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一、中國不是地球的負擔

有人認為，目前危害人類生命的有三大威脅：飢餓、疾病、戰爭。而飢餓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威脅。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飢餓。人類的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飢餓史與反飢餓史。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佈朗認為：“未來的真正威脅，將不是軍事侵略而是飢餓問題。” 目前的世界，雖然由於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糧食總產量大幅度增加，但由於人口劇增，因此，糧食供需緊張的矛盾不僅沒有有效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表現在數以億計的人口還在過著食不裹腹的生活，世界糧食儲備量逐年減少。在此背景下，布朗等人致力於對世界糧食形勢的研究與分析，以期引起全世界的重視，這是有價值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布朗認為，將來的世界是一個“飢餓的世界”，其理由是糧食的增長將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把未來世界飢餓爆發的隱患不是落在撒哈拉以南的那些耕地面積較少、氣候環境惡劣、經濟發展落後、糧食現在就已短缺的非洲國家裡，而是強加在糧食生產得到較大發展並已基本上解決吃飯問題的中國身上，顯然，這不是無意的錯誤就是有意的歪曲。

布朗認為，世界進入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一個“食物危機”的時代就要來到了。他預言，當擁有世界22%人口的中國準備加入到富國的行列並以同樣的高標準來生活的時候，這種向“食物危機”時代的過渡被大大地加快了。其意思是說，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人的糧食需求增加，中國又沒有能力增加供給，於是，只好大批進口糧食，從而導致世界糧食的短缺。換句話說，就是富裕了的中國人會到他們的飯碗裡搶飯吃。因此，他認為，中國未來的飢餓問題，也是全球最棘手的問題，中國的糧食短缺將是世界的糧食短缺，中國的糧價上漲將是世界糧價的上漲，中國人的土地危機將成為每個人的土地危機。他說：“即將出現的中國的巨額的糧食進口將會向整個世界發出一聲響亮的醒世呼喚。它將給我們這個已擁有57億人口的星球帶來巨大的生態衝擊。它將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安全'的定義，因為食物匱乏和經濟不穩所帶給我們的威脅將比武力侵略更為可怕。”

布朗還充滿恐怖地告誡：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並不像我們通常所想像的那樣，出現在為貧窮所困擾的索馬里和海地，而是出現在經濟發展的中國。 難道經濟發展了的中國倒反而成了地球的負擔嗎？布朗的論調引起世界輿論的嘩然，而國內外絕大部分的專家學者在經過縝密的研究與分析後，都一致認為布朗的預測是錯誤的，連美國農業部與聯合國糧農組織也不贊成布朗的說法。 布朗預測，自1990年至203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減少20%，這著實令人吃驚。但布朗的這一預測同多數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美國農業部預計，在今後幾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每年增加約1%。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小麥、玉米和大米產量將分別增加90%、80%和54%。世界糧農組織儲備局局長尼科斯·亞歷山德拉托斯估計，自1990年至2030年，即使中國的穀物(小麥、玉米和大米)種植面積減少2%，其穀物產量也可能會增加68%。

亞歷山德拉托斯發表了《從全球角度看對中國未來糧食短缺的預測》，對布朗的預測作了明確的反駁。他認為，布朗對未來的天諭般的預見是建立在一些不現實的假設條件之上，這次的預見並不比他早先曾作過的關於災難到來的預言高明多少。布朗在1974年糧食漲價高峰時，曾預言糧食的實際價格將持續上漲，而沒過多久，糧價卻再度出現了長期下跌的趨勢；另有一次，布朗曾作過美國、法國和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在70年代末將會停止的預言，而事實上這3個國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裡，糧食產量卻得到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美國《外交》雜誌1996年發表哈佛國際事務中心準會員羅伯特·帕爾伯格教授的文章，他明確地指出：“面臨危機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國”。