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日軍第11軍司令部。 1939年8月。 這座看上去極笨重的樓式建築原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辦公機關。 1938年11月24日深夜，在各路攻打武漢的日軍部隊中，波田支隊率先突入市區，直取這座以深灰色大樓為主建築的軍委會所在地。當數十輛日軍汽車的車燈一起配合隨軍記者拍攝一個名叫山口平一郎的17歲一等兵在樓頂原有的旗桿上升起太陽旗的新聞照片時，這座建築的主人蔣介石與他的夫人宋美齡及何應欽、陳誠、徐永昌等人從這裡離去還不到5個小時。 大樓四周，過去站立著荷槍實彈、表情威嚴的衛兵的位置仍站立著同樣年輕，只是國籍不同的衛兵。正值這個有“火爐”之稱的城市的盛夏，衛兵們的軍裝被汗水濕透，只有鋼盔和槍刺放著灼灼的冷光。

此時，司令官岡村寧次正將自己獨自關在設置於地下室的作戰指揮室。參謀人員都知道這是這位長官在作完重大戰事的組織計劃之後的一個習慣。在已標好的湖南、江西、湖北地圖前，在各種預案、各類統計數字、各種情報之中，他要安安靜靜地將一切再仔細地想一遍。 一個人一生活出特色本屬不易，在這位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戴一副近視眼鏡的日本將軍的一生中，卻有兩件事堪稱奇蹟。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中國。 第一件是參加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岡村寧次1925年便來到中國，直接參與組織戰爭行動，從次數到規模都是其他侵華日軍指揮官所不及的。赫赫戰功使他不斷升任高職。 1944年即日本戰敗前一年，他升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在侵華日軍中，官當到不能再大。日本戰敗投降後，他又是最後一批離開中國回日本，在華時間可謂長矣。若論手上中國人的血，中共將他列為第一號戰犯是堪為確當的。

第二件更能稱為奇蹟的，是他在戰後被與他血戰多年的對頭國民黨軍政當局宣布無罪釋放。這個結果連他自己都大感意外。 在對岡村寧次的處理上，蔣介石棋錯一著。無論他當時和事後的想法如何，都無法改變他為此付出的無可挽回的代價，這是後話。 在這次湘贛作戰中，岡村寧次謹慎用兵，將軍所屬的第3、6、33、106四個師團共10萬兵力分為湘北、贛北和鄂南3個集團。以湘北為主攻方向，在贛北進行迷惑與牽制、配合主攻方向作戰，在鄂南出一支奇兵，避開中國軍隊沿新牆河、汨羅江設置的防線，出現在對手側背，與進攻湘北方向的日軍夾擊消滅中國軍隊主力於岳陽與長沙中間的平江地區。 打出3只拳頭，但兵力只有當面中國軍隊的1\/3。岡村寧次相信他定能打贏這一仗，以少勝多地使用兵力，在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28年，岡村寧次任步兵第6聯隊聯隊長。他帶領4千餘兵力，4月25日從青島秘密登陸，第二天乘火車到達濟南，執行阻止北伐軍北上的任務。 5月3日，他指揮這4千餘日軍向北伐軍勝利之師第40軍的4萬部隊發起襲擊，隨之與對手在這座古老的泉水之城的清泉與垂柳間展開巷戰。一場血戰下來，北伐軍官兵和無辜平民亡3600多人，傷1400多人，日軍連同助戰的日僑亦傷亡千餘人。戰事以北伐軍主動撤出戰場繼續北伐告終。 這場被後人稱為“濟南慘案”的流血事件是岡村寧次於1913年從帝國陸軍大學畢業後的第一次實戰。他相信憑日本軍人良好的精神素質和軍事技術，對付中國軍隊完全可以以一當十。 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蔡廷鍇19路軍面對日軍蓄謀的挑釁忍無可忍，奮起抗日。岡村寧次作為日軍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與組織了對19路軍的進攻。兩軍苦戰34天，日本五次增兵、四次易將，總兵力超過中國軍隊兩倍，而19路軍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頑強抗敵，卻只得到張治中率第5軍的一次增援。中國軍隊傷亡慘重、糧彈不濟，最終以失敗告終。岡村寧次在這次作戰中得出的結論是：一部分中國軍隊雖有英勇精神，但在中國政治腐敗和經濟落後的大背景下，最終仍不是皇軍的對手。

