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大家來參觀，在這裡，我們主要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光輝的一生。 （共分八個部分介紹）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祖父周殿魁（應為周起魁）、叔祖父週亥祥遷居到江蘇淮安後，就合買了這幢坐落在淮安城內駙馬巷的住宅。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周恩來就誕生在這個房間裡，取幼名大鸞，在他不滿周歲時，就被過繼給了病重的小叔父周貽淦為子，五歲時，他入家塾讀書，取學名恩來，字翔宇，先後在淮安的周氏家塾、淮陰的萬氏家塾和陳家花園的家塾中就讀，並曾在表舅龔蔭蓀家中寄讀。
一九一零年春，十二歲的周恩來離家到了瀋陽，先在銀崗書院讀書，後轉入了東關模範學校，一次，在回答老師“讀書為了什麼”的提問時，他答道：“為了中華之崛起。”他在作文《東關模範學校第二週年紀念日感言》中提出：教與學的目的，都是為國家造就人才，使國家富強起來。
在東關模範學校讀書期間，周恩來還多次察看了瀋陽南郊魏家樓的日俄戰爭遺址，聽當地老人訴說當年侵略者血洗這個地方的情景，這給了少年周恩來以強烈的震撼。
一九一三年八月，周恩來考入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開辦的天津南開學校，第二年，他與同學張瑞峰、常策歐發起成立了全校性學生團體——“敬業樂群會”，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並擔任校刊《校風》的編輯、文苑部部長和經理部總經理。周恩來還積極參加南開新劇團的演劇活動。當時，由於社會習俗，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周恩來就在《仇大娘》、《一元錢》等劇中扮演女主角。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天津南開學校。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來東渡日本，尋求救國之道。臨行前，他寫下了著名的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期間，周恩來開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傳播者河上肇主辦的《社會問題研究》雜誌問世後，周恩來是這個雜誌的熱心讀者。
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來離開日本回國，投身到偉大的“五四”運動的浪潮之中。成為天津“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主編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寫文章指導天津的學生運動。發起組織了天津學生進步團體——覺悟社，並出版社刊《覺悟》。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來等領導數千天津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願，抗議反動政府的賣國行徑和對愛國運動的破壞，遭到反動當局的拘捕，在羈押期間，周恩來思考了許多問題，他在後來談到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時說：“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七月，在被捕代表的鬥爭和各界人士的聲援下，反動當局被迫釋放了被捕人員，由周恩來編寫的《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記載了被捕代表在獄中鬥爭和學習的情況。
八月十六日，覺悟社等五個進步團體在北京陶然亭集會，商討愛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和聯合鬥爭的問題，李大釗、周恩來、鄧穎超等參加了這次會議。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上旬，周恩來遠涉重洋，來到馬克思的故鄉——歐洲，求學考察，尋求真理。他先後到過英國的倫敦、法國巴黎、德國柏林。經過反復學習和思考，周恩來終於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共產主義信念。一九二一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從這一天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用行動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它宣傳奔走。”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一九二三年二月又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直到一九二四年回國，一直是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在周恩來起草的章程中，規定申請入團者必須做到“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在此期間，周恩來還領導出版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刊物《少年》（後改名為《赤光》）並在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文章。
在旅歐期間，周恩來就注意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周恩來受黨的委託，與奉孫中山之命在法國籌建國民黨支部的王京岐商談國共合作問題。參加了旅歐國民黨支部的籌建，並曾擔任負責人。
一九二四年夏，周恩來奉調回國，這是巴黎國民黨支部部分成員歡送他回國時的合影。
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來到達國共合作後的廣東政府所在地——廣州，先後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恩來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以其出眾的才華，創造性地開展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在討伐軍閥陳炯明的兩次東征中，周恩來領導下的東征軍政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當時出版的《政治週報》中“東征紀略”一文，記述了在第二次東征中，周恩來擔任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領導東征軍政治部工作的情況。
周恩來與鄧穎超在“五四”運動期間同是覺悟社的成員，在周恩來旅歐期間，通過通信確立了戀愛關係。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他們在廣州結婚，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們經歷了無數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始終生死不渝，患難與共，給後人留下了值得永遠傳頌的佳話。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周恩來奉調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上海區軍委書記等職。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同上海區委負責人羅亦龍，越世炎等一起領導了上海八十萬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寫下了中國革命史上的光輝的一頁。作為這次起義的總指揮，周恩來堅決果斷，細緻周密、從容沉著、指揮若定的領導才能，由此也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推崇。
周恩來始終沒有忘記當年與他一起參加巷戰的老工人，一九五七年，他在上海親切會見了當年參加第三次武裝起義的老同志。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月，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四月，周恩來、趙世炎等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為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在南昌領導發動武裝起義，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周恩來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內，周恩來召集重要會議，宣布前敵委員會成立，他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並在這個辦公室裡制定了起義的方略。