他認為，世界糧食體系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南亞和非洲，世界糧食體系面臨的危險大多與中國無關。他說，在非洲，營養不良的人口在今後幾十年很可能會增加，因為非洲存在著管理不善、經濟增長緩慢以及農村地區環境退化等諸多問題。氣候惡劣，自然資源缺乏，農村地區生活貧困，男女不平等，所有這些使糧食產量僅保持在2%的年增長率，低於人口增長率，在每年某一段時間總有多達40%的人口營養不良。在南亞許多地區，人口密度大，而且這些地區的人口仍在迅速增加，這都將加劇糧食的供需矛盾。而對於中國來說，雖然隨著中國人的收入增加，糧食消費將持續迅速增加，但布朗因此認為出口國和中國的穀物生產者將無法滿足這種需求，是錯誤的，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國和世界各國發展的能力。對於布朗這樣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者來說，他們關注的焦點應該是非洲而不是中國。

中國科學院生態中心副研究員、《誰來養活中國》的譯者康曉光認為，布朗的分析是嚴肅的，但又是片面的，而他的結論則是荒謬的。他認為，布朗低估了中國糧食增長的潛力。他在低估了中國耕地面積的同時，又高估了目前的單產水平，從而錯誤地認為中國目前的糧食生產已達到了自然資源所允許持續增產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進步的可能性。其次，布朗在把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做類比時忽略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重要區別——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呈現高度的空間不平衡性。就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糧食產量下降的同時，西北省份的糧食產量卻在上升。目前，“北糧南運”、“西糧東調”的格局已經形成並將長期存在，這使中國糧食產量下降的時間會大大延後，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將小於日本和韓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錫文認為，中國並不存在布朗說的糧食安全問題。 1978～1995年18年間，我國進口糧食2.26億噸，但也出口糧食1.08億噸，進出口相抵年均淨進口為657萬噸，只佔中國糧食年消費總量的1.5%，只佔世界糧食進口量的6%。中國糧食的生產和供應是正常的，是有充分保證的。 中國農業部前部長劉江則用一系列確鑿可靠的數據向世界宣布：中國人完全有能力養活自己。他指出，從1949年至1984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由1.1億多噸增加到4億多噸，年均遞增3.7%，人口雖然由5.4億增長到10.43億，但人均糧食佔有量由200公斤增加到近400公斤。 1984年至1995年，我國糧食生產又跨上了4.5億噸的新台階，年均遞增3%。肉類、水產品、禽蛋和蔬菜的人均佔有量分別達到41.3公斤、19.5公斤、13公斤和198公斤，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現在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糧食安全問題的重大貢獻。而未來的中國人，也完全能夠養活自己，到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預計需要糧食6億多噸。按這個目標，今後平均每年糧食產量要增加40億公斤，年遞增率不到1%。而建國以來我國每年糧食平均增產近80億公斤，年遞增3%。因此達到6億噸所需要的年遞增速度只相當於建國平均水平的1/3，只相當於近10年的1/2。這個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布朗先生之所以陷入悲觀主義迷霧而看不到中國糧食的光明前景，主要是因為他過多、過重、甚至誇大中國糧食生產和供給的不利因素，而同時又忽視中國糧食生產和供給的有利因素。本書從糧食生產與需求等多方面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總的來說，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的糧食發展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但我們同樣也看到，中國的糧食生產潛力巨大，不僅能養活現在的12億多人口，而且也能養活將來的16億中國人。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存在著多種發展糧食生產、增加供給和解決吃飯問題的有利條件，如國家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業和糧食的生產，近年來採取了一系列的護糧、興糧的政策措施。此外，在農村改革中獲得自主權的中國數万萬勤勞的農民，更是興農增糧的雄厚力量源泉。如果充分發揮這些條件的巨大作用，那麼，中國的糧食的前景不是悲觀，而是令人樂觀；不是暗淡，而是充滿光明。