作戰指揮室的一面牆上有一張圖表，表中分別標著三個進攻方向當面中國軍隊的番號、兵力、位置和將領姓名。岡村寧次久久盯著這張圖表，彷彿是在窺視著那一支支軍隊。 湘北主攻方向，第15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岡村寧次熟悉這個名字，不亞於熟悉自己的師團長。 關麟徵字雨東，陝西戶縣人，黃埔1期畢業，現年34歲，中將軍銜。 盧溝橋事變時，他任第52軍軍長。這是一支掌握在蔣介石手中的嫡系王牌部隊，總是擺在與日軍作戰關鍵時刻的關鍵位置。自武漢會戰開始，這支部隊就與11軍成了對頭，岡村寧次在中國征戰多年，對手多得讓他記不清楚，但關麟徵卻讓他刻骨銘心。 吃掉這樣一支部隊，其意義、影響和難度同樣巨大！岡村寧次在這個念頭中結束了自己的獨自默想，走出作戰指揮室，邀上參謀長青木重誠，來到院內專為他開闢的網球場。二人揮拍擊球，談談笑笑，直打得汗如雨下。

打完網球，青木重誠回到辦公室，佈置組成軍作戰指揮部，進駐位於武漢至岳陽之間的鹹寧。 廣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行營。 1939年8月20日。在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第3個年頭時，桂林依然和風細雨。不看報紙的農民赤著腳，趕著雙角後彎、性格溫順的大水牛在田間勞作，丘陵起伏處茶林蔥蘢，微風傳來絲絲縷縷酸酸甜甜的山歌。前線的人乍到這裡，驚嘆彷彿置身世外。 桂林行營在市西北郊，作戰指揮所設在一個巨大的溶洞內。從千姿百態的石筍、石鐘乳間伸出一條條電線、電纜和無線電台的觸鬚。這些戰爭的神經緊連著硝煙漫捲、血肉橫飛的抗日前線。 桂系名將、軍委會副參謀總長、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展開機要參謀遞上來的電報夾： 離開長沙前，第二廳已將日軍向南進攻的意圖通報過來，恰又接到徐永昌催促制定迎敵方案的電話，白崇禧看完敵情通報時，心中已有腹案。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主張按老辦法，逐次抵抗，但退卻限度為長沙以北。正面部隊在消耗一部分日軍後讓到東西兩側，待敵繼續南進時，攻其側背，與長沙守軍聚殲日軍於城下。這樣安排，部隊運動不至過大，作戰時間也不至拖得太久。因陳誠分心軍委會政治部部長事務，第九戰區長官由薛岳暫代，討論方案時，薛岳傾向於陳誠的意見。 白崇禧則認為，武漢地區的日軍分駐江南與江北，與我軍重兵對峙，目前雖然沒有日軍進攻規模的詳細情報，但能夠抽出來的兵力不會多於實有兵力的半數，且持續作戰時間不可能太久。為吃掉進攻之敵，應將戰場放開，我軍可且戰且退到衡陽一帶，使日軍深入與分散在縱深約200公里的廣大地區。那時，敵不戰已自被動，糧食彈藥供應必會緊張，我軍則以九嶺山、幕阜山的部隊西進，湘江以西部隊東進，斷其陸上與水上退路，可全殲該敵。

兩個理由同樣充分並無懈可擊的方案形諸文字後，同時上呈蔣介石。 按職務，白為甲案、陳為乙案。白崇禧將自己的意見講出來，也就不再去想它，任由蔣去裁定。 白崇禧深通謀略，有“小諸葛”美譽，但陳誠是蔣浙江同鄉、黃埔班底，嫡系之中更近三分。在許多事情上，白崇禧寧可聽之任之，而不去力爭。 方案上報至今5天，終於收到蔣確定採用甲案的電報。白崇禧心中欣慰，在電報上籤上名字，走到作戰地圖前。 這是一匹通體墨一般漆黑烏亮的戰馬。它形體健碩，細腰長腿，四蹄“得得”地原地踏著碎步，脖子高昂著向後掙，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視著面前這位身穿嶄新的將校呢軍服，腳蹬黑色馬靴的年輕將領。 “就是它！”關麟徵對這匹馬有一見如故之感，他對軍需處長伍春陽一聲大喝，接過韁繩，認鐙扶鞍，飛身上馬。那馬彷彿懂得這位新主人的心思，一聲長嘶，聲如裂帛，轉身沿一條通向山岡的小路飛奔而去。關麟徵騎在馬上，身體輕盈，穿樹林、越河溝、登山頭，得心應手，伍春陽和幾個看熱鬧的軍官一起喝起彩來。

