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諄——時為日本花岡町中山寮中國戰俘勞工隊隊長，原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上尉連長
李鐵鎚——時為日本花岡町中山寮中國戰俘勞工，原普通農民
孟連琪——時為日本花岡町中山寮中國戰俘勞工，原普通農民
朱韜——時為東北阜新煤礦戰俘勞工，原抗大教員
如果把戰爭看作是一個政治利益角逐的母體，那這個母體孕育的痛苦裡，最難以掩飾的沉重就是戰俘，對於交戰的雙方都是如此。正如兒時的印象，只有“殺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為，才是忠誠的表現。而被俘，則充滿了灰暗可疑，甚至這行為本身就已經是恥辱的象徵了。
我遇到了這樣一群戰俘：他們英勇抗戰，從彈盡糧絕到最後一刻他們選擇保留對生命的尊重。
戰場上，軍人的命運無非三種：凱旋、戰死和被俘。能成為凱旋者固然是最高的榮譽，戰死沙場也是戰爭賦予軍人的特殊禮遇。而只有被俘，幾乎是被釘死在恥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種種折磨、痛苦艱難存活之後，亦難以擺脫怯懦和妥協。
我遇到的是一群如耿諄一樣的戰俘，他們的幸運與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經註定。
做這個選題前，我讀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寫的《抗俘》一書，在收集了若干抗戰被俘人員的照片、文物之後，他用“抗俘”一詞形容這些戰場上的倖存者。 “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敵方的殘暴殺戮和殘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視和入骨誤解，己方的無休自責和無窮懊悔。三重苦難，一重沉於一重，如影相隨，讓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這是樊建川對於戰俘的解讀。我在參觀了樊先生的“不屈戰俘館”後亦不勝唏噓，關於戰俘，已經隱入了歷史和時間的黑洞。
“不屈戰俘館”的最後部分有耿諄的兩幅手書，其中一幅題為“知恥永生”。在耿諄老人已經年過耄耋、歷史已經過去近70年，他仍然擺脫不了心中的“恥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說，“己方的無休自責和無窮懊悔”如影相隨，這是戰俘最大的悲劇。對於生命，我們該持如何態度？
有這樣一個場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美軍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上午9時，佔領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出現在甲板上，面對數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麥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舉動。有記者這樣回憶那一歷史時刻：“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代表盟軍在投降書上簽字時，突然招呼陸軍少將喬納森·溫賴特和英國陸軍中校亞瑟·帕西瓦爾，請他們過來站在自己的身後。”1942年，溫賴特在菲律賓、帕西瓦爾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兩人都是剛從中國滿洲的戰俘營裡獲釋，然後乘飛機匆匆趕來的。
“將軍共用了5支筆簽署英、日兩種文本的投降書。第一支筆寫完'道格'即回身送給了溫賴特，第二支筆續寫了'拉斯'之後送給帕西瓦爾，其他的筆完成所有手續後分贈給美國政府檔案館、西點軍校和其夫人……”
另外一個場景：從1952年開始，日本大館市愛好和平的民眾將“花岡暴動”的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堅持每年為死難的中國勞工舉行“慰靈儀式”和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還有一個場景：“花崗暴動”的難友們歸國的景象蔚為壯觀，500多人的隊伍肅穆井然，沿著蜿蜒的山路，曲曲彎彎，隊伍前面飄揚著旗幟和白幡兒，隊伍中不少人捧著骨灰盒，像一曲無聲的哀樂淒婉悠揚。一個月後，他們終於回到了祖國，結束了他們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難歷程。只是回國後，他們絕大部分人終生貧病交加。
悲劇已經過去，沒有遺忘才是最好的紀念！
2010年6月，我們來到了成都建川博物館戰俘紀念館。這是一張張不屈的面孔，他們的英勇卻不為人知；這又是一張張沉重的面孔，而沉重也伴隨了他們一生。他們都有過去，卻已經隱入了歷史和時間的黑洞。他們是抗日戰場上的中國戰俘。我們今天要講述的，就是關於這些已經被歷史淹沒許久的戰俘，他們的戰鬥、英勇和苦難。
在抗戰的過程中，由於力量懸殊太大，有不少中國軍人淪為戰俘。日本為了增加本國的勞動力，抓了很多中國戰俘去做苦工。他們很多人臨危不懼，英勇就義；還有很多人遭到非人折磨，甚至淪為勞工。
當踏上這片陌生的土地時，他們沒有選擇在被俘之後殺身成仁，但他們卻有足夠多的活下去的勇氣。
