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七章拉拉扯扯，張國燾請彭德懷、楊尚昆吃飯

張國燾參加兩河口會議之後，在懋功地區小住幾日，上上下下了解一些情況以後，返回茂縣四方面軍總部。途經理縣下東門，見到徐向前。 徐向前關心地問起兩河口會議的情況，張國燾懶洋洋地不願多談，顯得頗為疲憊的樣子。只是簡單地說： “中央紅軍一路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時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非常關心目前的戰略方針，問道： “下一步，部隊向哪個方向打？” “中央的意見，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再圖發展。依我之見，還是先取川西南為好。否則，糧食、給養都成問題。” 徐向前說： “北打有北打的困難，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難。平武那邊，地形不利，硬攻不是辦法；松潘地區不利大部隊展開，我和昌浩商量，準備扣住黑水，分路迂迴突擊，或許能夠取勝。南下固然能解決目前供應上的困難，但一則兵力有限，二要翻過雪山，且不是長久立腳之地，萬一拿不下來，北出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

張國燾聽了徐向前的意見，沉思良久，最後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堅持南取邛崍山脈地區的方針，他對徐向前說： “你將我的這個意見草擬一份給中央。明天你親到懋功，當面向中央陳述。” 徐向前按張國燾的意見辦了。誰知翌日因李家鈺部猛撲四方面軍威州前沿陣地，戰局緊張，徐向前要指揮部隊作戰，無法脫身，結果沒有去成。 張國燾回到茂縣，反复琢磨兩河口會議上中央政治局要員們的意見，特別是毛澤東的講話，深感個人如果一再堅持南進的方針，恐不被中央所接受。特別是在下東門聽了徐向前一番分析北進與南進的利弊之後，認為當前北進較之南進為好。到底向北還是向南，真頗費推敲，弄得他心神不定。想來想去他握起電話無可奈何地給徐向前說：

“向前，還是仍按中央的決定，攻打松潘。你不去懋功了。” 兩河口會議之後，張國燾對中央的北進方針小有反復後，還是勉強接受了。 兩軍會師以來，中央的一些同志在與張國燾的接觸中，明顯地感到張國燾在今後的戰略方針上不與中央保持一致，還對中央生出些意見來，兩軍的指戰員之間，甚至產生一些不利於團結的言論。為了加強團結，改善關係，中央決定派出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羅邁、劉伯承、周興、金維映等人組成的中央慰問團，抵達四方面軍總部駐地雜穀腦，慰問四方面軍，以示關懷。 且說在1933年8月就遭到張國燾監禁的四方面軍將領曾中生，聽到中央慰問團來到雜穀腦的消息，激動萬分。當晚，推開桌上一疊正在寫作的《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稿子，在一盞昏暗的馬燈下，顫抖著手，立刻給中央寫信，他在信中述說著自己的經歷與對黨的一片赤誠。

曾中生原名曾鐘聖，1900年生於湖南資興，1922年畢業於郴州第七聯合中學，一度到軍閥沈鴻英部隊當參謀。 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經過半年嚴格的入伍生訓練後轉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隊學習。在校期間，積極參加周恩來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活動。 1926年黃埔軍校畢業，投入北伐戰爭，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部前敵指揮部政治部任組織科長，參與建立政治機關，發展中共組織。北伐中進駐武漢後，曾中生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筆，以極大的熱忱在報上發表宣傳北伐勝利、報導工農運動的文章。 1927年9月，他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參加了次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 1928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 1930年4月，黨派他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積極整頓南京黨組織，制定在敵人統治中心進行鬥爭的策略和方針。同年10月，調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建立中共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曾中生任書記兼軍委主席。

