清從朱德身邊調開，另行分配工作。康克清考慮朱德的安全，不想離開。朱總司令要她放心：“我要想盡一切辦法團結張國燾，和他搞好關係，讓整個四方面軍回到黨中央身邊。”他要求康克清盡快到新單位工作，“去向同志們宣傳黨中央北上的正確方針，注意團結身邊的同志”，並鼓勵她“革命到底”。 劉伯承由於不支持張國燾搞分裂，被張國燾撤了總參謀長的職。跟隨左路軍的紅一方面軍的第五軍、三十二軍及調到紅四方面軍任職的一些幹部，如曾日三、郭天民、黃火青、曹裡懷、張宗遜、陳伯鈞等，也因不支持張國燾另立中央，遭到張國燾的降職、撤職、打擊甚至迫害，產生了嚴重的對立情緒。朱總司令就利用各種時機，做他們的工作，強調團結一致，粉碎蔣介石對紅軍的圍攻，將來共同北上，回到黨中央身邊。 雖然敵強我弱，環境惡劣，張國燾又獨斷專行，但南下以後的多次戰鬥，朱總司令卻總是千方百計為張國燾出謀劃策，精心指揮，減少失誤，避免紅軍更大損失。同時，他還時時以事喻理，旁敲側擊，規勸張國燾不要走得太遠…… 張國燾成立非法中央以後，即率部南下，制定了一系列作戰計劃。如10月7日的《綏崇丹懋戰役計劃》，10月20日的《天蘆名雅鄧大戰役計劃》等。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三十二軍的紅軍指戰員們，克服重重困難，出敵不意地過峽谷、奪要隘、佔橋樑、渡激流，首先攻占緩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繼而又佔領寶興、天全、蘆山，逼近邛崍縣境，擊潰川敵6個多旅，殲敵3000餘人，我軍也遭到了重大傷亡。 面對我軍步步逼近成都的態勢，蔣介石和四川軍閥劉湘急調主力王瓚緒、唐式遵、范紹坤等部連同當地敵軍共80餘團20餘萬人，佈置於名山及其東北的夾門關、太和場、石碑崗地區，以逸待勞，企圖與我軍決一死戰。 在敵我優劣明顯、我軍連續作戰極度疲勞的情況下，張國燾無視敵情變化，仍令紅軍全力進攻名山、邛崍，結果導致我軍在百丈關地區與敵展開了一場空前激烈的大血戰。 百丈關，地處四川盆地西部，是靠名山東北、邛崍西南的一個重鎮。與大小金川的崇山峻嶺不同，這是一個平原水網地帶，宜攻難守。 11月16日我軍佔據百丈後，19日，敵人便調集10多個旅的兵力，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由北、東、南三面向我軍在百丈地區10餘里的長弧形陣地猛烈攻擊。堅守前沿的紅軍指戰員，無峻嶺依托，無碉堡固守，僅憑水網田埂和簡單的雜木工事頑強戰鬥。有的部隊子彈打光了，就與衝上來的敵人拼刺刀；有的戰士手臂打斷了，就用牙齒咬導火索，衝進敵群與敵人同歸於盡，戰鬥異常殘酷悲壯。經過7晝夜的苦戰，我軍雖擊斃擊傷敵15000餘人，但自己也傷亡1萬多人，許多師、團指揮員都犧牲了，戰鬥力受到很大削弱，被迫將部隊撤至名山西北地區防守，後又撤退到天全、蘆山、寶興地區。 天、蘆、寶地區山巒疊蟑，溝壑縱橫，人煙稀少，生產落後，藏漢雜居。 我軍想在此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民主政權，但由於上層反動分子組織反動武裝反對紅軍，脅迫群眾不與紅軍合作，計劃很難實現。紅軍雲集又不可避免地“與民爭糧”，生活極端困難，加上戰鬥與疾病減員，紅軍力量日見削弱。 同時，四川軍閥主力已集中於名山、邛崍地區，薛岳的2個縱隊正向雅安、天全集結，李抱冰兵力也已位於康定、滬定一帶。敵人日夜趕修碉堡，加緊封鎖，伺機大舉向紅軍進攻。 紅軍在這一地區，進退兩難。軍事受困，政權建不起來，生活極端困苦，部隊日益減員，充分證明了黨中央“南下是絕路”，“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 1936年1月22日，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他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這更給張國燾脆弱的心理以致命的一擊。黨中央要求他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活動，並在全黨公佈俄界會議《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使全黨同志進一步了解了事情真相，認清了張國燾的反黨罪行。 1月24日，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張浩）致電張國燾，指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要他立即取消第二“中央”。這無疑對張國燾又是致命的一擊。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被迫於1月27日致電黨中央：“原則同意中央路線”、“急謀黨內統一”。 2月初，薛岳集中6個多師的兵力和川軍主力，開始向紅軍大舉進犯。 張國燾在前有強敵、後無根據地的情況下，束手無策，不得不承認紅軍如長期停留在川康區域是不利的。 2月中旬，總司令部發出《康道爐戰役計劃》，紅軍被迫退到西康北部甘孜地區，整編訓練，等待時機。南下紅軍部隊由原來的8萬多人，減員為4萬人。在這一地區停留至紅二、六軍團北上會師。 張國燾在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前夕的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了他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同時也預示了他政治生涯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