1944年7月的一天，被日軍佔領的青島港再一次響起了日本海軍的軍樂聲，又一艘滿載掠奪物資的日本軍艦即將離港。甲板上，耿諄第一次聽到了這耀武揚威的聲音。他原本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的上尉連長，在洛陽保衛戰中受傷，被日軍俘虜，隨後四處輾轉。他也不清楚這一次又會被押送到哪裡。 耿諄此次的同伴是300個從各地集中來的中國戰俘。耿諄老人回憶說：“和我一起去的那些戰俘，分成三批，第一批300人，第二批可能是600多一點，第三批大概是九十幾個人，合在一起是一千多人。”在這一千多人裡面，既有50多歲的老頭，又有十二三歲的兒童，他們是河北抗日根據地兒童團的小戰士。 除了偶爾的嘆息聲，人群中一片寂靜。就在船要起航時，難友中間突然一片騷亂。耿諄和難友們聽到消息，他們將要被強制押送到日本做苦工。誰都不願客死他鄉，他們想反抗，但手無寸鐵，眼前只有殺氣騰騰的刺刀和茫無邊際的大海。 當過連長的耿諄，幾乎是難友中軍銜最高的，他成了隊長，也成了大伙的主心骨。可現在，他自己心裡也沒底。海浪在翻滾，難友們的心也在翻滾，他們沉鬱地註視著轉瞬即將離開的祖國，跪倒一片。 據耿諄老人回憶，實際上，當時跟他一起的那一千多名戰俘，真正到達日本國土的只有986人，其他人都在途中死去，屍體被投到了海裡。 《華人勞務者就勞事情調查報告書》記載了這樣一段文字： 戰時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國戰俘勞工究竟有多少？有中國學者認為大約有226000千人，也有人認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當軍艦抵達日本下關碼頭時，所有的戰俘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活著。 當他們踏上陌生的土地時，唯一的願望就是活下來。不僅僅是他們，活著是每一個戰俘的信念，他們沒有選擇在被俘之後殺身成仁，但他們卻有足夠多的活下去的勇氣。看看這些面孔，他們的臉上絕沒有求生的低媚，只有活著的堅強。 耿諄和他的難友們，也要活著。 耿諄和這一千多戰俘一起，被押到日本秋田縣花岡的銅礦。銅礦裡的污水必須排出去，需要挖排污暗水道。這是耿諄他們來到日本以後做的第一個活兒，難以想像的苦難剛剛開始。對於當時的情形，耿諄記憶猶新：“這條溝要挖兩米深，一般挖到一米深的時候，就看見水了。所以，在挖那剩下一米的時候，成天在水里站著，下大雨也不停工。”李鐵鎚是跟耿諄一批的戰俘，他說：“冬天也站在水里幹活，水很深，把腿都凍壞了。我的腿現在殘疾了，就是那時候落下的病根兒。” 花岡是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岡，山上長滿了松杉。中山寮在距花岡一公里左右的遠離人煙的山里，是日本企業鹿島組為驅使外國勞工設置的收容集中營。耿諄和難友們是從中國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國戰俘。 日本人強制中國戰俘每天做工，開始是12個小時，後來慢慢增加到13、14小時，到最後變成16個小時。花岡銅礦的監工大多是從中國戰場負傷回國的日本士兵，他們已經失去了理智，對中國戰俘用盡殘酷的折磨手段。 耿諄老人說：“他們對我們連打帶罵。有時候還取笑中國人，把中國人打昏了，又用涼水潑醒。他們吸著煙，就用煙頭燙我們。”孟連琪也是耿諄的難友，他說，因為他們聽不懂日語，經常是聽不懂日本士兵讓他們幹什麼，就這樣，也會招致一頓毒打。 從事重體力勞動，又要時刻忍受日本人的折磨，這已經讓戰俘們的日子生不如死。日本人把做罐頭剩下的蘋果皮和蘋果核擠成渣，做成橡子麵饅頭，這幾乎成了他們唯一的食物。李鐵鎚說：“橡子麵饅頭吃到肚子裡根本頂不住事，吃了很快就消化完了。”然而，即便是硬如石頭的橡子麵饅頭，每天也只供應兩三個，許多人甚至開始吃草，病餓而死的戰俘每天都在增加。 艱苦的生活幾乎使他們活不下去，飢餓使他們變得骨瘦如柴。因為只剩下骨頭了，所以被日本人打也不覺得疼了。但這種因為骨瘦如柴而碰巧得到的一點點小“幸福”卻也很快就失去了。日本人換了一種摧殘他們的方式：用燒紅的鐵塊往戰俘身上烙。 1944年的冬天，花岡出奇的冷，難友們沒有棉衣，有時支撐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裡了。李鐵鎚說：“冷得頂不住了，就弄了點洋灰袋子紙裹在身上御寒。監工一聽到洋灰袋子紙響，就把我們叫到高崗上，把衣服扒掉讓你在那裡凍著，不讓穿衣服……我想起來那會兒心裡就不是滋味。” 耿諄是大隊長，每次看望生病的難友，他們就拉住耿諄的雙手不放，嗚咽著說：“隊長啊！我要是多吃一口飯，還能站起來……”有的剛說完，就離開了人世。 耿諄他們這一批戰俘到日本兩個月之後，就開始有人病倒、死亡。剛開始每天死一兩個人，屍體還是分開火化的。到後來，每天死五六個人，這時候，屍體就不是分開火化了，而是拉到屍體所，湊夠十個八個，運到山上集體火化。耿諄說：“火化的時候，架上劈柴，潑上煤油，把屍體擱在上面火化。”火化以後只能撿到骨灰，但是因為是集體火化，10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10份幾乎一模一樣的骨灰，也分不清是張三的還是李四的了，只是撿10份骨灰。 每天早晨，耿諄都要肅立山坡，向死難同胞低首默哀；每天晚上，在骨灰盒放置室面對死難同胞焚香一炷，寄託哀思。難友們常常發現，他在燃香之時，熱淚盈眶。 1945年的春天沒有來到花岡，這裡只有嚴冬和酷暑，中山寮仍舊是人間地獄。 一口吞下，卻被監工看到。監工要求耿諄懲罰肖志田，耿諄不動，監工憤怒地一步衝到耿諄面前，抬手就是兩記耳光，耿諄仍然保持著軍人立正的姿勢，身板筆直。監工又開始毒打肖志田，幾天后，肖志田死在了春光明媚的五月。 耿諄老人說：“我們受虐待，死了那麼多人，他們這樣侮辱中國人，中國人活不下去了，實在忍無可忍了，可以說是人人自危，不得不站起來。” 像耿諄和他的難友們一樣，從被俘的那一刻起，每個暫時的倖存者都要時時面對死亡的威脅。我們在成都建川博物館戰俘紀念館看到的那一張張老照片背後，是一個個苦難的靈魂。 無邊無際的苦難折磨著這些漂泊的靈魂，死亡是早晚的事情，而死亡甚至成了一種至少能擺脫苦難的幸福。忍讓換不回生存的權利，耿諄和難友們不是孬種，他們決意一拼，只求速死。 耿諄說：“原來定的是6月27日夜晚11點鐘開始暴動，就是第一步把日本人殺掉。我們造飯飽餐，叫大家吃一頓飽飯。自從到日本以後就沒吃過飽飯。就是我們要吃一頓飽飯，而後輕裝出發。” 耿諄的隊伍在離集中營不遠的海汊集結，等候日本人的包圍，他們打算日本人來包圍的時候，和日本人拼死一戰，然後投海自殺。