1930年12月，國民黨軍隊從西、南、北三面向鄂豫皖根據地發動進攻，曾中生領導紅軍英勇抗擊，組織軍民與敵人周旋。此時，由蔡申熙、陳奇率領的紅十五軍從鄂東南經皖西、豫南轉到黃麻地區。全軍千餘支槍，平均每支槍僅三發子彈，戰士們大部分沒有禦冬的棉衣，又匱乏糧食，很多時候填不飽肚子，條件險惡。圍繞十五軍的行動方針，地方和軍隊之間又發生分歧。地方同志主張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游擊；軍隊同志則主張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另謀發展。曾中生主張趕快整頓部隊，集中兵力突破敵人包圍，與紅一軍會合。紅十五軍根據曾中生意見，整頓三日，統一了認識。曾中生又兩次與十五軍領導研究突圍方案，並佈置地方黨組織和群眾配合部隊行動。 1932年1月初，紅十五軍東襲麻城福田河成功，消滅數百敵人，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和軍用物資，勝利轉到了外線。

紅十五軍與紅一軍會師，合編為紅四軍。曾中生任政委。他與紅四軍領導一起，及時總結反“圍剿”鬥爭經驗，正確分析形勢，決定紅軍轉入反攻，以主力突擊根據地周圍敵人弱點，打殲滅戰，擴大根據地；以部分紅軍結合地方武裝掃除根據地內敵人孤立的據點。在此作戰方針指導下，紅四軍主力首次有組織地“圍點打援”，圍攻磨角樓；首次採用“坑道作業”，爆破攻城，攻克新集城；又以“飄忽戰略”出擊平漢線，襲佔李家寨、柳林河站，爾後選擇冒進之敵，大膽迂迴包圍穿插猛進，在雙橋鎮取得首次殲敵一個整師，活捉敵師長岳維峻的巨大勝利。 雙橋鎮勝利後，曾中生主持召開了鄂豫皖臨時特委擴大會議，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軍委，曾中生任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會議總結了各方面鬥爭的經驗，制定了新的鬥爭方針。為培養紅軍幹部和地方武裝幹部，緊接著紅四軍又成立工農紅軍人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長。 1932年春夏之交，曾中生等紅四軍領導人領導鄂豫皖軍民又取得第二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根據地得以進一步鞏固和擴展，人口達200多萬，紅軍發展到近2萬人。

張國燾自派到鄂豫皖後，以王明路線的欽差大臣自居，下車伊始，對反對張國燾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曾中生排擠打擊。曾中生雖身受其害，仍和軍長徐向前一起，通力合作，從實際出發，率部南下作戰，1個月內連克英山、浠水、羅田、廣濟四城，殲敵七個多團，有效地牽制了敵人，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張國燾不放鬆對功勳卓著的曾中生的迫害，接著降曾中生任獨立一師師長。此期，曾中生身患肺病，病痛與政治打擊雙雙折磨著他，但他並不因此而頹喪，以病弱之軀，整訓部隊，使獨立一師在四次反“圍剿”中起到主力軍的作用。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被迫向西轉移，隨軍西行的曾中生，在陝南城固小河口師以上乾部會議上，他和曠繼勳、餘篤山一起，義正詞嚴地批評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錯誤和軍閥式的領導作風，又一次冒犯了張國燾，又為自己種下了一顆“受罪”的種子。

善於玩弄兩面派手法的張國燾，此時並未馬上報復和收拾曾中生，表面裝著“歡迎”曾中生等人提出的意見，實際是在窺測時機，準備報復，到時一起算帳。 1933年川陝革命根據地建立後，曾中生仍被張國燾“重用”，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他感到部隊發展得快，新戰士的大量擁入，為指導部隊開展軍事訓練，提高幹部的指揮組織能力，於是便致力於軍事理論的研究，認真總結紅四方面軍的作戰經驗，研究紅軍的戰略戰術，寫出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的要訣》等軍事著作。 曾中生何曾想到（應該說在意料之中），就在他對黨對紅軍一片赤膽忠心，孜孜不倦地正在寫作《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的時候，張國燾下了毒手，突然將他逮捕，罪名是“托陳取消派”、“右派首領”，並施以嚴刑拷打，長期關押。

