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七章北上南下起風波——金蟬脫殼

曾經與張國燾共事好幾年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晚年寫的回憶錄中曾經這樣評價張國燾：“張國燾懷有野心，想當頭頭，一再製造分歧，破壞了兩軍會合後的團結局面。”他極深刻地指出：“伸手要權——分庭抗禮——自立'中央'，這就是張國燾的反黨三部曲。”徐向前的這個結論是公允的。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就是按照“三部曲”行事的。這就不可避免地與黨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和對立，其外在的表現就是北上還是南下的戰略方針的爭論。 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即6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常委會議，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發布了《松潘戰役計劃》，決定消滅松潘地區的胡宗南部，以利紅軍向北進入甘南；計劃派出李富春、劉伯承、林伯渠、李維漢組成的中央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駐地慰問，並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

張國燾從兩河口一回到紅四方面軍總部所在地的理番縣的雜穀腦，馬上便推翻了自己曾在兩河口會議表示贊成的創建川陝甘蘇區的戰略方針。他於30日致電中央，提出南打大砲山，北取阿壩，在大小金川發展的戰略計劃。 這一計劃是明顯不妥的，黨中央仍堅持兩河口會議制定的戰略方針，並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於7月初，連續翻越了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倉德山等長征中的一座座大雪山，向川西北的毛兒蓋進發。 張國燾見自己提出的戰略計劃未被中央採納，便藉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故意拖延紅四方面軍北上，不積極實施松潘戰役計劃。 當李富春等人的中央慰問團來到紅四方面軍時，7月6日張國燾向李富春提出解決組織問題，李當即向中央作了匯報。

7月10日，張國燾又致電中央：“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公開向黨要權。他還授意陳昌浩致電中央“請森任軍委主席，朱總總前敵指揮（原件如此，應為前敵總指揮——作者註），……給軍委獨斷決行”，並威脅說若不這樣改組，就“不能集中領導”，“無法順利滅敵”。 黨中央認真而慎重地研究了組織問題。周恩來為顧全大局，團結紅四方面軍北上，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 7月18日，中央常委會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陳昌浩為軍委常委，博古任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紅四方面軍的一位同誌任副主任。 總政委有最後拍板權，張國燾的權力欲得到了暫時的滿足，這才開始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可是，時間已耽誤了近一個月，丟失了攻占松潘的寶貴戰機。張國燾雖然實現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他還想“獨斷決行”，於是又製造障礙，試圖與中央分庭抗禮。由此，中央不得不召開一連串會議加以解決。

7月21、22日，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召開會議，聽取張國燾關於紅四方面軍的情況匯報，肯定了紅四方面軍的政治路線、戰略戰術是正確的，指出輕敵、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川陝根據地後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成立西北聯邦政府是不妥的。會議要求張國燾指揮紅四方面軍迅速到毛兒蓋集中，幾經曲折，張國燾最後才勉強同意。當日，軍委決定由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組成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同時將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五、九軍團改稱第一、三、五、三十二軍，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的番號不變。 張國燾要想“獨斷決行”也很難，因為他在中央政治局裡孤掌難嗚，是絕對少數。於是他便節外生枝，要求政治局開會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他的如意算盤是只要確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有問題，改組中央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為達到他在政治局裡佔多數，他於7月下旬向中央提出了增加9位紅四方面軍同志進入中央政治局的要求。

黨中央再次作出妥協，於8月4日至6日，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開得很緊張，雙方都有強烈反應。張國燾以進攻姿態指責中央政治路線有錯誤，氣勢咄咄逼人。 毛澤東、洛甫等在原則上不退讓，重申遵義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結論，即軍事路線有錯誤，經遵義會議已得到糾正，特別是遵義會議後的中央路線是正確的。又形成了少數與多數的對立，張國燾再次感到孤立，便又提出了增加一些新人進政治局的問題。經過反复協商，政治局決定補選紅四方面軍3個中央委員、3個候補中央委員，補選陳昌浩、周純全進政治局。張國燾雖不滿意，但也得到了部分滿足。會議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面前的歷史任務；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司令兼政委；會議號召維護兩軍的團結，堅決同一切反對中央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會議最後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由於張國燾貽誤戰機，未能實現松潘作戰計劃，致使胡宗南的國民黨軍得以集中兵力於松潘，薛岳部也已進抵松潘東面的平武、文縣予以策應，使紅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黨中央當機立斷，取消了松潘戰役的部署，紅軍總部擬定了《夏（河）洮（河）戰役計劃》，並決定把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路軍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三十軍、軍委縱隊組成，由前敵指揮部率領，經草地到班佑，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包括紅四方面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三十二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的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 張國燾這個人為了權力，老是出爾反爾，甚至到了不講信用的地步。張國燾與朱德、劉伯承回到左路軍後，卻不執行沙窩會議重申的北上戰略方針，還對擁護北上的朱德、劉伯承加以排擠，對中央要左路軍即日出發、專力向北的電令拒不執行。