他說：“我們是跑不出去的，跑不出去我們也要跟他們惡拼一場，這咱中國人才能出出這口氣。”孟連琪老人說：“我們長期待在那裡，就算不暴動，也得被打死、被餓死，怎麼樣都是死，這一點我們誰都懂。” 耿諄是軍人，難友們也大都是軍人，他們以軍人的智慧，把暴動計劃制訂得縝密而周詳。然而當一切準備妥當後，暴動時間卻被推遲了，因為難友中有人想到了“小孩太君”和“老頭太君”。小孩太君才19歲，是日本人，他同情中國人。有一段時間藉著管糧秣，他偷了點面或米給炊事班，讓炊事班做給病號房的病人吃。一點面救不活病人，所以只能煮成稀湯，大家一人喝一碗。雖然只能喝稀湯，但在那樣艱難的情況下。老頭太君帶戰俘上工的時候會讓他們休息。中國戰俘們也非常感謝小孩太君和老頭太君，不忍心把他們殺掉。 原定在6月27日暴動的日子，正趕上小孩太君值班，為了保護這個19歲的孩子，耿諄和難友們把暴動日期推遲到了6月30日。 當一個秘密暴動計劃被700多個人知道後，哪怕多停一分鐘，都有可能全軍覆沒。但中國的難友們硬是頂著天大的危險，等待了三天。 1945年6月30日晚，700多個身處異國的難友以決死的氣概在花岡舉行暴動。耿諄老人回憶說：“我跟李克金20個人，讓他把守好外圍，每兩個人看住一個日本人房子的窗戶，如果日本人跑出來，就地處死。”另外，耿諄還挑選了20個突擊手，10個人拿鋤頭，10個人拿圓鍬，拿鋤頭的如果沒把日本人一下子打死，拿圓鍬的就再上去補。 孟連琪老人回憶說：“日本監工住的屋子是兩道門，我把兩道門打開，進去以後看監工睡著沒有，如果監工睡著了，我就給難友打手勢。”為避免日本人往外通信，耿諄安排山東人劉希才第一個進屋看住電話。結果情急的劉希才剛進屋以後就拔掉了電話，還拿鐵棍把電話砸到地上，這下就把日本人驚醒了。李鐵鎚說：“一進門，我也沒覺得使多大勁，監工的頭在炕沿上，我一下子把他的頭砍下來了。”監工被驚醒後都折起來了，都帶著傷逃出去了。耿諄說：“李克金呢，我給他了任務，他去上廁所解手去了，這邊動手了，那邊他還沒有叫人佈置開，他可能是佈置著走的。有的是穩住窗戶了，有的窗戶沒有穩住，日本人都逃出去了。” 漫山遍野迴響著尖厲刺耳的警報聲，難友們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耿諄命令以小隊為單位，迅速集合，每人帶一件工具當武器，隊伍匆匆向中山寮後面的獅子森山進發。在這種萬分緊急的情況下，耿諄仍不忘下令，沿途不許騷擾老百姓。 耿諄老人說：“出發的時候相當慘，那些病號房的人，淒苦亂叫的，有的人就喊，隊長啊，我還能走，但也只能在地上爬。有的病號就死在路上了。當時的情景……”耿諄老人哽咽了，六十多年前的悲慘景象再次浮現。 這次暴動震驚了日本當局。當時，在日本各地分散著135個勞工所，有近40000名做苦役的中國人，另外還有朝鮮勞工和美國的被俘人員，如果引起連鎖反應，將直接威脅著日本當局。 為了防止暴動的烈火蔓延，日本當局連夜調動了秋田縣、青森縣等地21000餘名軍警和憲兵，對逃出去的600多名中國勞工圍追堵截。不久，日本軍警和憲兵就把整個獅子森山包圍了，但是他們還不敢貿然接近勞工隊伍，因為他們知道每一個勞工手裡都拿著鋤頭、圓鍬等工具，準備拼死抵抗。耿諄老人說：“我們聽見哪兒有草窠子響，就用石頭往那裡砸。”不敢接近勞工隊伍的日本人開始開槍。李鐵鎚老人左眼下方的疤痕，就是當時日本人用槍打的，他撫摸著疤痕說：“就差那麼半公分，如果再朝這邊偏一點，就要了我的命了。” 天濛濛亮時，晨霧籠罩著陰森森的獅子森山，難友們身體羸弱，又經過一夜奔波，早已疲憊不堪。這時，耿諄想讓隊伍到山頂以後再集結，但是山頂上已經有日本軍警在喊話了。隊伍無法走到山頂，就只好跟日本人搏鬥了。這時，暴動發生前的幾百號人，有的被殺害，有的被抓走，現在只剩下五六十個人了。 大勢已去，耿諄對身邊的李克金、李光榮說：“你們各自為戰吧，我要以身報國了！”他解下李克金的綁腿，迅速將帶子的一頭系在樹上，另一頭套在脖子上，用腳猛力一蹬，昏死過去。耿諄醒過來時，已經在押往花岡警察署的卡車上。日本人對整座獅子森山搜索了7天，到最後只有一個勞工沒有找著，其他的全部被抓。 日本軍警把抓到的中國人用繩子捆綁起來，帶到鎮上的共樂廣場，扒去他們身上的衣服，讓他們半裸著身體，把胳膊捆在背後讓他們跪在地上。整整3天，不給飯吃也不給水喝，還要忍受日本軍警的毆打，廣場上到處都是死人。 耿諄老人說：“在花岡不到10個月，暴動時我們就死去了300人，暴動之後，被日本人血腥鎮壓，又死去了135人，合在一起是400多人。” 這就是震撼整個日本的花岡慘案，也叫中山寮暴動。 自1939年到1942年6月，日本就從華北地區劫掠900多萬人，到東北等地從事開礦、挖煤等重體力勞動，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餓死、累死或殺死。 面對生不如死的苦難，大家的想法都一樣：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拼一場，死裡求生。 1942年在東北阜新新邱煤礦的戰俘營裡，朱韜和戰友們也決定奮起反抗。朱韜原是共產黨抗大二分校三團二大隊的政治主任教員，兩個月前的1942年6月2日，朱韜在日軍掃蕩時被俘，1942年8月27日被押解到阜新新邱煤礦。 日軍對待勞工一向殘忍，誰都不願不明不白地死在這兒。朱韜老人說：“人間地獄十八層，十八層下面是礦工。日本人搞人肉開採，我們不願意在這里當奴隸。於是，大家經過討論決定暴動，當時的班長劉貴，最後一拍桌子說，我的性格就是下了決心絕不回頭。” 新邱煤礦的戰俘營四周是3300伏的高壓電網，四角有崗樓和把守大門的警備隊，因此和監獄沒有什麼區別。在經過了一番計劃之後，暴動時間定在9月2日。朱韜老人說：“這時，開始動員暴動，暴動發起以後大家要團結一致，同心同德，遵守紀律，服從指揮，即使剩下一個人也要鬥爭到底。” 1942年9月2日，夜靜得出奇，新邱煤礦戰俘營裡卻有些沸騰了。暴動的時刻到了，大家拿起棍棒磚頭，開始向敵人衝擊。 在一片忙亂中，突擊隊順利砸開了倉庫，大家把平時干活用的鐵鍬、鋼釬都拿了出來，把大門兩側勞務室和警備隊的辦公室砸了個稀爛。但看守的警備隊似乎早有戒備。敵人的槍聲響了。 