南昌起義是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端，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次偉大壯舉。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五次會議決定，以八月一日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也就是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等先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個主要創建人之一。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的近郊召開，周恩來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會上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運動報告》在這次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長和軍委書記。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來又回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會議的決定，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的信，對紅四軍的工作作了明確的指示，即著名的“九月來信”，這個指示對於統一紅四軍黨內思想，開好“古田會議”起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來在白區堅持了長達四年的地下鬥爭，對保存黨的精華，恢復和發展白區、蘇區的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又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紅軍總政委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他和朱德一起，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成功經驗，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紅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堅決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銷了李德、博古對軍事的領導，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紅軍經過無數的艱難險阻，終於勝利到達了陝北。
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不斷擴大，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為了捉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聯合東北軍一同抗日，周恩來進行了巨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駐西安的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為了逼蔣抗日，對蔣介石發動“兵諫”。在風雲突起，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來到西安，他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經歷了驚心動魄的日日夜夜。
西安事變後，周恩來代表中共同國民黨進行了多次談判。一次在他從延安赴南京途中，當汽車行至延安南邊的勞山時，遭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襲擊，周恩來臨危不懼，指揮戰鬥，在激烈的戰鬥中，參謀長陳有才不幸犧牲。這是勞山遇險時，周恩來隨身帶的一條被匪徒砍了十幾刀的毛毯。這條毛毯是寧都起義後董振堂送給朱德的，西安事變後，周恩來經常頂風冒雨來往於西安、延安之間，朱德就將這條毛毯送給了周恩來。抗戰爆發後，朱德親赴前線，周恩來又把毛毯回贈給朱德。這條毛毯不僅是周恩來大無畏革命精神的標誌，還凝聚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間的深厚情誼。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向盧溝橋的中國駐軍突然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爆發了。
周恩來代表中共同國民黨蔣介石經過多次艱難曲折的談判。在客觀形勢的發展推動下，終於實現了在共同抗日基礎上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九月二十二日，國民黨正式發表了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的宣言》，並承認我黨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根據談判達成的協議，我黨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將南方八省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
為了商談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戰前線後與國民黨軍隊協同作戰等問題，周恩來多次與閻錫山進行談判。並在山西工作近三個月。
一九三七年底，周恩來來到武漢，領導中共中央代表團，後經中共中央同意又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在武漢，周恩來同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國際友人進行了廣泛接觸，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使他們了解我黨的真實情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周恩來來到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領導中共代表團並擔任中共南方局書記。
一九三九年春，周恩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 （這是他與新四軍領導人的合影）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來在延安去中央黨校作報告途中，不幸墜馬摔傷右臂。因在延安治療效果不好，中央安排他到蘇聯就醫。他在蘇聯治療期間，仍堅持為黨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零年二月，周恩來離開蘇聯回國，五月底又回到重慶，繼續主持中共代表團和中共南方局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蔣介石背信棄義，以七倍於我的兵力，突然襲擊我新四軍奉命北移的部隊，製造了震撼中外的皖南事變。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向蔣介石提出嚴重抗議，並為《新華日報》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了事變的真相，聲討了國民黨的罪行。
在重慶期間，周恩來充分發揮中共代表團、《新華日報》等的戰鬥作用，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艱苦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四七年七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參加了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籌備工作，在“七大”上，周恩來專題總結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
“七大”閉幕後，在全國很快形成了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形勢，我八路軍總部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月，連續發出對日本作戰的七道命令，周恩來起草了第一至六號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抗戰，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經過四十三天的談判，十月十日，周恩來、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毛澤東返回延安後，周恩來留在重慶，率領中共代表團繼續進行國共談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周恩來與國民黨代表張群正式簽署了《國共雙方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