根據張國燾的表現，黨中央不得不於8月20日，在毛兒蓋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夏洮戰役計劃的報告，從敵情、地形、經濟條件、民族條件、擴紅條件等方面，論證了紅軍的戰略方針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而不應向西、向青海新疆發展。毛澤東報告後，陳昌浩、王稼祥、凱豐、博古、林彪、徐向前等接連發言，一致同意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和戰役方針。會議最後形成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這次會議，周恩來因病重，張國燾、朱德、劉伯承已去左路軍，彭德懷率第三軍（三軍團）殿後，均未參加會議。因而會上沒有節外生枝，是兩軍會合後第一次沒有發生爭執的重要會議。 毛兒蓋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結束，8月21日清晨，右路軍3萬多紅軍健兒，沿著楊成武率領的先頭團開闢的道路，踏進生死莫測的草地、走上了“敵人認為不敢走的道路”。

紅軍冒險所走的草地，就是川西北草原，歷來為松潘管轄，故又稱松潘草地。它縱橫300多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河道迂迴，曲流橫生，片片沼澤，星羅棋布。不見樹木，茫茫野草，盤根錯節，結成草甸，覆於沼澤之上。 草地氣候變化無常，時而烈日炎炎，酷熱難當，時而電閃雷鳴，大雨傾盆。 紅軍戰士在草地行走，稍有不慎，就會陷入沼澤泥潭之中，被沼澤吞沒。紅軍右路軍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經過六七天的艱難行軍，終於走出了這“魔毯”般的草地，到達四川最北邊的半農半牧的班佑、巴西一帶。 黨中央知道張國燾北上意志不堅，恐中途發生變故，在過草地過程中的8月24日，將毛兒蓋會議所作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電告他，堅定他北進的思想。徐向前、陳昌浩也以張國煮老朋友、老部屬的身份致電他，敦促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進。徐、陳的電報企盼誠懇：“……主力合而後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盼立決复示，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右路軍的紅軍第三十軍於8月29日至31日，發起了包座戰役。紅軍指戰員頑強戰鬥，斃傷敵師長伍誠仁以下4000多人，俘敵800餘人，繳獲長短槍1500餘支、機槍50餘挺、電台1部和大批糧食、犛牛和馬匹，為紅軍北進甘南打開了勝利通道。此時的陳昌浩為紅軍前途憂慮，再次致電張國燾，殷殷催促“左路軍宜很快向北方進，不然前進道路必為敵阻”。

然而，張國燾卻不理會他沒有參加的毛兒蓋會議決定。他和紅軍總部駐在藏民最大的居住點阿壩，把大部隊擺在噶曲河（又稱白河）西岸，按兵不動。黨中央和右路軍在包座左等右等，就是不見左路軍動靜，十分焦急。 9月1日，毛澤東就找徐向前、陳昌浩商量，要他們再做做張總政委的工作。 他們3人聯名致電朱德和張國燾，催張速過草地；徐向前同時建議，“如果他們過草地有困難，我們可以派出一個團，帶上馬匹、犛牛、糧食，去接應他們。”毛澤東聽後說：“這個辦法好，一發電報催，二派部隊接，就這麼辦。”連日來，黨中央和徐向前、陳昌浩等人不斷敦促張國燾北上，羽書交馳，函電頻催，然而張國燾卻似一塊頑石不開。他始終不願放棄西進或南下的方針，根本不同意黨中央關於兩路軍集中北進，創造川陝甘蘇區的決定。他於9月2日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央，藉口噶曲河水上漲不能過河，率部返回了阿壩，並要右路軍回擊松潘。隨後，他又於9月3日、5日、8日連續給徐、陳發出電報和電令，要右路軍停止北上，準備南下。