朱韜和他的難友們不知道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在敵人的槍砲中，主干隊按照原計劃往大門方向衝，卻受到電網的阻攔。朱韜回憶說：“有人找來門板，在門板上鋪上棉被，往上跑。”由於高壓電網，試圖從電網上跳出去的人，幾乎全部被電死。隨後，煤礦的憲兵隊、警備隊、礦井隊陸續趕到，戰俘們被迫往後退。天快亮的時候，還活著的人，終於被趕到一塊空地上，暴動失敗了。暴動的代價是巨大的，除了暴動時突擊出去的兩百多人，其他人都被捕了。日本人知道班長和副班長的名字，把他們弄到了憲兵隊，後來又把他們轉到錦州，最後把他們殺害了。 被捕後，除朱韜等56人被押解到高德煤礦繼續做苦役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殺。後來，朱韜和一部分工友被中共地下黨組織救出，但兩百多名工友卻屍骨無存。面對日軍的殘酷虐待，越來越多的戰俘營奮起反抗，即便是無聲的抗議。 日軍隨軍記者曾經拍下一個剛剛被俘的中國戰士：照片上的她努力地試圖挺直胸膛，沾滿泥污和血蹟的赤腳，也還在用力地向前蹬，這是戰士保持尊嚴的本能；成本華被俘時20歲，她在微笑，因為她根本不在乎背後耀武揚威的屠刀，這笑容鎮定而自信，又充滿了難以名狀的悲戚；還有那一群孩子，他們也是戰士，面對虛偽的慈善和殺人的屠刀時，同樣的冷峻而又堅決。 生死關頭，他們又有何畏懼？ 花岡暴動失敗後，耿諄被抓到了日本憲兵司令部。 1945年9月的一天，在日本秋田縣花岡町警察署，耿諄正在接受著日本憲兵的審問。 審訊室中有5個穿便衣的日本人。見耿諄進入了審訊室，便將門關閉了。他們命令耿諄跪下，耿諄拒不下跪，而是盤腿而坐。他們中沒有翻譯，都用夾生的中國話胡亂地審問耿諄，邊審邊用木棍朝耿諄的肩背和頭上打。 日本人從耿諄這裡問不出什麼，就狠命地打他，直到最後將人打昏過去，才將他架回小囚室。 此後，又接連這樣審問了三四次，每次都問不出什麼，每次都將耿諄打昏過去。耿諄頭疼的後遺症，就是這個時候造成的。直到今天，他的頭部還會經常隱隱作痛，脖筋扭動時還會“啪啪啪”作響。 1945年9月11日，秋田縣地方法院第三次開庭，正式判決耿諄等人。這天的法庭中，坐了很多旁聽的人，還坐有秋田縣律師會的兩名為被告辯護的律師。 耿諄和暴動的英雄們站在法庭中，一個個不卑不亢，昂首挺胸，面對著法官和持槍的日本人，顯出一身的凜然正氣。 一名法官將耿諄等人的罪狀列舉之後，檢查官長谷川開始宣判： 耿諄，暴動首魁，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 李克金，謀議參與暴動，因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孫道敦，謀議參與暴動，判十年徒刑。 張金亭，同上，判十年徒刑。 趙書森，同上，判五年徒刑。 劉錫財，同上，判三年徒刑。 劉虞卿，同上，判二年徒刑。 劉玉林，同上，判二年徒刑。 宮耀光，殺人，判八年徒刑。 李光榮，殺人，判五年徒刑。 張讚武，殺人，判三年徒刑。 褚萬斌，殺人，判八年徒刑。 李秀深，殺人，判六年徒刑。 判決結束後，辯護律師起身為耿諄等人辯護：“兇惡的犯罪背後有著悲慘的生活，耿諄不是出於私怨而率眾暴動，殺人逃亡，他身為大隊長，負有統率全體的責任。孫道敦等人也是如此，所以請求法庭予以一律減刑。” 辯護之後，檢查官長谷川當庭宣布：執行原判。休庭後，耿諄等人被獄警押回了秋田監獄。這次宣判，名為無期，實為死刑。此時，距離日本無條件投降，已經過去了26天。 就在宣判的第二天，一個二十四五歲，穿便衣的日本青年推開耿諄牢房的門，他掏出紙筆，寫下“日本敗戰”四個字，然後匆匆閉門而去。日本青年給耿諄寫下的“日本敗戰”四個字，耐人尋味。不久，就有中國留學生來見耿諄，對他說：“你們在這不會太久，我們是戰勝國，我們的代表團已經來到東京了。” 日本戰敗的消息，終於從同胞口中得到了證實，耿諄心里高興，不為死裡逃生，只為多難的祖國終於迎來了勝利。此時在中山寮，當戰俘們終於得知勝利的消息後，第一個舉動就是奔到每天集合的場院上，把旗桿上的太陽旗撕得粉碎，有的人乾脆放縱地號啕大哭起來。 兩天過後，沉浸在喜悅中的花岡難友，帶著好吃的來看耿諄，告訴他花岡町被美國人接管了，當初那些看守壓迫他們的日本人，變成了為他們服務的人，給他們運糧食等等。 一個月後，他們終於回到了祖國，結束了他們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難歷程。難友們歸國的景象蔚然壯觀，500多人的隊伍肅穆井然，沿著蜿蜒的山路曲曲彎彎，隊伍前面飄揚著旗幟和白幡，隊伍中不少人捧著骨灰盒，像一曲無聲的哀樂，淒婉優雅。 回國後，他們絕大部分人終生貧病交加。 “花岡暴動是個慘案。”說完這句話，一直平靜講述的耿諄老人留下了悲痛的眼淚。 戰後遠東橫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花岡慘案”是日本違反國際公約迫害戰俘和勞工的典型案例，河野正敏等7名日方首犯受到正義的審判——鹿島組花岡出張所所長河野正敏無期徒刑；中山寮代理寮長伊勢知得、輔導員福田金五郎、清水正夫三人絞首刑；花岡警察署署長三浦太一郎、警察後藤建藏判20年徒刑，其餘人釋放。據說，宣判以後由罪犯親屬發起的要求釋放的簽名運動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於是犯人們被釋放逍遙了。 這一切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 早在1945年11月根據美國政府委派的賠償顧問特使鮑萊的“臨時報告”，遠東諮詢委員會於1946年3月制定了“臨時賠償方案”，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傾向於進行較為徹底的清算。但是，1947年1月，美國政府重新派斯瑞克赴日本進行調查，成為對日本戰爭罪行態度轉變的開端。 “鮑萊報告”和“臨時賠償方案”的基本精神是要消除日本經濟中的作戰力量，而“斯瑞克報告”則認為日本的作戰能力已經消除，應側重在日本經濟力量的恢復。