丁聲俊等學者對中國的糧食生產潛力作了比較詳盡的研究。首先，中國不會像日本、台灣50年代以來那樣，耕地以每年1%的速度減少，以致到2030年中國的耕地面積隻及現在的一半。中國固然由於工業化的需要，將不可避免地要佔用一部分耕地，但中國也有著雄厚的耕地後備資源，能對耕地的減少起著補償作用。 1949至1994年，中國耕地每年淨減少不到100萬畝，這主要是由於採取開墾、復墾的方式增加了新的耕地。目前中國有宜墾荒地2億多畝，中國政府計劃每年開墾600萬畝，每年耕地減少控制在700萬畝以內，耕地淨減少控制在100萬畝以內，則2030年中國耕地只會淨減少8000萬畝，只相當目前耕地的5.6%。中國的人均耕地資源不足，這是無需諱言的事實，但開發國土資源餘地廣闊。在我國“七分山水、二分草原、一分耕地”的構成中，本是稀缺資源的耕地卻浪費嚴重，因而仍有較大開發潛力：全國有成片可墾荒地5億左右，其中近期可開墾為耕地的約有1.2億畝，有零星荒地1億畝上下，近期可以開發為耕地的約為5000萬畝；還有適墾灘塗5000萬畝，可供養殖的淡水水域面積和近海海域約100萬平方公里。除宜墾荒地外，由於各種自然災害和基本建設造成損毀的耕地資源數量也頗大，累計在1億畝以上，至今只復墾2%左右。如果達到國外一些國家50%的複墾率水平，那麼，全國僅此三項又可挖掘出生產條件良好的耕地幾千萬畝。這相當於一個小國家耕地面積的總和，其潛力可想而知是多麼的巨大。

其次，中國耕地的增產潛力也較大。迄今，全國耕地中仍有2/3，即大體有9億多畝的耕地處於中、低產水平。全國土地的複種指數約為150%，最高可提高到200%。全國復種指數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等於擴大糧食種植面積1500萬畝。如果到2030年將復種指數提高到165%，由此增加的糧食播種面積可基本抵消耕地減少因素，從而可使糧食作物面積到2030年仍維持在16億畝的水平。在我國光、熱、水、土條件優越的南方12個省、區還有冬閑田2億畝，近期可開發利用的至少有1億畝。根據計算，採取生物、科技和工程措施，改造中低產田、合理提高複種指數和開發南方冬閑田等3項措施，可增產糧食3900～5700萬噸，大體相當於全國新增5000萬噸的生產能力。

另外，提高糧食單產既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糧食增產的主要經驗，也是今後的努力方向。現在我們的糧食平均畝產僅300公斤左右，雖然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水稻平均每畝低60～80公斤，小麥低100～200公斤，玉米低200～300公斤。綜合各種增產技術因素，使我國單產提高80～100%在技術上是可以達到的。而到2030年，我們只要將平均畝產提高到400公斤，即可使糧食總產達到6.4億噸。這既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據專家分析，改造2/3的中低產田，即可增產糧食400億公斤；利用科學進步，如更換糧食作物品種、推廣地膜覆蓋、化肥深施等成熟適用技術，可以將現有的單產水平提高30～50%。目前中國農業科技水平比發達國家約落後14～20年，農業科技進步在我國對作物增產的作用，雖然已從過去的20%提高到現在的40%，但仍處於較低的水平，發達國家一般為70～80%。因此，技術進步的潛力相當大。按正常規律，推廣良種可使糧食增產8～12%；增施化肥和科學施肥可增產16%；改進耕作制度和推廣綜合配套栽培技術可增產4～10%；科學防治病蟲可減少產量損失10～20%。我國如果逐步把科技進步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由現在的40%提高到50%以至70%的先進水平，全國糧食生產能力就可擴大4500～9000萬噸。足以保證中國糧食到本世紀末再上一個新台階。

第四，“食物節流”，潛力可觀。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糧食和其他食物資源浪費嚴重。這表明我國糧食“節流”的潛力十分巨大。據調查，我國糧食作物在收穫、儲藏、加工、運輸、利用等環節上的損失率至少在10%以上。這就是說，全國每年有多達幾百億公斤的糧食白白損失掉了。如果改善倉儲、加工、運輸條件和綜合開發利用糧食和其他食物資源，以減少損失率5%計算，每年就可以少損耗糧食1500～2000萬噸，若以中等單產350公斤計，大體相當於不種田而收穫4000～5500萬畝的糧食總產量。如果推廣配合飼料和科學飼養技術，那麼，養豬的料肉比可提高20～30%，養雞的料肉比可提高50%以上，養奶牛、蛋雞、魚的飼料報酬都能有顯著增長。至於數億噸秸杆，用一部分氨化發展草食動物，也可轉化生產出大量牛肉和羊肉。這對保證中國人的糧食消費與提高生活水平，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綜合分析，我國資源擁有6～7億噸糧食生產的潛力，完全可以滿足16億人口人均400公斤的需求。只要我們採取切實措施，利用有利條件，那麼，全國糧食總產量到本世紀末及下世紀初將保持2%的年增長率是完全可能的。