關麟徵自1930年任第2教導師第1團團長時開始配備坐騎，那時正值蔣馮閻中原大戰，他率團掩護張治中任師長的第2教導師主力撤退，在數倍於己的馮閻軍追擊下且戰且退，處境十分危險。從深夜戰到黎明時，天降大霧，幾十步外看不見人。關麟徵所騎那匹棗紅馬突然一聲長嘯，反身朝追敵方向跑去。關麟徵勒了幾下沒有勒住，乾脆順勢命令部隊乘大霧向追兵反沖過去。只聽殺聲遍野，槍聲激烈，馮閻軍於大霧之中情況不明，以為蔣軍援兵趕到，不敢再戰，急忙傳令撤退，霧散時已不見踪影。關麟徵勇中有謀，出色完成掩護任務，戰後即升任該師第2旅旅長。 1932年7月，蔣介石第四次圍剿鄂豫皖根據地，關麟徵任第4軍獨立旅旅長。戰鬥中被紅軍將領陳賡、蔡申頤所率紅25軍團部隊包圍於安徽小鎮磚佛寺。是役關部傷亡慘重，一匹愛馬也被擊斃，他心中懊喪了好久。

抗戰爆發，關麟徵的戎馬生涯進入黃金時代。他認為這才是揚正義之師，真正為民眾、為民族而戰。職務上升後，他雖配有汽車，卻一直保留著戰馬，他常常騎馬去看地形、檢查工作及指揮作戰。軍務間隙，每每親自遛馬、刷馬。 這天，他帶領司令部數名隨從，騎馬來到新牆河前線，在河南岸勒馬下鞍。 52軍軍長張耀明和195師師長覃異之已在等候。 根據第九戰區下達的部署，第15集團軍以張耀明52軍和夏楚中79軍共6個師並列於新牆河南岸新牆至出了省界的麥市，在百餘公里正面沿河設防，為第一道防線；在他們南面50公里，陳沛37軍以60、95兩個師沿汨羅江擺在汨羅至平江一線，為第二道防線；李覺第70軍轄19、107兩個師，沿湘江東岸，展開於湘陰南北，扼控營田等登陸點。

195師師長覃異之向關麟徵匯報，部隊士氣旺盛，工事已加固完畢，軍對此戰提出的口號是：打出台兒莊的威風！師的動員口號是：一戰成名！ 關麟徵滿意地朝張耀明點點頭。關是52軍老軍長，曾率領這支部隊在抗日戰場打過許多漂亮仗。日軍跨新牆河南犯，這裡是第一道關。他將自己最親信的部隊擺在這個受衝擊最大的位置，張耀明和那些跟隨他多年的軍師長們心裡清楚，關總司令這是做給別人看的，他要以此號令全軍，任何人不得有絲毫馬虎，否則軍法難容！ “誰在北岸？”關麟徵等人席地而坐，他指著攤開的地圖上越河設置的前進陣地的標誌問。 “守比家山陣地的是覃異之195師131團加強第3營。”張耀明不假思索。 “誰在北岸？”關麟徵像根本沒聽見，重複了一遍他的問話。 張耀明稍一遲疑，覃異之答道：“3營營長史恩華，黃埔8期。” 中央軍校在廣州黃埔辦了前5期，俗稱黃埔軍校，之後校址多次變更，但學員們卻一直將黃埔的名稱沿續下來，一則表示繼承黃埔初創時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二則表示自己是中央正宗。軍隊將領尤其是“老黃埔”大師哥們隨之認可了這個做法，學校搬到哪裡都稱“黃埔”。 關麟徵瞪了張耀明一眼，手按膝蓋站起身來。關的左膝蓋在1925年東征討伐陳炯明時被子彈打碎，送入醫院後醫生決定鋸腿保命，若不是恰逢軍校黨代表廖仲愷探望傷員得知此事後竭力阻止，那麼便不會有關麟徵後來的輝煌了。經過精心治療和刻苦鍛煉，傷腿功能基本恢復，只是在蹲下再起身時稍感吃力。張耀明上來要扶，被關一把推開。 幾人走下河灘，佇立無語。幾匹馬或昂首站立耐心等待，或低頭嗅著青草的氣味，有心無心地揪幾根銜在唇上。 新牆河，一條不知靜靜流淌了多少年的無名小河，洪汛時期它沒有多大濁浪，乾涸期時卻仍有淺淺清波。它與世無爭地走著自發源地到洞庭湖幾十公里的水路。此時，它倒映著幾個軍人的身影和心事，絲毫沒有想到十幾天后，它的名字會躍上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 薛岳後悔不該當這個省主席。 震驚全國的“長沙大火”之後，張治中受到“停職留用”的處分，繼續主持日常政務。他連續發出幾封請求辭去省主席職位的電文，向行政院陳述自己“靦顏待罪、痛苦殊深”的心情。 