這一動向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有媒體指出，這是美國對日政策的一大轉變，是“零拆和平政策”，並指責美國企圖化整為零地實現對日媾和。最後的結果讓人扼腕嘆息：美國因自身戰略利益需要，放棄對裕仁戰爭責任的追究，默許數名甲級戰犯在戰後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縱容軍國主義幽靈的死灰復燃，使得戰爭賠償問題遭到“腰斬”，中國勞工的權益失去了保障。 從1952年開始，日本大館市愛好和平的民眾，將花岡暴動的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堅持每年為死難的中國勞工，舉行慰靈儀式和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1953～1964年，共有9批2316盒在日殉難烈士、勞工骨灰送還祖國，並被安放在新落成的天津市烈士陵園的“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內。時間又過了四十年，1987年，已是白髮蒼蒼的耿諄老人和花岡暴動的倖存者及遺屬重訪日本，祭奠那些永遠長眠在異國他鄉的難友。 在很多人心中，戰俘的形像一直是灰色調的。在戰爭的史冊上，沒有人為他們寫上一筆。其實，何止是被俘，即便是有一些不同於一心求死的迂迴策略，也要被衛道士窮追猛打——君不見，唐將南霽云不能說破自己詐降的打算，只好託之以“將以有為也”。所以有時候毅然赴死或許還算容易的，選擇活下來，才是最艱難的抉擇。在我們的子民遭受侵害時，或許我們要學會寬容一些，不要用殺身成仁的聖人標準來要求所有的血肉之軀。學會歡迎戰俘，是我們要補的課。 悲劇過去，沒有遺忘就是最好的紀念。保存在成都建川博物館戰俘紀念館裡的那些照片記錄下了，他們最後或唯一的影像。那是一張張沉重的面孔，又是一張張不屈的面孔，他們的勇敢不會被遺忘。 1995年6月28日，耿諄和11名花岡受難者及遺屬組成原告團，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鹿島公司謝罪、賠償和建立勞工紀念館。花岡訴訟成為戰後中國受害者對日訴訟索賠的第一起案例，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和大力支持。 2000年11月29日，花岡訴訟經歷一審敗訴後以和解告終，本案被告日本鹿島公司發表聲明，再次否認虐待中國勞工的罪行，聲稱應法院要求“捐出”設立的“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不含賠償、補償的性質。耿諄不能接受“和解條款”，他發表《嚴正聲明》表示：和解對耿諄無效，拒絕領取“捐出金”，並嚴詞譴責和抗議鹿島公司拒不認罪。
註釋：
1944年7月的一天，被日軍佔領的青島港再一次響起了日本海軍的軍樂聲，又一艘滿載掠奪物資的日本軍艦即將離港。甲板上，耿諄第一次聽到了這耀武揚威的聲音。他原本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的上尉連長，在洛陽保衛戰中受傷，被日軍俘虜，隨後四處輾轉。他也不清楚這一次又會被押送到哪裡。 耿諄此次的同伴是300個從各地集中來的中國戰俘。耿諄老人回憶說：“和我一起去的那些戰俘，分成三批，第一批300人，第二批可能是600多一點，第三批大概是九十幾個人，合在一起是一千多人。”在這一千多人裡面，既有50多歲的老頭，又有十二三歲的兒童，他們是河北抗日根據地兒童團的小戰士。 除了偶爾的嘆息聲，人群中一片寂靜。就在船要起航時，難友中間突然一片騷亂。耿諄和難友們聽到消息，他們將要被強制押送到日本做苦工。誰都不願客死他鄉，他們想反抗，但手無寸鐵，眼前只有殺氣騰騰的刺刀和茫無邊際的大海。 當過連長的耿諄，幾乎是難友中軍銜最高的，他成了隊長，也成了大伙的主心骨。可現在，他自己心裡也沒底。海浪在翻滾，難友們的心也在翻滾，他們沉鬱地註視著轉瞬即將離開的祖國，跪倒一片。 據耿諄老人回憶，實際上，當時跟他一起的那一千多名戰俘，真正到達日本國土的只有986人，其他人都在途中死去，屍體被投到了海裡。 《華人勞務者就勞事情調查報告書》記載了這樣一段文字： 戰時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國戰俘勞工究竟有多少？有中國學者認為大約有226000千人，也有人認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當軍艦抵達日本下關碼頭時，所有的戰俘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活著。 當他們踏上陌生的土地時，唯一的願望就是活下來。不僅僅是他們，活著是每一個戰俘的信念，他們沒有選擇在被俘之後殺身成仁，但他們卻有足夠多的活下去的勇氣。看看這些面孔，他們的臉上絕沒有求生的低媚，只有活著的堅強。 耿諄和他的難友們，也要活著。 耿諄和這一千多戰俘一起，被押到日本秋田縣花岡的銅礦。銅礦裡的污水必須排出去，需要挖排污暗水道。這是耿諄他們來到日本以後做的第一個活兒，難以想像的苦難剛剛開始。對於當時的情形，耿諄記憶猶新：“這條溝要挖兩米深，一般挖到一米深的時候，就看見水了。所以，在挖那剩下一米的時候，成天在水里站著，下大雨也不停工。”李鐵鎚是跟耿諄一批的戰俘，他說：“冬天也站在水里幹活，水很深，把腿都凍壞了。我的腿現在殘疾了，就是那時候落下的病根兒。” 花岡是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岡，山上長滿了松杉。中山寮在距花岡一公里左右的遠離人煙的山里，是日本企業鹿島組為驅使外國勞工設置的收容集中營。耿諄和難友們是從中國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國戰俘。 日本人強制中國戰俘每天做工，開始是12個小時，後來慢慢增加到13、14小時，到最後變成16個小時。花岡銅礦的監工大多是從中國戰場負傷回國的日本士兵，他們已經失去了理智，對中國戰俘用盡殘酷的折磨手段。 耿諄老人說：“他們對我們連打帶罵。有時候還取笑中國人，把中國人打昏了，又用涼水潑醒。