按此發展，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將達到6億噸以上，只要適量進口一些糧食作為補充和調節，就基本上能滿足屆時16億人口的需要，根本不可能發生大量進口糧食的狀況，因而也不存在中國“飢餓世界”的問題。這也就是說，中國未來的糧食雖然有困難，但並沒有大的危機，中國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布朗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自力更生，是我們對世界的承諾，也是我們解決糧食問題的決心。國家主席江澤民強調指出，12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只能靠自己來解決，也完全能夠自力更生地解決。在1996年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中國有能力解決好自己的吃飯問題，中國是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未來15年和更長的時間裡，中國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糧食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會持續增長。但無論是從經濟還是技術的角度看，中國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 1997年3月19日，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豪邁地說：“中國由於農業政策的成功，已經連續三年豐收，中國糧食的庫存現在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負責地說，中國即使再遭受兩年大的自然災害，糧食也不會缺乏。” 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說，未來的中國，不僅不會成為地球的負擔，不會給世界帶來危機，而且還將是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將對解決全球的溫飽問題作出重大的貢獻。 布朗為何對中國的糧食前景憂心忡忡？說起來饒有趣味——中國人吃肉，他卻心慌！ 大約是1993年，《紐約時報》一位記者在中國湖南採訪了一名姓嚴的中國農民，問他生活條件是否有所改善，嚴老漢回答說：“總的來講，生活是越來越好了。我們家現在一個星期能吃上四五次肉，而在十年前，根本沒有肉吃。” 對此，布朗惶恐不已。他多次將此故事引入自己的論文中，並以此引申說，中國的糧食危機，不是農業的失敗，而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他認為，當收入增長後，低收入人口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他們的膳食結構多樣化，從單調的大米佔總熱量70%的飲食結構轉向更多的肉類、奶類及蛋類食品的消費。在他的《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中，布朗寫道：“中國經濟在過去4年裡驚人地增長56%，人均收入增加了50%。隨著收入的增加，過去那些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的人首先是豐富他們的飲食，從以澱粉類食品為主的飯菜，轉變為包括雞魚肉蛋、牛奶黃油、酸奶甚至冰激淋的多樣化菜餚。……” 一個12億人口的大國，不僅成功地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作為一名農業專家和環保主義者，布朗理應對中國取得的這一重大成就感到高興。但是，布朗卻有點“私心”，他似乎寧願中國像索馬里和海地一樣繼續貧困而不願中國經濟像他們美國一樣發達起來——因為他認為，飢餓的索馬里人沒有能力到美國來搶糧食，而富裕的中國人卻有可能從他們的飯碗裡搶飯吃。 布朗認為，更多的肉類需求意味更多的糧食產量——生產每公斤家禽、豬肉和牛肉各需穀物2公斤、4公斤和7公斤。隨著中國人日趨富裕，他們將會消費更多的肉、奶、蛋，如果穀物的供給不能與中國人的食譜變化同步增長，糧價將飛漲。他不無驚慌地說：“中國人對動物蛋白膨脹的需求將超過世界穀物生產能力。” 正如一位新華社記者評論的：“中國農民飯碗裡多了一點肉，令華盛頓一批環保主義者感到惶恐，他們認為，中國人對雞、肉、蛋，甚至牛奶、啤酒和冰激淋的胃口越來越大，將會把世界市場上出售的糧食全部吃光……”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將逐漸提高，其中包括對肉類食品的需求上升，這是不可阻擋的潮流，也是我們改革的目的。沒有理由讓中國人永遠過著貧窮的生活。 但是，我們可以負責地告訴布朗等人，中國人不僅能自力更生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同樣，我們能夠自力更生解決中國人的吃肉問題，沒有必要讓外國人心慌。 首先，我們認為，中國人的肉類消費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其繼續增長的幅度，遠沒有布朗想像的可怕。