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5、患難相依

人潮像黃浦江水，滾滾不息地從北四川路湧來。鋼鑄鐵架的外白渡橋第一次負荷這麼密集的人群，炮火中，橋身戰栗著。肩挑背扛手提著箱子、包袱、籮筐、竹籃和拉扯著孩子的難民們怒吼著、咒罵著、哭喊著，像魚群般爭先恐後擠過蘇州河上的這座鐵橋，逃到外灘，逃到南京路，逃到外國人保護的租界。 滾滾的蘇州河，成了戰爭與和平的分界。衝過這座橫跨蘇州河南北的鐵橋，就到了一個安寧的世界。 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有一個負責難民收容的救濟委員會，主任委員是上海市社會局局長潘公展，他是市黨部的人。這位官方代表和他領導的救濟委員會在“八一三”抗戰前就意識到應付非常時期的難民救濟問題了，他們開始了籌備。潘公展依靠著社會局長的這塊牌子，聯合上海市地方協會、上海市商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中國紅十字會、世界紅十字會、上海華洋義賑會、中華公教進行會、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和醫藥團體以及各旅滬同鄉會等機關，共同組織成上海市救濟委員會。

救濟委員會下設10個組：總務、財務、外事、收容、給養、遣送、訓導、醫藥、糾察和掩埋。 11位常務委員是忙碌的，集資募捐以及準備收容場所都是十分繁雜的事。特別是安排難民的住所，需要實地察看，根據場地大小和路途遠近，劃定人數和次序，還要佈置清理，他們準備了60多個難民收容所。 60多個收容所根本不夠用，僅從8月13日開戰到8月14日這兩天，蜂擁而來的難民們全部住滿了收容所，有的還只能在走廊上過夜。 10多輛卡車徹夜不停地從虹口和閘北運送難民進入租界。幸虧潘公展這個社會局長分管教育機關，他下令公私學校延期開學，騰出大量教室作為收容場地，又和因戰爭而停業的戲院、影院、舞廳等娛樂場所接洽。上海灘名聲最壞的黃金榮這次卻做了一件好事，他首先讓“大世界”這個全上海最熱鬧和最寬敞的娛樂場所作為難民的收容地，他還出錢捐物，給難民提供吃喝、衣物和看病。這一善舉，為他贏得了一些頗為得意的聲譽。這時候，難民收容所增加到126所，收容人數近10萬。

上海難民的收容和救濟，是全社會的行動。除了官方的難民救濟委員會所屬的收容所外，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開創了官民合辦的新模式，它由佛教界的領袖人物黃涵之和趙樸初主持日常事務。上海還有一個國際救濟會，會長是西方代表挪威總領事奧爾，中方代表是佛教界的屈映光。德國神甫饒家駒既是這個團體的發起人，又是積極救助眾人被稱頌為“婆心一片”的公益領袖。民間的難民收容所也不少，基本上是各地同鄉會和一些群眾團體自發的行動。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在天災人禍面前，善良的中國人和西洋人患難與共。 8月19日下午，楊樹浦一帶戰火紛飛，中日兩軍爭奪激烈。市民和工人在彈雨中無處躲避。慈善團體救災會的屈文六和黃涵之經與租界當局再三交涉，才同意派出10輛卡車運載難民。這是有條件的，每輛車只能派一名駕駛，另由工部局派日本巡捕一人隨車。下午1點開始，10輛卡車在戰火中穿行，第一次共救出700多人。開回收容所後，接著再去，第二次又救出700多人。每一車都塞得像沙丁魚罐頭，小小的車廂擠了七八十人，其中還有不少受刀傷、槍傷的傷員。槍戰激烈的浦東陸家嘴地區，8月19日這天，由渡輪渡過黃浦江逃來上海租界的難民達八九萬人！