1939年1月17日，重慶行政院通過改組湖南省政府的決議。當夜張治中接到蔣介石的電報，讓他交代工作，來重慶報到。 1938年12月，軍委會下達薛岳代理第九戰區長官命令時，蔣介石親自同薛談話，曾問：“伯陵兄，你看這樣安排可以嗎？” 伯陵是薛岳的字。蔣比薛大9歲，私下時對他以兄相稱。薛岳說： “長沙弄成這樣情況，實無力擔任這樣重大的戰區任務。” 蔣介石明白薛岳話中暗指軍政不統一，軍事工作不好開展。他說： “你先去，以後可以考慮軍政統一。” 據當時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目睹此事的賀耀祖回憶：“當時的印像是，薛岳不是不想幹九戰區代長官，而是想軍政都兼起來。蔣心里當然清楚，對我說過'願意乾就讓他幹嘛'這樣的話，蔣對許多向他要官的人也說過同樣的話。” 1939年2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薛岳為國民黨湖南省主任委員和湖南省主席。黨政軍權集於一身，麻煩事便從此不斷。 身為戰區長官，首先要為軍隊著想。剛上任時，薛為籌軍糧，採取限制市場米價政策，提出“平價”即壓低價格收購軍糧，逼得米商轉入地下。薛一聽大怒，派人找來幾個大米商斥責一通，限令交足一定數量。結果是低價米交不足，黑市米價日貴一日。上任半年，湘人中尖刻者便送薛岳綽號“薛平貴”，叫得家喻戶曉。 赶巧他父親過世，說不清是薛岳授意還是下面的人“會辦事”，訃告滿天飛，發至全省各縣的縣屬小單位。每縣至少20個單位來送喪禮，縣以上市、省各大小單位都送，便自有有心之人暗中算賬。 薛岳湖南主政後，一家人紛紛從外省調來，按其所能安排工作也是情理中事，何況那時還是舊社會。薛的叔岳父方學芬當了省田糧處長，連襟丘維一當了省銀行行長，弟弟過去仍經商，拉湘產大米去廣東易貨，另外薛岳曾在工作責任範圍之內，動議在省內發行3千萬元公債，因異議太大而未能實行。 這些事情，說起來也算不上什麼大事。但不久就有人寫黑信告到中央，信中附一“民謠”： 薛翁治喪，薛弟治產，得一大筆葬費，發一大批混財；岳叔長處，岳襟長行，發三千萬公債，殺三千萬人民。 湘人喜戲謔，令人啼笑皆非。省議員張維均逢人便將“民謠”娓娓道來，且邊說邊解釋，薛岳懷疑就是他寫的，後張被人暗殺，暴屍荒野數日，許多人認為凶手非薛岳莫屬，險些搞出一場官司。國民政府行政院和監察院曾就民間反映的一些事情查問下來，搞得薛岳有口難辯，氣急敗壞。 薛岳施展才華的地方不是官場。只有在軍用地圖前，在槍砲橫飛的戰場，才能找到那個有大將風範的薛岳，“天生我材”是用來打仗的。這個10歲進黃埔陸軍小學讀書，24歲當孫中山警衛團1營營長，曾端著機槍在槍林彈雨中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衝出叛軍重圍的廣東樂昌縣普通農家的後代，在血與火中為自己贏得的綽號是“老虎仔”。而使他走上人生巔峰的便是長沙之戰。 長沙上空戰雲密布的1939年8月21日，薛岳接到蔣介石、白崇禧和陳誠分別發來的電報和打來的電話。蔣介石的電文要求他即按“甲案”部署作戰，白崇禧和陳誠則要求他堅決落實委座指示。 薛岳站在地圖前，一動不動。 許多回憶薛岳的文章都曾提到，他日常的習慣，也可以說是嗜好，就是看地圖，他可以一看就是一整天。有戰事時看，無仗可打時仍津津有味地看。也許看地圖對於他，已經由一個軍事指揮員在工作上的需要，變成了一名職業軍人的一種精神需求，一種寄託情感、排解煩惱的方式，一種屬於軍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蔣介石執行“甲案”電令後，與其說他是對照地圖，深入比較兩種方案，為自己要堅持的意見尋找更為有力的依據，不如說他是在這個靈魂所寄的空間整理思路，調整情緒，鼓足勇氣。 數小時後，他轉身叫來參謀處長趙子立，口述堅持“乙案”三點理由，請他擬寫電文，直發蔣介石。 他叮囑趙，措辭語氣要有力度和韌性，使委座能明顯感覺出他的堅強決心。 1．九戰區現有足夠的兵力，有把握將日軍殲滅於長沙以北。 2．