他們吸著煙，就用煙頭燙我們。”孟連琪也是耿諄的難友，他說，因為他們聽不懂日語，經常是聽不懂日本士兵讓他們幹什麼，就這樣，也會招致一頓毒打。 從事重體力勞動，又要時刻忍受日本人的折磨，這已經讓戰俘們的日子生不如死。日本人把做罐頭剩下的蘋果皮和蘋果核擠成渣，做成橡子麵饅頭，這幾乎成了他們唯一的食物。李鐵鎚說：“橡子麵饅頭吃到肚子裡根本頂不住事，吃了很快就消化完了。”然而，即便是硬如石頭的橡子麵饅頭，每天也只供應兩三個，許多人甚至開始吃草，病餓而死的戰俘每天都在增加。 艱苦的生活幾乎使他們活不下去，飢餓使他們變得骨瘦如柴。因為只剩下骨頭了，所以被日本人打也不覺得疼了。但這種因為骨瘦如柴而碰巧得到的一點點小“幸福”卻也很快就失去了。日本人換了一種摧殘他們的方式：用燒紅的鐵塊往戰俘身上烙。 1944年的冬天，花岡出奇的冷，難友們沒有棉衣，有時支撐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裡了。李鐵鎚說：“冷得頂不住了，就弄了點洋灰袋子紙裹在身上御寒。監工一聽到洋灰袋子紙響，就把我們叫到高崗上，把衣服扒掉讓你在那裡凍著，不讓穿衣服……我想起來那會兒心裡就不是滋味。” 耿諄是大隊長，每次看望生病的難友，他們就拉住耿諄的雙手不放，嗚咽著說：“隊長啊！我要是多吃一口飯，還能站起來……”有的剛說完，就離開了人世。 耿諄他們這一批戰俘到日本兩個月之後，就開始有人病倒、死亡。剛開始每天死一兩個人，屍體還是分開火化的。到後來，每天死五六個人，這時候，屍體就不是分開火化了，而是拉到屍體所，湊夠十個八個，運到山上集體火化。耿諄說：“火化的時候，架上劈柴，潑上煤油，把屍體擱在上面火化。”火化以後只能撿到骨灰，但是因為是集體火化，10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10份幾乎一模一樣的骨灰，也分不清是張三的還是李四的了，只是撿10份骨灰。 每天早晨，耿諄都要肅立山坡，向死難同胞低首默哀；每天晚上，在骨灰盒放置室面對死難同胞焚香一炷，寄託哀思。難友們常常發現，他在燃香之時，熱淚盈眶。 1945年的春天沒有來到花岡，這裡只有嚴冬和酷暑，中山寮仍舊是人間地獄。 一口吞下，卻被監工看到。監工要求耿諄懲罰肖志田，耿諄不動，監工憤怒地一步衝到耿諄面前，抬手就是兩記耳光，耿諄仍然保持著軍人立正的姿勢，身板筆直。監工又開始毒打肖志田，幾天后，肖志田死在了春光明媚的五月。 耿諄老人說：“我們受虐待，死了那麼多人，他們這樣侮辱中國人，中國人活不下去了，實在忍無可忍了，可以說是人人自危，不得不站起來。” 像耿諄和他的難友們一樣，從被俘的那一刻起，每個暫時的倖存者都要時時面對死亡的威脅。我們在成都建川博物館戰俘紀念館看到的那一張張老照片背後，是一個個苦難的靈魂。 無邊無際的苦難折磨著這些漂泊的靈魂，死亡是早晚的事情，而死亡甚至成了一種至少能擺脫苦難的幸福。忍讓換不回生存的權利，耿諄和難友們不是孬種，他們決意一拼，只求速死。 耿諄說：“原來定的是6月27日夜晚11點鐘開始暴動，就是第一步把日本人殺掉。我們造飯飽餐，叫大家吃一頓飽飯。自從到日本以後就沒吃過飽飯。就是我們要吃一頓飽飯，而後輕裝出發。” 耿諄的隊伍在離集中營不遠的海汊集結，等候日本人的包圍，他們打算日本人來包圍的時候，和日本人拼死一戰，然後投海自殺。他說：“我們是跑不出去的，跑不出去我們也要跟他們惡拼一場，這咱中國人才能出出這口氣。”孟連琪老人說：“我們長期待在那裡，就算不暴動，也得被打死、被餓死，怎麼樣都是死，這一點我們誰都懂。” 耿諄是軍人，難友們也大都是軍人，他們以軍人的智慧，把暴動計劃制訂得縝密而周詳。然而當一切準備妥當後，暴動時間卻被推遲了，因為難友中有人想到了“小孩太君”和“老頭太君”。小孩太君才19歲，是日本人，他同情中國人。有一段時間藉著管糧秣，他偷了點面或米給炊事班，讓炊事班做給病號房的病人吃。一點面救不活病人，所以只能煮成稀湯，大家一人喝一碗。雖然只能喝稀湯，但在那樣艱難的情況下。老頭太君帶戰俘上工的時候會讓他們休息。中國戰俘們也非常感謝小孩太君和老頭太君，不忍心把他們殺掉。 原定在6月27日暴動的日子，正趕上小孩太君值班，為了保護這個19歲的孩子，耿諄和難友們把暴動日期推遲到了6月30日。 當一個秘密暴動計劃被700多個人知道後，哪怕多停一分鐘，都有可能全軍覆沒。但中國的難友們硬是頂著天大的危險，等待了三天。 1945年6月30日晚，700多個身處異國的難友以決死的氣概在花岡舉行暴動。耿諄老人回憶說：“我跟李克金20個人，讓他把守好外圍，每兩個人看住一個日本人房子的窗戶，如果日本人跑出來，就地處死。”另外，耿諄還挑選了20個突擊手，10個人拿鋤頭，10個人拿圓鍬，拿鋤頭的如果沒把日本人一下子打死，拿圓鍬的就再上去補。 孟連琪老人回憶說：“日本監工住的屋子是兩道門，我把兩道門打開，進去以後看監工睡著沒有，如果監工睡著了，我就給難友打手勢。”為避免日本人往外通信，耿諄安排山東人劉希才第一個進屋看住電話。結果情急的劉希才剛進屋以後就拔掉了電話，還拿鐵棍把電話砸到地上，這下就把日本人驚醒了。李鐵鎚說：“一進門，我也沒覺得使多大勁，監工的頭在炕沿上，我一下子把他的頭砍下來了。”監工被驚醒後都折起來了，都帶著傷逃出去了。耿諄說：“李克金呢，我給他了任務，他去上廁所解手去了，這邊動手了，那邊他還沒有叫人佈置開，他可能是佈置著走的。有的是穩住窗戶了，有的窗戶沒有穩住，日本人都逃出去了。” 漫山遍野迴響著尖厲刺耳的警報聲，難友們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耿諄命令以小隊為單位，迅速集合，每人帶一件工具當武器，隊伍匆匆向中山寮後面的獅子森山進發。在這種萬分緊急的情況下，耿諄仍不忘下令，沿途不許騷擾老百姓。 耿諄老人說：“出發的時候相當慘，那些病號房的人，淒苦亂叫的，有的人就喊，隊長啊，我還能走，但也只能在地上爬。有的病號就死在路上了。當時的情景……”耿諄老人哽咽了，六十多年前的悲慘景象再次浮現。 這次暴動震驚了日本當局。當時，在日本各地分散著135個勞工所，有近40000名做苦役的中國人，另外還有朝鮮勞工和美國的被俘人員，如果引起連鎖反應，將直接威脅著日本當局。 