隨著戰爭的進展，寶山、羅店、吳淞一帶的農民拖兒帶女地到上海尋求一塊安全的綠洲。每一個難民收容所門前都有數以千計等待收容的人。慈善團體救災會派出人員到處聯繫，又尋得孟拉納路的護國寺、石路的大觀樓、跑馬廳路的一元飯店和法公館馬路的鴻運樓闢為新的難民收容所。 有了躲風避雨的一席之地以後，千千萬萬人的糧食、衣服和醫藥也是一個耗資巨大和十分複雜的問題。 8月中旬，上海市政府撥款6萬元作為難民救急費用，又撥4萬元為救護傷員費，這無異於杯水車薪。於是，群眾性的募捐開始了。各團體和童子軍在街頭勸募，同鄉會和救濟會在報紙上刊載募捐啟事，戲劇界為難民救濟會籌募捐款大會串，全上海的名家藝員一齊出馬，在大世界共舞台和卡爾登大戲院演出全部八本《雁門關呼延贊表功》以及全部《關雲長》、《鳳儀亭》等，以平民化的票價為平民義演！

救濟委員會發動了大批的童子軍手拿戲票，挨家挨戶募捐，用捐款換戲票，用以救濟難民，他們發動尤菊蓀、王本善、包小蝶、沈元豫等名角主演，請出林樹森、芙蓉草、韓全奎等著名演員到富星電台播音演唱，連梅蘭芳也踴躍參加，想听什麼節目，想听哪一位演唱，任憑捐款人指名道姓。 萬眾一心，憑著一分一角一元的點滴心意，和一千一萬十萬的巨額募捐，全上海為救濟25萬難民共籌款200萬元。 雖然是稀飯、鹹菜、地舖，但溫暖、安定和放心。千千萬萬捧出一片愛心的志願者盡心盡力地為大家服務。 不少家庭成員在逃亡中失散了。呼兒喊娘的戰地到哪兒去尋找離散的骨肉？救苦救難的慈善團體用他們開設的佛音電台和航業電台為難民開設特別節目，凡有走失和離散的親人需要尋找，可到六馬路仁濟堂調查股報告。這兩個電台在每天上午的8點至9點和下午3點至4點專題播送尋人啟事及有關難民的消息。無形的電波，為戰亂中離散的人們架設了團圓的天橋。

人滿為患的收容所還是安置不了大批大批的難民，於是，大上海的里弄和閃爍的霓虹燈下，流浪著好幾萬飢寒的難民。他們在茫茫人海中飄零，他們靠剩飯和菜葉度日，他們縮在牆角躲雨。但是，好心的人沒有遺棄和遺忘他們，他們是自己的同胞。 有一個名為西聯益會的團體首先伸出援助的手。他們的卡車上裝著食品，遇到流浪的難民，沿途散發。散發了幾天，交通警察認為隨處停車，難民擁塞，妨礙秩序，容易發生意外。於是，聰明的西聯益會印了一種叫做“給養票”的紙券，派人沿途散發。一張票可以領取10件食品，第一批1萬張給養票不到半天就發完了。 這是一筆沉重的負擔，西聯益會只能救急，他們無力長期堅持下去。於是，他們呼籲更多的人來關心這數万名流浪的難民，他們以兩角一張的價格發動各界認購，願意認購或捐助食品的，他們派人上門，還可以用電話聯繫，號碼是35627，地址是戈登路成德坊。

趙樸初忙得要命，他是慈善團體救災會的收容組主任。每天，六馬路仁濟堂門前等待救濟的人少則三五百，多時一二千。他是這裡的負責人，他要盡力為他們解難。那些面露菜色、瘦骨伶仃的災民，都用渴望的眼神望著他。他是佛教徒，行善是他的人生信條。救國會領袖“七君子”被捕時，吳大琨從章乃器家跑出來，趙樸初將其隱藏在家裡半年多。慈善團體救災會辦了許多難民收容所，位於寧波路540號的大慈難民收容所是專門收容婦女和兒童的，總管是一位40歲左右的中年婦女計淑人。這是一位熱心人，她一天到晚忙，教孩子們識字、唱歌，或者照看病號。她經常組織大家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說到傷心處，她陪著大家流眼淚。飯是從慈聯會的民生食堂送來的。收容所共三樓，計淑人總是帶頭去抬。開飯了，她一邊擦汗，一邊用勺子敲著木桶：“快來分菜，吃飯了！”