目前，中國的人均肉類食品消費量與韓國大致相同，只比日本的水平低10公斤。城市居民的肉類消費基本上達到飽和狀態，短期內不會有大的增加；農村居民雖然肉類消費還會有一個上升過程，但農村居民有家養生豬的習慣，因此，農民的肉類消費大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解決。 其次，中國飼養豬、牛、羊等所需要的糧食也遠沒有布朗計算的那樣多。布朗是按美國那種大規模工廠化飼養計算的，而中國大部分是家庭散養。根據以往的經驗得出的結論，通常講的肉料比，豬肉是1：4.5，牛肉是1：7，這是規模飼養的參數，而家庭散養，大部分是利用的家庭殘湯剩飯，因此糧食消耗較少。據在四川調查，農民家庭散養的肉料比，豬肉是1：1.8，牛肉是1：2。而目前中國的豬、牛、羊的飼養大都以家庭為主，工廠化飼養量較少。中國學者杜鷹經過對1995年的肉類生產進行研究，認為肉料比只有1：2，這樣，我們生產同樣的肉類產品，消耗的糧食卻比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少得多。 另外，我國的肉類生產潛力也較大。我國是世界上擁有草原面積最多的國家之一，丘陵山區草原面積41億畝，其中可利用面積33.5億畝，近期可以改良為高水平草場的面積為5000萬畝；在草場中，潛力較大的南方草山草坡10.3億畝，其中可利用面積為6.7億畝。若將全國可利用草場的80%改造成人工草場，則可增加奶牛1000多萬頭，肉牛2000多萬頭，可使我國的肉、奶產量翻幾番。另外，我國海域遼闊，海岸線長達1.8萬公里，淺海灘塗養殖漁業區面積近1億畝，魚蝦貝藻等海產品和海塗資源十分豐富。如果進一步開發利用，可以生產出多種水產品，增產多倍於現有2000多萬噸各種海產品的產量。這一切，都足以使中國人的肉類消費在現有基礎上增加較大的幅度。 除此之外，我國每年有秸杆5億噸，可以飼養大量的草食動物。我們只要利用其中的1/3，就相當於目前全國飼料用糧的1/3。從1992年農業部實施秸杆養牛項目以來，僅僅用了3年時間，就使全國牛肉產量翻一番。 事實說明，中國的肉類生產潛力相當大，足以保證中國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的肉類消費需求，既不影響中國的糧食供需平衡，更不會衝擊國際糧食市場。布朗等人的擔心是沒有必有的。 相反，我們倒是要提醒布朗等人的，恰恰是他們自己所在的西方發達國家消耗了世界過多的糧食資源。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發達國家每人每天平均攝取的熱量達到3340大卡，超過人體需要量的31%，每100人中有15人營養過剩，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第三世界國家每人每天平均只得到2210大卡的熱量，有近9億人處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狀態。醫學工作者認為，成年人每天攝取40克動物蛋白質就足夠了，而34個發達國家就有32個國家人均每天攝取的動物蛋白質超過80克，其中美國達105克。西方發達國家人均每年直接或間接消耗的糧食有1000公斤，其中，美國1500公斤，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地區，人均消費糧食只有50～100公斤，而且以雜糧為主。 發達國家中的糧食浪費更加驚人，美國人1年浪費和扔進垃圾箱的食品，就足以供非洲大陸各國人民食用1個月。美國養有4000萬條狗和2300萬隻貓，1只動物消耗掉的糧食比第三世界國家中人均消費的糧食還要多。美國學者米勒在1985年出版的《全球秩序》一書中指出：“美國僅佔世界人口的大約6%，而每年的消費量卻佔世界消費量的30%以上。”聯合國《1992年人類發展報告》公佈的結果是，富裕國家佔世界人口的25%，消耗的糧食卻佔60%。 美國經濟學權威邁克爾·托達羅在他的《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一書中也直言不諱：“同稀缺的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獲得和利用相比，人口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事實上，發達國家佔世界人口的1/4，卻幾乎消耗了80%的世界資源。例如，北美洲和歐洲的消費者直接或間接地消耗掉的世界食品、能源和原材料資源的平均量幾乎是相應的第三世界國家消耗量的16倍。因此，根據世界上有限的資源消費來講，發達國家多增加1個孩子與不發達國家增加16個孩子具有同樣的意義。”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富裕國家對貧窮國家人口增長極度關心，真正的企圖是為了阻礙貧窮國家的發展，從而維持一個有利於他們自己的國際現狀。” 英國學者保羅·哈里森也尖銳地指出：“那些為了世界人口對糧食資源造成壓力而憂心忡忡的西方人應該記住，他們一個典型的4口之家所消耗掉的糧食要比一對有18個孩子的印度窮苦夫婦消費的還要多。” 為了世界糧食的安全與穩定，布朗等人應該去勸告西方國家約束自己的行為，減少糧食的揮霍與浪費。而對於中國人的吃肉問題，他大可不必擔心，因為我們可以憑自己的努力既讓中國人吃飽，也讓中國人吃好。 