曾中生就這樣被人看管著“帶罪”上了征途。他的冤屈向誰申訴？沉冤何時昭雪？張國燾一手遮天，曾中生向何人告狀？當一、四方面軍在懋動會師的時候，他聽到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悄悄地流下了高興而難過的眼淚，當即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訴說他的悲慘遭遇，並告之張國燾的種種錯誤，希望中央明鏡高懸，認真查處他的“問題”，明辨是非，洗雪他的“罪愆”。但曾中生這封用血和淚寫成的信，一經落到張國燾手裡，不但被扣了下來，反而又成了他新的“罪行”，又種下了一顆被進一步陷害的罪惡的種子。 信發出後，曾中生在那間又窄又暗的牢房裡，成天倚窗而望，希望中央派人來接他出去，進一步清理他的案子。但每天得到的總是失望與悲嘆！他哪裡知道，他的那封湧動著字字血、聲聲淚的書信，早已在張國燾那裡灰飛煙滅了。

現在，又聽說中央派慰問團到四方面軍總部來啦，曾中生在獄中是怎樣的狂喜，於是不得不趕快推開嘔心瀝血之寫作，迅速給中央寫信，並要求見中央慰問團的領導一面。 曾中生又一次給中央的信，同樣被張國燾扣下，同樣遭到灰飛煙滅的命運。張國燾並囑咐黃超等人說，中央慰問團的人來了，要特別注意看管好曾中生，不讓與中央派來的人有一丁點接觸。 張國燾為了表示擁護中央，歡迎中央慰問團的到來，他指示四方面軍總部歡迎的場面要十分熱鬧。於是王稼祥、李富春等在一陣口號聲、歡呼聲中，喜笑顏開地步入歡迎會場。 台上台下自然十分親熱，場面頗為熱烈。 中央慰問團的同志，除向四方面軍指戰員表示真誠的親切慰問外，還傳達了兩河口會議精神，解釋會師後的一、四方面軍為什麼要執行北上的戰略方針的道理。