等到難民們捧起飯碗，工作人員經常有飯無菜，只好大家自己掏錢到街上買鹹菜，能吃到油炸花生米，就是會餐了。為了滿足食慾，她們常搞精神會餐，菜名是“排骨菜飯”和“紅燒獅子頭”。 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下屬40多個收容所，最多時收容難民3萬多人。按照通常情況，每天需要400擔大米和8000斤鹹菜，每月開支需16萬元，除了政府撥款，主要靠社會募捐。後來，收容所開展了“生產自救”活動。 法租界的康悌路上有一個康悌難民收容所，這裡收容了3000多人，難友們編成老人、壯丁、婦女和兒童四個區。這裡原是停產的恆豐印染廠，因為年久失修，蚊子、跳蚤、老鼠和臭蟲很多，雖然條件艱苦，但生活充實。收容所召集大家開會，做報告、讀書、講故事，還發動大家搞編織和縫紉，實行生產自救。難民們上街收破爛，整理出舊衣破布，做成拖把，收購來雞毛洗淨曬乾，做成雞毛撣帚，然後拿到街上去賣。一位叫石甘棠的熱心青年帶著大家走街串巷兜售，向大家宣傳這是難民們生產自救的產品，既實用又做了好事，熱心的市民聽了介紹，都願意出錢購買。

除了康悌收容所生產拖把和雞毛撣帚，金城收容所搞了印刷，大慈收容所編手提袋，還有草織、花邊、制襪、編織毛線和木工、成衣繡花、玩具等11種生產自救活動。一些有技術和手藝的難民，收容所幫助他們介紹工作，僅慈善團體救災會就介紹出去100多人。 這個數字與幾十萬難民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要使難民們早日安居同時減輕收容所的負擔，根本的出路是向各地遣送。從寧波郊區的鎮海來上海創業的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現在是救濟委員會的副主任，他首先想到把寧波的同鄉難民送回老家去，免得在上海吃苦頭。不管家鄉多苦，那裡畢竟有親戚鄰居，有深深的鄉情。 進出上海都不容易。棱角分明的那一張長方臉上皺起了愁眉，虞洽卿從15歲到上海學生意，他不知道什麼叫困難，在華洋糾紛中他嶄露頭角，辦輪船公司發了大財，創辦證券交易所5個月獲利30萬。敢想敢干的虞洽卿靠他的膽識在上海灘立穩腳跟並成為商業界的巨頭，連洋人也要讓他三分。

身為寧波同鄉會委員長的虞洽卿，這一年已經過了70歲的生日，他不辭勞苦，多方奔走，最終獲得了工部局的同意並得到了領事團的批准。為使難民出境平安無事，他又致電蔣介石委員長，請求通令前線部隊，注意保護遣散難民的車船。 他承擔起了責任，凡是浙江籍或轉道浙江回鄰近省份的上海難民，都可以免費乘坐虞洽卿的三北、寧紹兩家輪船公司開往寧波的航班，每天兩艘，懸掛工部局的租界旗幟。可是日本海軍不准寧紹公司的輪船航行，開到吳淞口就用砲火轟擊。虞洽卿沒有辦法，只好將三北輪船公司剩下的“德平”輪改名“恩德”號，又租了一艘鐵殼貨輪，懸掛意大利和英國的旗幟，才將浙江籍的難民運回家鄉。遣送回鄉的難民，虞洽卿還發給麵包、餅乾等食品，供途中充飢。