徐向前、陳昌浩此時處於兩難境地。他們是新增補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又是前敵指揮部的總指揮和政委，認為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北進方針是正確的，應該執行；而從組織上講，前敵指揮部要接受紅軍總部的指揮，張國燾的電令也必須執行。他倆仔細商量後確定，一方面再次發電勸說張國燾執行中央決定，一方面立即向黨中央匯報。他們以請示的形式，向張國燾回了一份急電： 張國燾接到徐、陳復電，雖認真分析了電報內容，但並未被婉轉詞句所動。他南下的決心已定，決不動搖。當日便立刻致電徐、陳，以總政委的身份命令他們率右路軍南下，措詞激烈，沒有迴旋餘地。陳昌浩先看到張國燾的電報，心裡暗暗吃驚，便立即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心情沉重地對陳昌浩說：“事關重大，不向中央報告不行，你跑一趟吧！”陳昌浩立即帶著電報趕往中央的駐地阿西。當晚又通知徐向前趕到阿西。中央領導同志洛甫、周恩來、毛澤東、博古、王稼祥與徐向前、陳昌浩一起，細細商量，煞費苦心，以7個人的名義，於8日22時，再給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發出一份長達600多字的電報，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再次勸說張總政委北上。

9日上午，中央仁至義盡，又致電張國燾：“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張國燾連接兩電，非常生氣。他扔下電報，對秘書長黃超說：“毛澤東和這些留俄派真是頑固，整天講北上！北上！我這個總政委的話，沒有人聽。馬上給他們發電報，要他們南下，為什麼不聽我的？看來北上南下的問題，沒有商量的餘地了。既然要我當總政委，我就要行使職權，看誰到底硬過誰？”黃超聽了一聲不吭。張國燾立即動筆，也寫了一份600多字的電報稿，要黃超立即發給徐、陳並叫他們轉中央。 電報雖然發出去了，張國燾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他回想起自懋功與毛澤東等人相會以來，爭吵的時間多，會也開得不少，然而每次開會，都是毛澤東他們說了算，我張國燾說話沒人聽，指揮不動軍隊。他越想思想越亂，越想心裡越煩，焦躁不安到了極點。今後的路該怎麼走？現在同毛澤東等人的爭鬥，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再打筆墨官司不是辦法。不是他們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他們。對，我張國燾不能任他們整。這時，一個大膽的設想出現在他的腦際——趕快給陳昌浩去一密電，逼迫右路軍南下，不然就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機不可失，立即動手。張國燾關上房門，迅速給陳昌浩擬了一份“密電”，要陳勸告毛澤東等人趕快南下，放棄北進方案，若堅持北上，就“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他親自到機要科監督拍發了“密電”，並不准機要員向人透露。 陳昌浩接到張國燾600多字的長文電報後，知張南下的意志很堅，便也堅定了跟張南下的念頭。本來他對北上的方針就有點猶豫不決，當時同意北上也是在毛澤東等人說服之下勉強接受的。他的心一直是傾向於張國燾的，而且張總政委有最後決定權，最後按張的指令辦，他不會含糊。他與徐向前商量後，決定於9日下午召開右路軍團營以上乾部會，傳達張國燾的命令並進行南下動員，抓一下部隊的政治工作。 團營幹部會上，正當陳昌浩操著一口湖北話高談闊論時，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捏著一份電報來到他身邊，輕聲說：“政委，剛才譯電員送來一份電報，是給你的。”陳昌浩正講到興頭上，不屑一顧他說：“等會兒，你沒見我正忙著哩。”葉劍英退了下來，瞥了一眼電報，看看急不急，如果不急，等陳講完了再說。他不看尤可，一看心臟立即狂跳起來。張國燾的這份密電，好比一顆定時炸彈，使他全身熱血奔湧，喘不過氣來。他鎮定了一下，若無其事地將電報朝口袋裡一揣，藉故上廁所，馬上離開了會場。 葉參謀長立即騎馬趕到3里外的中央駐地牙弄，把電報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緊張而鎮定地找來一張紙，將張國燾的電文記了下來，讚賞地對葉劍英說：“你幹得漂亮，這件事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隨後，他要葉劍英回去把電報交給陳昌浩，看他如何處置。他提醒葉要加倍小心，同時要葉把包座戰鬥繳獲的胡宗南的那份十萬分之一地圖帶出來。 葉劍英回到干部會會場時，正好陳昌浩的講話接近尾聲。他便將電報交給陳的秘書，叫他轉給陳政委。 毛澤東看了葉劍英悄悄送來的密電，百感交集。他不安地想到，難道太平天國洪楊內訌的悲劇，今天會在紅軍內部重演？