為了防止暴動的烈火蔓延，日本當局連夜調動了秋田縣、青森縣等地21000餘名軍警和憲兵，對逃出去的600多名中國勞工圍追堵截。不久，日本軍警和憲兵就把整個獅子森山包圍了，但是他們還不敢貿然接近勞工隊伍，因為他們知道每一個勞工手裡都拿著鋤頭、圓鍬等工具，準備拼死抵抗。耿諄老人說：“我們聽見哪兒有草窠子響，就用石頭往那裡砸。”不敢接近勞工隊伍的日本人開始開槍。李鐵鎚老人左眼下方的疤痕，就是當時日本人用槍打的，他撫摸著疤痕說：“就差那麼半公分，如果再朝這邊偏一點，就要了我的命了。” 天濛濛亮時，晨霧籠罩著陰森森的獅子森山，難友們身體羸弱，又經過一夜奔波，早已疲憊不堪。這時，耿諄想讓隊伍到山頂以後再集結，但是山頂上已經有日本軍警在喊話了。隊伍無法走到山頂，就只好跟日本人搏鬥了。這時，暴動發生前的幾百號人，有的被殺害，有的被抓走，現在只剩下五六十個人了。 大勢已去，耿諄對身邊的李克金、李光榮說：“你們各自為戰吧，我要以身報國了！”他解下李克金的綁腿，迅速將帶子的一頭系在樹上，另一頭套在脖子上，用腳猛力一蹬，昏死過去。耿諄醒過來時，已經在押往花岡警察署的卡車上。日本人對整座獅子森山搜索了7天，到最後只有一個勞工沒有找著，其他的全部被抓。 日本軍警把抓到的中國人用繩子捆綁起來，帶到鎮上的共樂廣場，扒去他們身上的衣服，讓他們半裸著身體，把胳膊捆在背後讓他們跪在地上。整整3天，不給飯吃也不給水喝，還要忍受日本軍警的毆打，廣場上到處都是死人。 耿諄老人說：“在花岡不到10個月，暴動時我們就死去了300人，暴動之後，被日本人血腥鎮壓，又死去了135人，合在一起是400多人。” 這就是震撼整個日本的花岡慘案，也叫中山寮暴動。 自1939年到1942年6月，日本就從華北地區劫掠900多萬人，到東北等地從事開礦、挖煤等重體力勞動，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餓死、累死或殺死。 面對生不如死的苦難，大家的想法都一樣：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拼一場，死裡求生。 1942年在東北阜新新邱煤礦的戰俘營裡，朱韜和戰友們也決定奮起反抗。朱韜原是共產黨抗大二分校三團二大隊的政治主任教員，兩個月前的1942年6月2日，朱韜在日軍掃蕩時被俘，1942年8月27日被押解到阜新新邱煤礦。 日軍對待勞工一向殘忍，誰都不願不明不白地死在這兒。朱韜老人說：“人間地獄十八層，十八層下面是礦工。日本人搞人肉開採，我們不願意在這里當奴隸。於是，大家經過討論決定暴動，當時的班長劉貴，最後一拍桌子說，我的性格就是下了決心絕不回頭。” 新邱煤礦的戰俘營四周是3300伏的高壓電網，四角有崗樓和把守大門的警備隊，因此和監獄沒有什麼區別。在經過了一番計劃之後，暴動時間定在9月2日。朱韜老人說：“這時，開始動員暴動，暴動發起以後大家要團結一致，同心同德，遵守紀律，服從指揮，即使剩下一個人也要鬥爭到底。” 1942年9月2日，夜靜得出奇，新邱煤礦戰俘營裡卻有些沸騰了。暴動的時刻到了，大家拿起棍棒磚頭，開始向敵人衝擊。 在一片忙亂中，突擊隊順利砸開了倉庫，大家把平時干活用的鐵鍬、鋼釬都拿了出來，把大門兩側勞務室和警備隊的辦公室砸了個稀爛。但看守的警備隊似乎早有戒備。敵人的槍聲響了。 朱韜和他的難友們不知道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在敵人的槍砲中，主干隊按照原計劃往大門方向衝，卻受到電網的阻攔。朱韜回憶說：“有人找來門板，在門板上鋪上棉被，往上跑。”由於高壓電網，試圖從電網上跳出去的人，幾乎全部被電死。隨後，煤礦的憲兵隊、警備隊、礦井隊陸續趕到，戰俘們被迫往後退。天快亮的時候，還活著的人，終於被趕到一塊空地上，暴動失敗了。暴動的代價是巨大的，除了暴動時突擊出去的兩百多人，其他人都被捕了。日本人知道班長和副班長的名字，把他們弄到了憲兵隊，後來又把他們轉到錦州，最後把他們殺害了。 被捕後，除朱韜等56人被押解到高德煤礦繼續做苦役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殺。後來，朱韜和一部分工友被中共地下黨組織救出，但兩百多名工友卻屍骨無存。面對日軍的殘酷虐待，越來越多的戰俘營奮起反抗，即便是無聲的抗議。 日軍隨軍記者曾經拍下一個剛剛被俘的中國戰士：照片上的她努力地試圖挺直胸膛，沾滿泥污和血蹟的赤腳，也還在用力地向前蹬，這是戰士保持尊嚴的本能；成本華被俘時20歲，她在微笑，因為她根本不在乎背後耀武揚威的屠刀，這笑容鎮定而自信，又充滿了難以名狀的悲戚；還有那一群孩子，他們也是戰士，面對虛偽的慈善和殺人的屠刀時，同樣的冷峻而又堅決。 生死關頭，他們又有何畏懼？ 花岡暴動失敗後，耿諄被抓到了日本憲兵司令部。 1945年9月的一天，在日本秋田縣花岡町警察署，耿諄正在接受著日本憲兵的審問。 審訊室中有5個穿便衣的日本人。見耿諄進入了審訊室，便將門關閉了。他們命令耿諄跪下，耿諄拒不下跪，而是盤腿而坐。他們中沒有翻譯，都用夾生的中國話胡亂地審問耿諄，邊審邊用木棍朝耿諄的肩背和頭上打。 日本人從耿諄這裡問不出什麼，就狠命地打他，直到最後將人打昏過去，才將他架回小囚室。 此後，又接連這樣審問了三四次，每次都問不出什麼，每次都將耿諄打昏過去。耿諄頭疼的後遺症，就是這個時候造成的。直到今天，他的頭部還會經常隱隱作痛，脖筋扭動時還會“啪啪啪”作響。 1945年9月11日，秋田縣地方法院第三次開庭，正式判決耿諄等人。這天的法庭中，坐了很多旁聽的人，還坐有秋田縣律師會的兩名為被告辯護的律師。 耿諄和暴動的英雄們站在法庭中，一個個不卑不亢，昂首挺胸，面對著法官和持槍的日本人，顯出一身的凜然正氣。 一名法官將耿諄等人的罪狀列舉之後，檢查官長谷川開始宣判： 耿諄，暴動首魁，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 李克金，謀議參與暴動，因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孫道敦，謀議參與暴動，判十年徒刑。 張金亭，同上，判十年徒刑。 趙書森，同上，判五年徒刑。 劉錫財，同上，判三年徒刑。 劉虞卿，同上，判二年徒刑。 劉玉林，同上，判二年徒刑。 宮耀光，殺人，判八年徒刑。 