連續不斷的握手、問好、歡呼、講話之後，熱鬧的場面歸於冷靜，張國燾在歡迎會結束後同李富春說： “兩軍會合，攤子大了，為便於統一指揮，總司令部須充實、改組，必須加強總司令部。” 不等李富春回答，張國燾接著又成竹在胸地說：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依我之見，朱德仍為總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為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當總參謀長。這樣便集中了兩軍中的主要軍事人才，有利於今後合作。” 李富春一聽，張國燾這話中有話。他琢磨著，從會師之日起，張國燾一直鬧“統一指揮的問題沒有解決”，他通過發電報，以及找中央的人反映，或由四方面軍的頭面人物建議等方式，欲將自己捧上紅軍的最高領導崗位。李富春記起了有這樣一件事，是朱德告訴他的：陳昌浩曾致電朱德說，“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請燾任軍委主席，朱任總前敵指揮，週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 中央慰問團臨行前，毛澤東也曾對李富春講過一段話：張國燾是愛爭權的，要注意。中央已經作了研究，為了團結張國燾，團結廣大的四方面軍，也為了今後兩軍的更好合作，同時考慮到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的影響，洛甫提出主動讓出總書記一職，但毛澤東慮及張國燾是不喜歡沒有軍權的黨內第一把交椅這個角色的，朱德說那麼就讓張國燾當軍委主席吧，把自己的職務交給他。毛澤東不同意，說軍委主席不能讓他當。周恩來則表示願意讓出總政委，毛澤東說可以考慮，張國燾可能願任此職，但須慎重研究，下一步開會再定。中央慰問團到了雜穀腦，如果張國燾提出解決組織問題，就說中央已經有新考慮，不要讓他失望。 李富春記起毛澤東的交代。果然歡迎會後張國燾便迫不及待地提起這個極為關心的問題。他推薦這個那個出來的後面隱藏著他的一個龐大的影子。他和陳昌浩向中央相互薦舉，實際是在演一折蹩腳的雙簧。 李富春平靜地對張國燾說： “國燾同志，你所關心的統一指揮問題，據我所知，中央正在考慮，相信不日即可解決。” 張國燾聽李富春這麼一說，稍稍感到放心。 兩河口會議，張國燾勉強接受北上的方針以後，總參謀長劉伯承受軍委委託，擬定了“松潘戰役計劃”。 “計劃”指出：我一、四方面軍根據目前的戰略方針，以運動戰消滅敵人的手段，北取甘南為根據地，以達赤化川陝甘之目的。首先進行的戰役，就是要迅速、機動、堅決地消滅松潘地區的胡敵，並控制松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戰和發展。為此，將一、四方面軍分為左、中、右三路軍和岷江支隊、懋功支隊。 岷江支隊的主要任務是在岷江衣岸箝制和吸引胡宗南部，並隔阻許紹宗部隊從片口向鎮江關前進，以便我兩岸主力順利的進到松潘及其東北地帶，以突擊胡敵之背。懋功支隊的主要任務是掩護紅軍北進作戰及其後方，並隱蔽紅軍企圖，在夾金山、巴郎山、懋功、祟化地區活動。 左、中、右三路大軍由岷江兩岸進攻松燔，尤以左路及中路為中心。左路軍由16個團組成，司令員林彪、副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聶榮臻、楊尚昆。該軍第一步應於7月中旬集中箭步塘。中路軍由10個團組成，徐向前任司令員兼政委。第一步應於7月10日前集中於上壤口。左、中兩路軍的主要任務是從松潘以北之兩路口、黃勝關迂迴攻擊松潘地區之敵，並堅決消滅之，先機切斷平武、南坪東援之敵的來路，從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軍由11個團組成，陳昌浩任司令員兼政委，其中8個團經蘆花、毛兒蓋向松潘前進，3個團經松坪溝、紅土坡、小娃溝向松潘前進。左、中路軍的向北迂迴和右路軍的由南進攻，將對胡敵形成夾擊之勢。