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創造斂錢新方式

當上領導後，賴春安就開始不停地弄錢。開始時主要靠人家一萬兩萬地送，年成好的時候還要多一點，年成不好就保不齊了。於是，他開始琢磨“旱澇保收”的辦法。 1994年，這個機會來了。 這一年，我國改革了工商稅收制度。這次稅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建立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制度。新稅制出台以後，由於稅務機關對增值稅發票監控正處於逐步完善階段，一些不法分子就趁機虛開增值稅發票，盜取國家稅款。 虛開增值稅發票是犯罪分子牟取不法利益的機會，同樣也是賴春安大把撈錢進而撈官的機會。 這一天，一個叫張秋葉的女人給賴春安打電話。這個女人的聲音很細也很柔：“賴所長嗎，你在忙什麼呢？” 賴春安聽出來了，她是在南園村做生意的張秋葉，於是就說：“秋葉啊，難得有你的電話，找我有什麼好事？”

“沒事就不能找了？”張秋葉嗔怪道，“我知道你現在是忙人啦，要見你也不容易了……我想跟你說點事兒，你什麼時候有時間？” 賴春安爽快地說：“你說吧，什麼時候都行。” “那下午吧。” “哪兒見？” “我家吧。” 賴春安猜想，一個女人把他叫到家裡，一定不是拉拉家常。於是，賴春安興沖沖地去了。進屋後，賴春安發現裡面有一位客人。張秋葉為兩位相互作了介紹。原來，另一位客人叫陳章金，是一位香港老闆，在普寧有兩家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 一番客套後，張秋葉點出了主題：“賴所長，咱們的關係沒的說，這陳先生麼，是我的一個親戚。他想在您那兒弄點增值稅發票，原則是大家都有好處，我不過是個中間人，具體你們自己談。”

陳章金帶著濃重的香港腔，一邊品著功夫茶，一邊說：“這發票也不是我要，是別人找到我的，我曾聽秋葉說認識你賴所長，就想請你幫幫忙……” 原來，這發票還真不是陳章金自己要的。陳章金後來在他的自述中說道：1994年春節過後不久，有一天，我的一個朋友陳仕虛來我家找我，說他看到我廠規模較大，生意很好，有件事想請我幫忙，要我廠幫他開增值稅發票。我想，我是正經辦廠做生意的，這種事情我不干，所以就拒絕了。陳仕虛就請我找其他廠的人幫他開發票，我說可以。陳仕虛又說，如果這樣，就要跟稅務所長熟才行，這樣才方便。而且增值稅發票能很快到手，又能保證不是假的。如果找不到這樣的關係他就不想要了。他說，最好能和稅務所裡的人合作。我就答應了。

接下來，就是陳章金與賴春安談合作事宜。陳章金先提出自己的要求：“這件事如果大家合作，都會得點好處。但你那邊必須保證是正規的增值稅發票，上繳的稅要降到最低程度，從稅務所到稅務局的關係由你負責，客戶由我們下邊負責。” 賴春安點點頭，然後大方地說：“沒問題，可以乾。” 違法分子直接向稅務幹部索要增值稅發票，用於虛開並騙取稅款，這種如同盜寶賊向金庫看門人索要金條一樣荒唐的事，在這裡上演了。可以想見，當時的普寧、潮陽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賴春安既然已經同意，接下來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問題了。賴春安比陳章金還老到，他首先問陳章金：“這樣做，我能分幾成利潤？” 陳章金想了想，覺得給低了，賴春安肯定不干，給高了又不合算，就說：“賴所長，還是你說吧。”

賴春安當仁不讓，就說：“六四分成吧，你們得六，我得四。” “賴所長也是個爽快人，咱們就這樣說定了。”陳章金立即過來高興地與賴春安握手。 送走了賴春安，陳章金就把商量的結果告訴了張秋葉。不料，張秋葉覺得賴春安得多了。陳章金就說，那邊一切都要靠人家賴所長，給少了也不行。反正，今天談成了就是一件好事，要是人家不干，不是一分也掙不著嘛。 陳章金又把結果告訴了要發票的陳仕虛。在這個虛開團伙裡，如果把賴春安比做賣方的話，那麼陳仕虛就是買方，其他人都是中間人。陳仕虛一聽賴春安要四成，也覺得高了。陳章金說，我話已經說出去了，不好收回，等摸通了路，不行以後自己做。 接著，陳仕虛就與陳章金商量如何分配比例。陳章金在自述中說：過了幾天，張秋葉聯繫了一家較有規模的廠家報給賴春安，賴同意由這個廠家開增值稅發票。在我印像中，這家廠是南園開發公司下面的一個廠。