如果那樣，中國共產黨人奮鬥了14年的革命事業，就會毀於一旦。想到這裡，毛澤東眼前的一線曙光，彷彿一下熄滅了，被無邊無際的黑暗所取代。他決心抗爭，盡一切努力拯救這個行將殘破的局面，使中國革命不致於沉淪。 他左思右想，認為第一步還是先聽聽陳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見，如果能將他們爭取過來，問題就解決一半了。晚飯後，他急忙來到前敵指揮部，找到陳昌浩，好像不知道密電似的平靜地問道：“昌浩同志，對張總政委來電要我們南下，你的意見怎麼辦？”“張總政委堅持要南下，我們就南下吧，何必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陳昌浩冷冷他說。 “那麼你也同意南下，重過草地？”毛澤東語氣沉重。陳昌浩堅定他說：“是的。如果中央與張總政委之間有什麼分歧，兩軍南下會合後召開一次會議，消除分歧，再團結向前進嘛。”毛澤東一聽，這完全是張國燾密電上的話語，只是說得隱晦罷了。毛澤東見陳昌浩南下決心堅定，便說：“我再跟恩來商量一下，他和稼祥病倒在三軍團，要南下，政治局的幾個同志要碰碰頭，統一統一認識。”毛澤東離開陳昌浩住處，又看望和試探了徐向前的態度。徐向前表示“兩軍既已會師，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妥”。毛澤東再沒說什麼，告辭而歸。連夜約上洛甫、博古，急急趕往紅三軍團駐地。 毛澤東對陳昌浩說的要到紅三軍團碰碰頭，這是一句脫身的託辭。因為中央幾個領導人與前敵指揮部在一起，處境比較危險。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已於9月2日向北開進，到達了甘南的俄界，黨中央周圍只有三四千兵力的紅三軍團。平時粗曠的彭德懷膽大心細，早就察覺了張國燾的野心。在右路軍過了草地，到達巴西、阿西地區後，他採取了3項重大防範措施：一是秘密派出第十一團隱蔽在黨中央住地不遠處，以備萬一；二是在張國燾收繳了紅一、三軍團互通電報的密電本後，及時另編了密電本，派人送到林彪手中，以便溝通與紅一軍團的聯繫；三是每天都到前敵指揮部探聽情況，及時向毛澤東報告張國燾、陳昌浩的動向。就在當天下午，彭德懷還向毛澤東報告陳昌浩的腔調變了，擔心“四方面軍如解散三軍團怎麼辦？”“可不可以扣押人質？”並提醒毛澤東：“張國燾可能仗著優勢兵力，採取陰謀手段，將中央搞掉。”就在彭德懷提出要警惕萬一情況後2小時，毛澤東就看到了葉劍英送來的張國燾的密電。毛澤東一方面欽佩彭德懷的眼光，讚賞他採取的防患於未然的措施。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從最壞處著想，立即離開前敵指揮部，到紅三軍團以防萬一。 毛澤東、洛甫、博古趁著朦朧夜色，急急趕到紅三軍團駐地。路上，毛澤東將張國燾密電陳昌浩的事告訴了洛甫、博古，兩人都極感震驚，又深深為之痛心。 王稼祥也被用擔架抬到了周恩來治病的地方，5個政治局委員在小屋裡召開會議，嚴肅地思考著紅軍的前途、命運，研究著處理方案。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巴西政治局緊急會議。簡短的會上，大家分析了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危險處境，一致認為要張國燾北上已沒有迴轉希望了，再遲疑就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必須當機立斷。正當大家苦思無計、舉棋不定時，毛澤東突然冒出一句：“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們趕快走掉。”“怎麼個走法？什麼時候走？”周恩來問。毛澤東胸有成竹他說：“立馬就走，用林伯渠的名義發一個通知，出去'打糧'（籌集糧食），帶著彭德懷的部隊出發。”就這樣，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率領紅三軍團、軍委縱隊一部、紅軍大學等，到俄界與紅一軍團會合，組成北上抗日先遣支隊，統歸周恩來指揮，連夜北上，脫離危險區域，並委託毛澤東起草《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起來！起來！馬上出發！”大約凌晨2點鐘，凱豐在中央機關駐地輕聲呼喊著。大家驚慌地問：“出什麼事啦？黑燈瞎火的，到哪兒去啊？”“一個也不要問，快走！”凱豐嚴厲他說。隊伍立即集合起來，他又命令：“不要出聲，不打火把，一個跟著一個，跟我走！”中央機關的隊伍在黑暗中出發了。 與此同時，政府機關在林伯渠組織下，總政治部在楊尚昆組織下，都以到黑水打糧為名，各自率隊撤離了駐地。政府機關因輜重多，行動緩慢，負責準備工作的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下令丟掉一些東西，輕裝出發，才趕上了隊伍。 更為緊張的還是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 9日下午，他就向徐向前、陳昌浩建議“打糧”，得到同意。