如胡敵堅守城堡，不利攻擊，紅軍則監視該敵，嚴防截擊，並縮短行軍里程，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戰。為了達到戰役目的，“計劃”還要求尚在岷江東岸的屬於左、中、右三路軍的部隊務必在7月3日以前，渡過岷江並按期趕到第一步集中點。 另外，“計劃”還規定後方地區以理番、卓克基、阿壩為中心，目前暫以卓克基為總後方，雜穀腦為臨時後方，留養不能行動之傷病員。凡笨重不急用的器械、資材應留後方，體弱的女同志留在後方工作。並要求留在這一地區的警各部隊，應採取游擊戰爭方式，掩護後方並擴大自己，並加強少數民族工作，將這一地區造成蘇區。 左路軍在林彪、彭德懷率領下，由懋功地區出發，經卓克基、馬塘、馬河壩等地，到達黑水（蘆花）。左路軍中的三軍團，進到黑水寺時，彭德懷接到軍委命令，要他率三軍團一部沿黑水河右岸東進，迎接徐向前率領的部隊渡黑水河。 彭德懷得悉徐向前部正向黑水河邊的維谷開進，當即親率一個團來接應。這時維谷渡口的索橋已遭敵人破壞，兩軍只能隔河相望。這一帶水流湍急，灘多浪湧，水聲很大，隔河兩岸說話根本聽不清楚。徐向前見對岸有個身材粗壯、頭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計是彭德懷，於是迅速抬手致意。對方也頻頻揮手。徐向前趕快掏出筆記本，撕下一頁，蹲在岸邊一棵樹下寫上：“彭軍團長，我是徐向前，感謝你們前來迎接。”然後將紙頁捆在石頭上，扔過河去。彭德懷拾起對岸扔過來的石頭，十分高興，於是兩岸的人立即相互喊話，招手致意。 第二天清晨，徐向前急匆匆喜切切從維谷趕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條繩索，坐在吊橋的竹筐里用力滑過去，與彭德懷相會。兩位將領在沙場上縱橫馳騁，神交已久，但從未晤面，在中國西部邊陲的黑河邊，這時才第一次相會。當然有說不出的高興，雙方都留下很好的印象。 徐向前與彭德懷見面後，當即商量架橋事宜，讓兩支部隊盡快會合。徐向前剛與彭德懷分手，黃超又匆匆趕來，他的特務員走在後面，手提幾斤牛肉乾和一袋大米，還有二、三百塊銀洋。黃超一見彭德懷就親熱地說： “彭軍團長，張主席聽說前線給養艱難，派我特來慰勞。” 彭德懷心想，這是乾嗎？張國燾還挺關心人哩！於是笑著說： “張主席也真想得周到。” 黃超進而說： “張主席很知道你，很賞識你，說你能打仗。” 彭德懷不以為然地說： “我主要是膽子大，不怕死。” 黃超接著馬上問道： “聽說會理會議毛主席冒火啦。” 彭德懷心裡暗暗一驚，揣度著黃超怎麼知道會理會議？是誰告訴他的？他看了一眼黃超說： “你問這個乾嗎？” 黃超尷尬地回答道： “隨便聊聊，沒有什麼，只不過聽說你在會理會上挨了批評，替你抱屈。” 彭德懷一笑： “啊！承你關心，謝謝你的一番好意。其實也沒什麼，主要是那時仗沒打好，大家非常疲勞，有點情緒。” 黃超進一步問道： “聽說毛主席批評林軍團長更厲害，洛甫總書記也被點了名？” 彭德懷更納悶了。心想這些一定是兩軍會師後，張國燾向一方面軍的人千方百計地打聽到的，他特別留心黨內的這些紛爭幹啥？現在又進一步派黃超前來打探。張國燾既然關心這些事，乾脆趁機說個清楚，不讓有些事以訛傳訛，不利團結。於是他在屋子裡踱了一會，思忖了一會對黃超說： “會理會議，毛主席的批評有點過火。林彪是應該批評的，那時提出改換領導不對嘛！其實，林彪給中央寫信，建議我當前敵指揮，當時我並不知道。我並無反對他的意見。林彪也無把他拉下馬的意思，是要他同朱德、周恩來一起主持軍中大計方針，前線指揮要我們這些干將去作。” 黃超不滿地說： “毛主席的疑心也太重，生怕別人又來奪他的權。” 彭德懷連忙解釋說： “可不能那麼說，那時大家的心情都有些不好，有些煩悶，毛主席也著急啊.生怕黨內又出現分裂，鬧不團結。毛主席雖然批評得重了一點，這叫矯枉過正嘛。” 黃超替彭德懷抱不平： “你應該在會上聲明一下。” 彭德懷搖搖頭說： “說它做什麼？有什麼了不起，讓歷史來證明我彭德懷的為人，事久自然明嘛。” 