我軍若退至衡陽，日軍在廣州地區之安藤利吉第21軍（轄第18、104師團、台灣旅團及各配屬航空兵）則可能沿粵漢鐵路向北策應，對我形成夾擊，使戰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軍南下，則長沙失守必會為敵之宣傳機構所乘，在國內外造成不良影響。 這三條理由將“甲案”實施中出現軍事和政治上不利之處的可能性作為一種令人可感可觸、彷彿近在眼前的現實危險擺在桌面，比原來他所傾向的“乙案”更具辯駁力和不容置辯的強硬態度。 趙子立迅速記下要點，返身去參謀處擬寫電文。趙是黃埔6期高材生，頭腦機敏，足智多謀，幾仗下來便直線上升，31歲已扛上少將肩牌，令同期同學們羨慕忌妒不已。 趙子立當然清楚薛岳的醉翁之意。 1938年5月，日軍為報台兒莊一箭之仇，重兵圍殲隴海鐵路東段中國軍隊主力，兵分東、北兩路發起攻勢。 北路的土肥原賢二的14師團在蘭封被宋希濂、俞濟時、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漢魂、桂永清、孫桐萱、商震這一批悍將團團圍住。蔣介石親赴鄭州督戰，任命薛岳為第1兵團總司令，指揮各路將領，於5月25日晨發起全線進攻，務於26日拂曉前將那個危害中國多年的傢伙和他的14師團全殲。 兩軍兵力比例為：中國清一色精銳部隊15萬，對日軍一個二流師團2萬。勝券在握，蔣介石請新聞記者到前沿採訪圍殲作戰實況，並讓武漢政治部做好慶祝“第二個台兒莊大捷”的準備。 土肥原賢二就是1948年遠東國際法庭的戰爭罪犯審判後被判處執行絞刑的日本戰犯之一。 就是這個土肥原，在中日蘭封會戰中刁鑽狡猾地與數倍於己的對手周旋了4天，在能聽得見的“消滅14師團”、“活捉土肥原”的喊聲中，率半數多的兵馬鑽出重圍。這個戰例以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和初級軍事指揮院校的課堂上每經提起，必引起在座的未來高、中、初級軍官一陣訕笑。 蔣介石當時格外氣惱，他迭下手令，訓斥各軍長“指揮無方，行動复懦，以致士氣不振，畏縮不前”，“各軍師旅團長等此次作戰奮勇爭先者極居少數，大部缺乏勇氣，鮮自振作，遂致戰局遷延”。 蘭封會戰後，蔣下令撤職查辦了後來的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和50年代台灣陸軍總司令、台灣省主席黃杰，槍斃了88師師長龍慕韓。但沒有追究薛岳應負的領導責任。 但對一個極自尊的人，自責比受人責更痛苦。此後，薛岳用更多的時間埋頭地圖，尋機好好大打一仗，報仇雪恥。 1939年3月8日，時值薛岳上任第九戰區代長官不久，蔣介石致電他： “為確保南昌及其後方聯絡線，決即先發製敵，轉取攻勢，以摧破敵之企圖。” 蔣介石看好南昌地勢重要，岡村寧次亦所見略同，只是蔣慢了一步，日軍以兩個師團，配合軍所屬大部分坦克和火砲，在中國軍隊重兵到達前搶攻南昌城。 當時陳誠仍是名義上的第九戰區長官，他讓薛岳坐鎮長沙，將南昌方面的指揮大權交給心腹羅卓英。薛岳日夜守在作戰指揮室，通過電話、電報旁觀戰局，心中好生難受。眼看南昌城落於敵手，眼看反攻受挫。 南昌會戰失利，過不在薛岳，但事情畢竟出在九戰區，各地將領風言風語，薛岳心裡老大個疙瘩。 數月苦讀地圖，驅車現場察看，薛岳已經對湖南地形了然於心，在他頭腦中確實在形成著某種東西，某種大膽奇特而且有很大成功把握的構想。但正如趙子立所理解的，薛長官伯陵致電蔣介石，力轉定局，與其說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即“謀”，倒不如說是出於幾次失敗、丟臉而累積的一股有名無名的“氣”。 在陳誠的幫助下，蔣介石終於同意變更了既定方案。薛岳高興，白崇禧生氣。這次會戰開始後，白奉蔣命協助薛岳指揮，雖親臨設於長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頂的戰區指揮部，卻做了個閉嘴菩薩，不置一詞。直到幾十年後在《白崇禧回憶錄》中談到第一次長沙會戰時，仍不認為我軍此戰獲得勝利，他說日軍是：“行有計劃之退卻，未受多大損失，這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