當天上午十時，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周恩來等七人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了會議，周恩來在開幕式上致詞。
由於國民黨遷都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從重慶遷到南京，住進了梅園新村三十號。
一九四六年初，破壞停戰協定的國民黨軍隊包圍了李先念領導的中原解放區，第五師六萬人馬的處境十分危險，周恩來到南京當晚就在記者招待會上駁斥了國民黨政府散佈的“中原無戰事”的謊言，並會同美方和國民黨方面組成的軍調部停戰小組於五月八日抵達湖北宣化店李先念部駐地，商定停止衝突的協議。 （介紹涉水過河照）
一九四六年六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周恩來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更加艱苦的談判鬥爭。他曾多次到上海，會見各界人士，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罪行。
由於國民黨破壞政協決議，召開一黨包辦的偽國大，和談的大門被關閉了，周恩來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梅園新村舉行告別性記者招待會，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離開南京返回延安。
周恩來回到延安以後，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領導了全國的人民解放戰爭。
一九四七年三月，蔣介石派兵進攻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轉戰陝北。
在轉戰陝北途中，周恩來仍然密切注視並繼續領導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民主運動的發展，他把國統區的人民民主運動稱為“第二戰場”。
一九四八年四月，周恩來隨中共中央機關來到河北省當時的建屏縣西柏坡村（今屬平山縣）。在此，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參與了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的領導工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自西柏坡遷到北平，周恩來出席了在西苑機場舉行的閱兵式。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舉行談判，由於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軍開始渡江作戰。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周恩來在會上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經過和綱領特點》的報告，這個“綱領”後來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綱領。
為了紀念一百多年來為新中國的誕生而英勇獻身的人民英雄，九月三十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周恩來在奠基儀式上致詞。他手書的紀念碑碑文，也鐫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周恩來從青年時代起就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終於像巨人一樣，開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五十一歲的周恩來被任命為新中國的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周恩來十分重視經濟建設，建國初期就提出了：“我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由於黨中央、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周恩來的統籌規劃，只用了短短三年，我國就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了生產，並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
一九五四年九月，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向全國人民提出在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號召，在一九六四年的三屆人大會上又提出了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任務。
周恩來堅定而卓越地貫徹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為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作出了巨大貢獻。
周恩來對各黨派各階層的愛國民主人士，都以誠相待，他非常尊敬宋慶齡，說：“她和共產黨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在周恩來巧妙細緻的安排下，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夫婦萬里歸來，到達北京。
周恩來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他與各族人民心連心。建國初期，他為少數民族訪問團的題詞，是他忠實履行黨的民族政策，促進民族大團結的指針。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主持我國的外交工作，他廣泛的外交活動和卓越的才能，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到瑞士參加日內瓦會議。這是周恩來第一次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政壇，他端莊的舉止，傑出的才能和高超的外交藝術，為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談判打開僵局，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
在此期間，周恩來還訪問了印度、緬甸，由我國政府首先提出由中印、中緬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如今已成為國際關係中廣泛推崇的準則。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國民黨政府炸毀了中國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倖免於難的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前往，在短短七天會議中，周恩來的英姿風采、遠見卓識和以理服人的作風，給各國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來先後二次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了亞歐十一國和亞非歐十四國。進一步加強了我國與各國人民的聯繫，增進了與各國人民的友誼。
一九七二年二月，周恩來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發表了著名的“上海公報”，奠定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使整個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凝聚著周恩來無數心血和智慧。一九七二年九月，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聯合聲明上簽字，結束了中日兩國之間不正常狀態，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的新篇章。
周恩來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在他的關懷下，李四光、錢學森等五百多位專家學者，放棄在國外的優厚待遇，毅然投入貧窮的祖國母親的懷抱。
周恩來十分重視教育、體育、衛生事業的發展，他非常關心祖國新一代的成長；關心，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鼓勵運動員賽出風格，為國爭光。他還親自修改我國第一個中西醫結合規劃。