布朗認為，“中國開始失去養活自己的能力”，因此，中國祇能靠大量進口糧食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而作為一個將達到16億人口的大國，布朗認為，即使中國有足夠的外匯買得起大量的糧食，也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群能提供如此之多的糧食。由此，他推斷，中國的糧食短缺將導致世界的糧食短缺，中國的飢餓將影響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其實，飢餓是早已存在的問題，過去和今天，中國並沒有大量進口糧食，但是，長期以來，不僅廣大發展中國家有10多億人在飢餓中掙扎，就是發達國家也有人正在餓肚子。即使明天有人挨餓，那也不是由於中國人吃得多了，吃得好了。認為中國將導致世界的飢餓顯然是荒謬的。 事實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依賴過其他國家來養活自己，雖然我們也有一定的進口，但那僅只是極小數量的補充與調節。這既是正常的，也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 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中國政府解決糧食供需問題的基本方針。新中國建立50年以來，中國的糧食一直是有進也有出。早在建國初期，在國家糧食狀況逐步好轉的情況下，為了換回必需的設備和物資，支持國家基礎工業建設，從1950年開始，中國每年都組織一定數量的糧食出口，3年時間累計出口糧食50.9億公斤。雖然數量不大，但它展示了中國自力更生解決糧食問題的前景，也是對帝國主義封鎖禁運和在糧食問題上對中國污衊的一個有力回擊。 “大躍進”時期，由於農業生產的滑坡，糧食產量下降。但在高指標、浮誇風的推動下，糧食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繼續增加。從1958年起，一連3年超越國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糧食。其中，1958年進出口相抵，淨出口32.5億公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淨出口達47.9億公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當於1957年的2.5倍；1960年仍淨出口10億公斤。這3年出口這樣多的糧食，更加重了國內的糧食困難。因此，1960年底，中央決定，從1961年開始進口糧食，從1961年到1965年共進口糧食278億公斤，年平均54.7億公斤。這同一時期，共出口糧食63億公斤，年平均12.7億公斤，進出口相抵，這個期間共進口糧食210億公斤，年平均淨進口42億公斤。 “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一度把吃進口糧當作“修正主義”進行批判，從此，人們把進口糧食當作一個禁區。當國內糧食收支出現大的缺口時，不考慮增加進口糧食，而把全部負擔壓在農民的身上，引起社會不安定。 “文革”前期基本上沒有進口糧食。 1971至1976年，共進口糧食2572萬噸，同期出口糧食1685萬噸，平均每年淨進口糧食148萬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確定每年進口1000～1500萬噸糧食，使國內有些地方休養生息，有些地方可以貫徹因地制宜的方針，發展經濟作物，以此提高農民的收入。 1980年與1981年兩年各進口糧食1300萬噸左右，1982年達到1531萬噸。 1983年和1984年國內糧食連年豐收，國家糧食收支平衡有餘，庫存增加，國家開始增加糧食出口。總的來說，從1979年至1984年，我國進口糧食7200萬噸，出口糧食965萬噸。年均淨進口糧食1039萬噸。 1989年後連續3年“賣糧難”，國家調整糧食進出口政策，1989～1991年進口量下降到728.5萬噸，1992～1994年又連續3年由糧食淨進口轉為淨出口，年均385萬噸。 1994年出現糧食風波後，為了迅速穩定糧食市場，保證糧食供應，1995年又變為淨進口糧食1972萬噸，創年糧食進口歷史最高水平。 從1979年至1995年，中國糧食進口總量是2.38億噸，平均每年1322.2萬噸；糧食出口總量1.04億噸，平均每年577.7萬噸。 18個年份中，淨進口的年份有13年，淨出口的年份有5年。其中淨進口超過1000萬噸的有7年。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糧食出口量波動的因素只佔世界糧食貿易量的2～9.3%左右，而如果剔除1995年，平均只有3%。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對國際糧食市場的依賴不大。雖然目前中國是淨進口國，但從1978年以來，淨進口糧食佔國內糧食生產的比重呈減少趨勢：1978年至1984年為3.2%，1985年至1990年為1.2%，1991年至1995年為0.4%。以進口數量最多的1995年的淨進口量計算，淨進口占國內糧食年消費總量的比重也僅4.3%左右。