繼寧波同鄉會遣返難民回原籍以後，上海郊區的松江、浦東以及江蘇江陰等地，都紛紛設法派車派船，遣散難民。可是敵機無故轟炸，死傷累累。 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為了讓廣東及香港同胞早日返回家鄉，南華班輪每周可運送3000人，但香港當局有種種限制，每船隻能搭12個中國人，超過一人，便取消客牌。幾經交涉，英國人才放寬限制，允許增加12倍，這樣，每船可乘坐156個中國人，但規定一條，不得用難民名義，難民得用經商或做工的名義才能進入香港。 英國人放寬了限制，可是日本人又嚴加阻撓。從9月18日即星期三開始，凡是開往港粵的班輪，在吳淞口外都遭炮火阻攔，叫人進退兩難。 更慘的是滬西的難民。 10月27日下午，駐守閘北的中國守軍開始撤退後，1萬多當地難民準備從蘇州河北岸沿滬杭鐵路進入白利南路逃入租界。這時，日軍的機槍向逃難的人群多次掃射，婦女及兒童打死不少，鐵路橋上，屍骸枕藉，慘不忍睹。幸虧公共租界當局開放鐵柵，才使難民們避入租界。 彭浦區的農民為了躲避戰火，因為虞洽卿橋封鎖，斷絕了進入租界的路，他們不知所措地擁擠在滬西中山路以及徐家匯附近。這片狹小的地區匯集了5萬多人，他們已經20個小時沒有飲食，不少人昏倒了。 下午3時，一個英國軍官與另一外國人，在租界的極司菲爾鐵路橋邊被日軍的機槍射擊，鐵橋北岸的中國難民也有多人被擊中。從虹橋方向逃入租界的難民有5000多人，大多沒帶任何東西，既無食物，又無衣被。外國人組織的“救世軍”工作人員引導他們進入白利南路。一位叫伊利斯的英國人對《字林西報》記者說：“救世軍救濟會將於下午6時30分供給難民熟食一餐，另備大量的米飯。有一部分難民今天可以進入收容所。” 世界紅十字會的救濟隊，連日在外灘一帶救護渡江的難民1800多人。從浦東逃來的難民進不了租界，全在外灘滯留。他們與法租界的工部局協商，終於說服法國人開放了一小時的鐵柵，逃出難民近萬人。當時難民擁擠呼號，哭天叫娘，淒慘至極。沒有逃出鐵門的幾千難民，仍在飢寒交迫中苦熬，有的已奄奄一息。紅十字會送去了1萬多個饅頭供難民充飢，用中國人的俗話來說，這是“雪中送炭”、“雨中送傘”。 租界裡的難民收容所，也如圍城一般：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進來不容易，出去也不容易，雖然每個收容所都大力動員難民遣返，但仍有一部分人不願聽候遣返。他們擔心遇到敵機轟炸丟了性命，他們擔心回鄉以後沒有飯吃，不如在這裡太太平平地過日子，雖然吃得不太好，但一天三餐，總能對付肚子。碰到這樣的人，收容所的工作人員再三說服都沒有用，他們一怕死，二怕苦。 也有不怕苦的。上海有個勸生農場，在安徽嘉山、浙江富陽和江蘇崑山共有地2.7萬多畝，原為組織大中國後方農村生產墾殖社，因許多難民無處投靠，勸生農場報請行政院實業部和建設廳批准，決定改為“難民移墾所”。接著，江蘇省在高淳、溧陽，闢出3.5萬畝地供無家可歸的難民開墾耕種。江蘇省的計劃，以千人為一村，250人為一莊，每村生產力分配為男六女二，需工作人員五六百人，勞力4000人左右。經過自願報名和動員，不少難民都願意去參加生產。他們用自己的雙手，開墾新的生活。 還有一批人是不怕死的。從決定走這條路的那天起，他們的前面就充滿了風險。他們是一批熱血青年，他們在難民收容所中接受了進步思想的宣傳，3000多人參加了新四軍的抗敵鬥爭。 從難民到抗日戰士，這是一條由苦難到光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