幾天以後，張秋葉拿著這家廠的公章及增值稅發票到我廠找我，我就說這家廠的利潤我們怎麼補償？張就說看看生意好壞再決定給這家廠多少利潤。同時，張提出她自己要利潤分成的一成，我不同意。我說，我總共才分二成，給你一成，我自己只剩一成了，這樣吧，我給你半成，但張秋葉不同意。最後，我還是決定給她分利潤的一成。 之後，我找到陳仕虛，告訴他張秋葉要一成，我本人能否再多分一成，陳仕虛說可以，但活動經費由大家按比例出…… 這時的賴春安，已經把權力入股了。十多年的收稅生涯，使賴春安摸到了撈錢的門道。回想當初，收了人家萬兒八千的，要樂上好幾天；現在想起來，這真是太小兒科了。 自打當專管員起，他得到的好處就沒斷過，不過剛開始是物，後來漸漸變成錢了。儘管也有十萬八萬的大錢，但也是揀著一個是一個。你想打稅收的主意，好，我放你一馬，但你不能當白眼狼，一定要出點血，否則，我這關你就過不去。這樣的機會雖然有，但都是不定的，就像農田裡的收成，主要靠老天爺幫忙。而權力入股就不同了，可以旱澇保收，細水長流，只要青山在，必然有柴燒；只要權力在手，不怕斷了來路。一般來說，行賄者是主動的，他可以隨時出擊，想送就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而受賄者是被動的，你只有被人找的份兒，不太可能主動找上門去，問人家是不是給你送錢了？你不能計算今年能有多大的收成，是一兩萬還是10萬？因為這是被動的，因此飢一頓飽一頓是常事兒，趕上了就撈一大筆，趕不上只有徒嘆奈何。也不是行賄的人少了，多數情況是行賄人沒有給你送錢的渠道。總不能來到你的辦公室，連人都不熟悉，就往你的辦公桌上扔一大疊錢吧？你呢，不是熟人，也不敢隨意接人的錢。再說，這行賄也不是光彩的事，總跟做賊似的，這些受賄者，因為是拿人家的好處，也覺得有些不太光彩，有時還真不得不推掉。而權力入股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因為你是股東，就可以坦坦然然地拿，光明正大地拿，沒有臉面障礙和心理負擔的問題，而行賄者也不用卑躬屈膝地給，也不用擔心你收不收，他也像股東一樣，可與你平起平坐了。於是，權力量化了，權力變成了資產，不是一次性的現鈔，而是分不完的紅利。行賄者和受賄者，由過去一時的相互利用，變成了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體。

在用權力攫取金錢的道路上，賴春安可謂健步如飛。 半年後，賴春安開始取得紅利。陳章金在自述中說：1994年的六七月，也就是這件事情做了幾個月之後，我感到有些害怕，因為我覺得這樣做不好，有些客戶在報關時故意把價格抬高，開出的增值稅發票也有假票，而且我們幾個也出現了爭執。所以我就叫我廠的會計結算這段時間的利潤，會計統計後告訴我，賺取的純利潤是600萬元人民幣。 其中100萬元人民幣是我經手給賴春安的。一次，賴打電話給我，說上面要查賬，他要去北京活動，需要活動費用七八十萬元，我就同意了，並叫他到該廠去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我也去該廠。我對該廠的財務人員說，要七八十萬元人民幣，並講出張秋葉的名字，這廠的財務就取出了七八十萬元交給我，我就把錢交給了賴春安。

另外一次也是賴春安打電話給我，說上面要來查賬，他需要活動經費，我現在不記得是多少錢。總之，這一次也是給賴春安幾十萬元人民幣，我當時也答應了，並叫他來我廠或是去開增值稅發票的那間廠。我經手給了賴春安幾十萬元人民幣。 當時我們之間出現了矛盾，主要是對賴春安有意見，因為按照這件事一開始時的商定，賴春安分成利潤為四成，並負責上面的關係。也就是說，他的活動經費（ 指兩次“上北京”拿的錢）應該是在他所得利潤的四成中支出的，而不應該在他所得利潤的四成外支出。所以，大家都對此有意見，我不願意再這樣做下去，我知道這樣做下去遲早會出事。所以這件事到1994年六七月就終止了，之後再也沒有做過同樣的事情。 我們是按照當初協商的結果分成的，其中賴春安分得240萬元，張秋葉分得60萬元，我分得60萬元，陳仕虛應該分得240萬元，但他不同意按600萬元分成，一定要按800萬元分成，最後陳仕虛拿到了320萬元，我應得的60萬元，到最後就不要了，而且還倒貼20萬元給陳仕虛……

這樣，賴春安在半年時間裡，就收穫240萬元。 有了這權力入股，賴春安的錢袋飛速地鼓脹起來。有了這些錢，賴春安也就有了往上飛升的階梯。賴春安心裡清楚，在普寧市，要往上走，如果沒有財力的支撐，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位子，那麼多人盯著，當然誰對上司忠心耿耿，就先給誰。這個忠心，自然不是用嘴皮子說的，除了錢，還有什麼更有力量呢？ 要說明賴春安如何聚斂巨額錢財，無需更多實例。這些錢，是如何花出去的，我們不得而知。反正不久，賴春安又升官了。 1994年9月，賴春安升任普寧市國稅局副局長。 賴春安在副局長這個崗位上一共待了5年，主管稅收徵管和稽查等工作。當時的正局長是政工幹部出身，業務不精，賴春安雖然是局裡的第二把手，但是主管業務的局長，就權力範圍來講，不比局長小。

到副局長這個崗位後，他的勢力範圍一下子擴大，他把手伸得更長，他的財富聚集得更快。 5年之後，即1999年5月，他的官位又升了，成為普寧市國稅局局長。 對賴春安來說，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對於一個農村娃來說，能一步一步走到一個縣級市稅務系統的最高行政長官，這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拿到任命書的那天晚上，他買了一大堆菜，親自下廚做飯，並打開了一瓶洋酒，為妻子、女兒和兒子，每人倒了一杯酒。賴春安說：“這些年真累，如今到一站了，我該歇歇了。”在財政局工作的妻子認同地點點頭，說：“是該歇歇了，這幾年，多累啊。安安穩穩過日子吧……”賴春安聽得出來，妻子所說的安安穩穩過日子是什麼意思。他那一大堆小山似的錢和30塊金子，一直放在臥室的大衣櫃裡。

權力和金錢是會讓人上癮的，一旦上癮，想罷手就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