此外，中國糧食進口額佔進出口總額的比例也不高，以1990年為例，中國出口糧食貿易額5.4億美元，進口糧食23.2億美元，分別佔當年出口、進口額的0.87%和4.35%，而當年糧食出口量583萬噸，進口量1372萬噸，淨進口789萬噸，是90年代淨進口值次高的年份。即使是歷史上糧食淨進口額最高的1995年，糧食進口額佔進口總額的比重為4.54%，這一比重也並不算高。糧食進口額佔總進口額的比重不高說明，中國適當從國際市場進口一部分糧食，不存在外匯需求不足的問題。 中國的糧食進口也不會影響到國際糧食市場的穩定。從國際糧食市場的情況看，90年代以來，世界糧食貿易大體在2億噸上下徘徊。其中50%是小麥貿易，6～8%是大米，其餘部分是粗糧。同一時期我國糧食進口中，小麥進口占世界小麥進口的10%左右，約占我國糧食進口的80%，玉米為出口品種，出口較多年份曾佔世界玉米出口的10%。世界大米貿易量大多數在1200～1600萬噸之間，我國大米出口最多年份曾達到100萬噸。從總量上計算，中國糧食出口占世界糧食出口的3～5%，糧食進口占世界糧食進口的3～8%，這一比例說明，中國對國際糧食市場的依賴性並不大。 綜上所述，根據糧食出口額佔總進口額比重判斷，中國增加一定數量的糧食進口不會有支付能力不足的問題，而且中國糧食進口占世界進口的比例也不會造成世界糧食供應緊張，相反，中國每年穩定在從國際市場進口一定量的糧食，還有助於調節國際市場糧食供求的區域不平衡，因而有利於糧食市場的安全。 現在的中國沒有影響到世界糧食的安全，將來也不會導致國際糧食市場的波動。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中國糧食生產的潛力，從總的情況來看，只要我們的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下一世紀中國的糧食供需將處於基本平衡的狀態。當然，這並不排斥少量進口糧食以進行適度調劑。大部分研究認為，到2030年中國出現人口峰值時，進口糧食量大約為3000～5000萬噸左右，國際市場依存度在6～8%之間。基本上處於自給狀態，對國際糧食市場的影響並不大。少量的糧食進口並不就說明一個國家失出了養活自己的能力。現代的社會生產最本質的要求，就是分工和交換，市場正是為此而存在的。正如陳錫文先生指出的，美國的進口中也包括不少食品，但不能說美國人沒養活自己。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糧食679噸，但每年也要出口不少豬肉、雞肉等，還有非糧食作物。中國是對日本出口雞肉的第一大國，在日本市場上佔有率是最高的，這也是糧食出口。不是不進口或只出口糧食才叫自己養活自己，總得有進有出，有所調節。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僅為26%，處於世界第113位，沒有人說是哪個國家養活了日本，為什麼中國僅進口國內消費總量的3～8%左右的糧食就被認為是失出了養活自己的能力了呢？這顯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中國長期奉行的方針是糧食基本自給。我們不會把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的希望寄託在國際市場上，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江澤民總書記強調：“12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只能靠自己來解決……這是從保持全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全國性要求出發的，是從保持和加強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獨立自主地位的戰略性要求考慮的。”在當今的世界，糧食問題是一個關係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人民平等生存的問題。現在國際糧食市場操縱在美國等少數國家手裡，成為他們達到某種目的的“戰略武器”。 80年代中期，前蘇聯糧食進口量一度達到5000萬噸，美國突然實行禁運，給前蘇聯一個措手不及。 1973年智利的軍事政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糧食武器的作用。其教訓都足以令我們藉鑑。 美國記者丹·摩根寫了一部旨在揭露國際糧食貿易真相的著作《糧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強大的武器》，他認為，飢餓常常存在於那些常常接受美國糧食援助和大量進口糧食的國家。因此，世界糧食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農業生產不足或爆炸性的人口增長，而在於不是真正造福人類的貿易體制。美國為了達到控制第三世界的目的，它常常以糧食為武器來間接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凡是美國在哪裡有政治、經濟或軍事利益，哪裡就會得到糧食援助。在那些經濟和居民都依賴進口美國產品的國家裡，糧食援助都用作棍子和其他外交工具交替使用。 這意味著，中國也不能靠吃洋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