李光榮，殺人，判五年徒刑。 張讚武，殺人，判三年徒刑。 褚萬斌，殺人，判八年徒刑。 李秀深，殺人，判六年徒刑。 判決結束後，辯護律師起身為耿諄等人辯護：“兇惡的犯罪背後有著悲慘的生活，耿諄不是出於私怨而率眾暴動，殺人逃亡，他身為大隊長，負有統率全體的責任。孫道敦等人也是如此，所以請求法庭予以一律減刑。” 辯護之後，檢查官長谷川當庭宣布：執行原判。休庭後，耿諄等人被獄警押回了秋田監獄。這次宣判，名為無期，實為死刑。此時，距離日本無條件投降，已經過去了26天。 就在宣判的第二天，一個二十四五歲，穿便衣的日本青年推開耿諄牢房的門，他掏出紙筆，寫下“日本敗戰”四個字，然後匆匆閉門而去。日本青年給耿諄寫下的“日本敗戰”四個字，耐人尋味。不久，就有中國留學生來見耿諄，對他說：“你們在這不會太久，我們是戰勝國，我們的代表團已經來到東京了。” 日本戰敗的消息，終於從同胞口中得到了證實，耿諄心里高興，不為死裡逃生，只為多難的祖國終於迎來了勝利。此時在中山寮，當戰俘們終於得知勝利的消息後，第一個舉動就是奔到每天集合的場院上，把旗桿上的太陽旗撕得粉碎，有的人乾脆放縱地號啕大哭起來。 兩天過後，沉浸在喜悅中的花岡難友，帶著好吃的來看耿諄，告訴他花岡町被美國人接管了，當初那些看守壓迫他們的日本人，變成了為他們服務的人，給他們運糧食等等。 一個月後，他們終於回到了祖國，結束了他們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難歷程。難友們歸國的景象蔚然壯觀，500多人的隊伍肅穆井然，沿著蜿蜒的山路曲曲彎彎，隊伍前面飄揚著旗幟和白幡，隊伍中不少人捧著骨灰盒，像一曲無聲的哀樂，淒婉優雅。 回國後，他們絕大部分人終生貧病交加。 “花岡暴動是個慘案。”說完這句話，一直平靜講述的耿諄老人留下了悲痛的眼淚。 戰後遠東橫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花岡慘案”是日本違反國際公約迫害戰俘和勞工的典型案例，河野正敏等7名日方首犯受到正義的審判——鹿島組花岡出張所所長河野正敏無期徒刑；中山寮代理寮長伊勢知得、輔導員福田金五郎、清水正夫三人絞首刑；花岡警察署署長三浦太一郎、警察後藤建藏判20年徒刑，其餘人釋放。據說，宣判以後由罪犯親屬發起的要求釋放的簽名運動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於是犯人們被釋放逍遙了。 這一切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 早在1945年11月根據美國政府委派的賠償顧問特使鮑萊的“臨時報告”，遠東諮詢委員會於1946年3月制定了“臨時賠償方案”，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傾向於進行較為徹底的清算。但是，1947年1月，美國政府重新派斯瑞克赴日本進行調查，成為對日本戰爭罪行態度轉變的開端。 “鮑萊報告”和“臨時賠償方案”的基本精神是要消除日本經濟中的作戰力量，而“斯瑞克報告”則認為日本的作戰能力已經消除，應側重在日本經濟力量的恢復。這一動向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有媒體指出，這是美國對日政策的一大轉變，是“零拆和平政策”，並指責美國企圖化整為零地實現對日媾和。最後的結果讓人扼腕嘆息：美國因自身戰略利益需要，放棄對裕仁戰爭責任的追究，默許數名甲級戰犯在戰後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縱容軍國主義幽靈的死灰復燃，使得戰爭賠償問題遭到“腰斬”，中國勞工的權益失去了保障。 從1952年開始，日本大館市愛好和平的民眾，將花岡暴動的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堅持每年為死難的中國勞工，舉行慰靈儀式和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1953～1964年，共有9批2316盒在日殉難烈士、勞工骨灰送還祖國，並被安放在新落成的天津市烈士陵園的“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內。時間又過了四十年，1987年，已是白髮蒼蒼的耿諄老人和花岡暴動的倖存者及遺屬重訪日本，祭奠那些永遠長眠在異國他鄉的難友。 在很多人心中，戰俘的形像一直是灰色調的。在戰爭的史冊上，沒有人為他們寫上一筆。其實，何止是被俘，即便是有一些不同於一心求死的迂迴策略，也要被衛道士窮追猛打——君不見，唐將南霽云不能說破自己詐降的打算，只好託之以“將以有為也”。所以有時候毅然赴死或許還算容易的，選擇活下來，才是最艱難的抉擇。在我們的子民遭受侵害時，或許我們要學會寬容一些，不要用殺身成仁的聖人標準來要求所有的血肉之軀。學會歡迎戰俘，是我們要補的課。 悲劇過去，沒有遺忘就是最好的紀念。保存在成都建川博物館戰俘紀念館裡的那些照片記錄下了，他們最後或唯一的影像。那是一張張沉重的面孔，又是一張張不屈的面孔，他們的勇敢不會被遺忘。 1995年6月28日，耿諄和11名花岡受難者及遺屬組成原告團，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鹿島公司謝罪、賠償和建立勞工紀念館。花岡訴訟成為戰後中國受害者對日訴訟索賠的第一起案例，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和大力支持。 2000年11月29日，花岡訴訟經歷一審敗訴後以和解告終，本案被告日本鹿島公司發表聲明，再次否認虐待中國勞工的罪行，聲稱應法院要求“捐出”設立的“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不含賠償、補償的性質。耿諄不能接受“和解條款”，他發表《嚴正聲明》表示：和解對耿諄無效，拒絕領取“捐出金”，並嚴詞譴責和抗議鹿島公司拒不認罪。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