隨後找直屬隊負責人開會，名義上佈置“打糧”，實是給他們交底。他晚上又向作戰科副科長呂繼熙秘密要來了十萬分之一的甘肅地圖。他2點鐘出發後，發現沒有帶手槍，又回住房裡去取。當他與楊尚昆兩人在烏云密布的草原上向北趕路時，後面忽然傳來了急促的馬蹄聲，原來是李特派出的四五個追趕葉劍英的人。於是，葉、楊兩人在草叢中躲過了“追兵”。真是驚險緊張，扣人心弦。走出駐地10裡，葉劍英才想起沒有帶行李，有些著急。楊尚昆勸慰他說：“只要人出來了，就行啦！”誰知葉劍英的公務員很厲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他和葉劍英的行李一卷，用騾子馱起來就走，1個鐘頭以後就趕上了隊伍。 毛澤東是最後撤離險境的。他連夜起草《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連夜刻印散發。當完成一切部署，騎馬北行時，大約已到凌晨4點了。 為了預防萬一，毛澤東指示彭德懷在要道兩邊的山上佈置了警戒。他與彭德懷隨紅十團斷後，相機處理可能發生的意外，保證中央和部隊的安全撤離。 10日清晨，徐向前和陳昌浩剛起床，就接到下面報告，說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的部隊突然出發了。兩人大吃一驚，愣愣地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如何是好。此時，對黨中央處於警戒位置的紅四軍領導不明真相，打來電話請示：紅一方面軍部隊已連夜出走，要不要打？陳昌浩拿著話筒，問徐向前怎麼辦？打不打？一聽這話，徐向前的腦袋“轟”的一下，像被人猛地一擊，簡直麻木了。但他很快冷靜下來，果斷回答：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字字千鈞，為黨和紅軍立了大功。 陳昌浩身為前敵指揮部政委，有最後決定權，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見，向下作了不能打的答复。 但是，當中央派人送來《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要徐、陳率隊北上時，陳寫了复信，拒絕北上。他給張國燾發了中央率隊“私自北進”的電報，還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要他停止北進，並派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帶了十幾個人的騎兵隊追趕紅三軍團的部隊，勸說彭德懷等率部南下。 當李特率領的10餘騎追上紅三軍團後衛部隊，把陳昌浩的信交給彭德懷時，毛澤東幽默他說：“打個收條給他，後會有期！”李特氣勢洶洶地責問毛澤東為什麼“逃跑”？毛澤東乘勢做李特的工作，耐心說服他，告訴他“這是政治局決定的行動”。當李特堅持錯誤，不讓紅軍大學的一部分學員北上時，曾發生李德把李特拉下馬來，互相對罵的場面。毛澤東對李特和部分紅四方面軍的同志說：“願走願留，各隨其便吧！南下是沒有出路的。至於不願和黨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們作為先頭部隊先走一步，去開闢新的根據地，完成我們的任務。我相信，一年之後，你們會回來的。”毛澤東的話，就像精確的預言。 黨中央率領紅三軍團、軍委縱隊和紅軍大學一部迅速北進，於9月11日下午6時至12時，陸續到達俄界（今甘肅迭部縣高吉村），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團會合。 9月12日，黨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的有洛甫、周恩來、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及葉劍英、楊尚昆、李富春、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等21人。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只發至中央委員一級，以便給張國煮改正錯誤的機會。出於義憤，當時，有人提出開除張國燾的黨籍，但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同張國燾的鬥爭，毫無疑問是兩條路線鬥爭，但應採取黨內鬥爭的方法處理。他非常現實他說：“你開除他的黨籍，他還是統帥幾萬軍隊，還蒙蔽著幾萬軍隊，以後就不好見面了。”根據彭德懷的建議，會議還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同時決定成立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的“五人團”，負責陝甘支隊的軍事行動；組成以李德為主任，葉劍英、鄧發、蔡樹藩、李維漢為成員的編制委員會，研究部隊整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