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的周恩來一直關心著人民軍隊的建設，多次到陸、海、空三軍視察。為了迅速發展我國的國防尖端科技，周恩來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周恩來無比激動地宣布了這一喜訊。
“十年動亂”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周恩來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然而，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維護國家工作的正常進行，殫思竭慮，忘我工作。
為了保護大批黨內外幹部，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這是他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親自開列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
周恩來幾十年如一日，忘我地不知疲倦的工作，送走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周恩來勤奮工作的照片，使我們想起了中南海總理辦公室那通夜不滅的燈光。
這是文革中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在周總理辦公室門上貼的一張大字報，既是周恩來嘔心瀝血為黨工作的見證，也凝聚著工作人員對他的無限深情。
粉碎林彪反動集團以後，周恩來為糾正“文革”中的錯誤，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批判極“左”，千方百計解放大批幹部，努力使國家機器恢復正常運轉。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他在陳毅追悼會上致悼詞。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他帶病從醫院趕來，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
為了鄧小平的安全和重新出來工作，周恩來因病住進了醫院，經他提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五年，他在醫院與鄧小平一起會見來訪的金日成，因腳部嚴重浮腫，不能穿皮鞋，請人特地趕製了一雙布鞋。
這張造型奇特的小桌，記載著一段令人難忘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經常不分白天黑夜的連續工作，為了批閱文件方便，開始他用一塊三合板墊著，由於長時間工作，累得手都顫了，有時筆掉在床上就睡著了，為了“改善”他的工作條件，鄧穎超親自設計了這個斜面小桌。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來不顧病情惡化和醫務人員勸阻，在醫院會見了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他最後一次接見外賓。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抱病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再次重申在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任務。這是他給全國人民留下的政治遺囑。
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連心。周恩來是中國人民忠實的兒子，他高尚的道德風範，甘為人民公僕的無私奉獻精神，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敬仰。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胸懷坦蕩，無私無畏，堪稱全黨、全國人民的楷模。周恩來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一九五八年他帶領國務院機關人員到十三陵水庫參加義務勞動，親自打著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
他平易近人，廣泛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在煤礦，他下礦井與工人們在一起，在農家，他與大娘親切交談。一九六六年，邢台發生強烈地震，他冒著餘震的危險，立即趕赴現場，來到災區人民中間，親自指揮抗震救災。
周恩來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在處理淮安故居的問題上，他多次指示不要讓人參觀，不要修復，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零年他兩次接見淮安的負責同誌時，一再交待：“要把我住過的房子拆掉。”
早在一九五三年，周恩來就指示將他在淮安的祖墳平掉。一九六五年他派侄兒週爾萃專程來淮安處理這件事。過後又寄來七十元錢，作為平墳工資和損失青苗的賠償費。在一九五八年，他還專門派人去重慶，把抗戰時期葬在那裡的生父及鄧穎超的母親的墳平掉。
周恩來十分注重感情，但他對親屬的關心，只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盡其所能，決不動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他對親屬、晚輩的要求很嚴，決不允許有任何特殊。他侄兒週爾輝原在北京一所大學當教員，組織上為解決夫妻分居兩地的問題，將他在淮安工作的愛人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後，動員他們夫婦一起回到了淮安老家工作。
周恩來鼓勵侄女周秉建到內蒙古大草原去做牧民，還讓侄兒周榮慶到河南當了農民。
一九六一年春節前，淮安縣委託人帶了點土特產——淮安茶馓給周恩來和鄧穎超。不久，他就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還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關於不准請客送禮的通知。
週總理始終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他生活十分儉樸，這是他曾用過的一條浴巾，上面的補丁是鄧穎超親手縫上的。
看到這些週總理生前用過的物品和穿過的衣服，我們彷彿又看到他當年的音容笑貌和他平凡而偉大的身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這是一個令人痛心而又難忘的日子。周恩來因病醫治無效，於上午九時五十七分，與我們永別了。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低聲吟唱著《國際歌》，並對身邊的醫生說：“我這裡沒事了，你們去照顧其他同志吧。”這就是我們的好總理，在他臨終時想到的還是別人，而心中唯獨沒有他自己。
周恩來的遺體安放在鮮花叢中，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群眾懷著沉痛的心情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
鄧小平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致悼詞。
載著周恩來遺體的靈車緩緩駛向八寶山，首都百萬人民，冒著料峭的春寒，自發來到大街上，淚灑十里長街悲送人民的好總理。
山河嗚咽，天地同悲，全國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傳到淮安，人們紛紛來到他的故居，舉行悼念活動，深切表達家鄉人民的思念之情。
周恩來的逝世引起了國內外巨大反響。國內外報刊紛紛發表訃告和悼念文章，聯合國降半旗致哀；正在開會的聯全國安理會的代表全體起立默哀；世界各地紛紛發來唁電並以各種形式悼念周恩來。
“四人幫”倒行逆施，千方百計地破壞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民心不可違，民意豈能擋？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人們湧向天安門廣場，用花圈和詩詞表達對周恩來的懷念，聲討“四人幫”的罪行。
周恩來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偉大精神和高尚情操，贏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和尊重。這是日本為紀念周恩來建的詩碑。朝鮮人民在周恩來訪問過的地方建了銅像。法國在周恩來旅法時住過的地方立了銅牌。
周恩來逝世以後，根據他的遺囑，將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國大地上。但是，骨灰撒在祖國大地，豐碑樹在人民心中。他的光輝形象，如巍峨的高山，如參天的勁松，永遠屹立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光照日月，他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人民的幸福所立下的豐功偉績，將萬古長存。
周恩來，永遠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