黃超又對彭德懷說： “現在兩軍會師了，應該在川康一帶好好休整，西征以來，大家都很疲乏，但中央堅持北進，北進的阻力大哇。” 彭德懷回答說： “對此，中央作了慎重考慮，北進才有出路，川康一帶，不宜部隊生存，又無迴旋餘地，只能解決暫時的問題。” 黃超接過彭德懷的話說： “說實在的，北進，我們也沒意見，我們並不反對北進，但現在時機還不成熟。三國時，孔明不是說過，欲北伐必先南征嘛。” “那是諸葛孔明為了鞏固蜀國後方的計劃，我們並無南下川康建立根據地的意圖，因此，南征沒有必要。” “大軍北上，會遇到馬家騎兵，我們沒有和騎兵作戰的經驗，難以製勝。” “現在說起這些，還為時尚早，到時可能就有辦法了，不必害怕。” 黃超想說想問的，彭德懷都一一給予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滿意。 最後黃超神秘兮兮地對彭德懷說： “老彭，張主席說，你的部隊從江西出來，打得很苦，損失很重，準備給你3個師，聽你指揮。” 彭德懷一聽張國燾以個人名義撥給他3個師的部隊，由他指揮，他警惕了。心想，紅軍又不是哪個人的軍隊，可以不經研究，憑個人的意願隨便調動。只有軍閥才是這樣。張國燾把我老彭看成什麼人啦，把我當軍閥！我老彭要當軍閥，就不當紅軍啦！於是嘿嘿笑了一陣，大聲對黃超說： “啊！張主席真瞧得起我彭德懷呀，我可沒有本事，指揮那麼多部隊，現在的幾個團，都指揮不好呀。” 彭德懷為了表示感謝張國燾對他的“關懷”，當天下午，留張國燾的“特使”黃超在三軍團司令部晚餐，還特意叫炊事員多加了兩個菜。 晚上，彭德懷的心情有些不平靜，加上喝了兩盅燒酒，更是思緒難平。想到兩軍會師前，都極盼會師，力量大了，好開展新的鬥爭。但一旦會師，又為了戰略方針，意見不一，矛盾紛爭，時有所聞。今天張國燾派黃超來，又是送禮，又是撥兵，又是打探，情況復雜呀。兩軍會師後，他已經聽到下面講的一些不利於團結的話，比如因一方面軍的帽子小於四方面軍的，四方面軍有的戰士就譏諷說一方面軍是“小腦袋”呀，說一方面軍打了敗仗呀；而一方面軍有的戰士則認為，既然四方面軍說我們是“小腦袋”，那麼四方面軍則是“大腦袋”呀，說四方面軍瞧不起中央呀，瞧不起一方面軍呀，甚至還有說四方面軍是軍閥部隊呀等等。說四方面軍瞧不起中央和一方面軍，多是從張國燾那裡流露出來的，因為他已經聽到一些張國燾不滿意中央的話，不同意中央關於北上川陝甘的戰略方針的言論。今天黃超來意非善，特別是問起會理會議，更覺得這裡面大有文章。張國燾這麼“器重”我老彭，要撥三個師給我，哎！居心叵測呀！黃超送點吃的東西來，倒沒什麼，送二、三百銀洋來，是什麼意思？是想收買我老彭不成！看來，還得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頭腦，謹防上當！他深深感到，目前軍內的情況相當複雜，他不安起來，這一夜竟沒睡好。 三軍團屯駐黑水的第二天，張國燾在鎮子裡見到楊尚昆，高興地說： “喲！'表弟'，你現在投筆從戎了啊——哈哈！” 張國燾戲稱楊尚昆為“表弟”，這裡有一段簡單的故事。 楊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就認識了張國燾。張國燾那時是中共中央駐第三國際的代表。 1931年，他倆先後回國，楊尚昆在上海臨時中央任宣傳部長，張國燾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他們以表哥表弟關係作掩護相往來，過從甚密，因此感情也不錯。故張國燾心目中的“表弟”，還是四年前的印象——一個握筆桿作宣傳工作的文化人。 楊尚昆莞爾一笑： “'表哥'你混得不錯嘛，拿起槍桿子，成了一路'諸侯'了啊。”說完打起一串哈哈。 張國燾拍了拍楊尚昆的肩胛： “老弟，我請你吃飯，走，到我那裡去坐坐。” 楊尚昆歡喜地說： “好！老兄有請，我也就不客氣了，到府上拜望拜望。” 楊尚昆與張國燾並肩而行，來到黑水鎮頭的一個大院，楊尚昆瞧了瞧院房寬大的門楣，對張國燾說： “你老兄住的這間房子好大，想必是個大財主的，比在上海那陣住的亭子間闊氣多啦。” “上海灘十里洋場，有錢也不敢住大房子，何況那時囊中羞澀，只好擠亭子間。” 幾年不見面了，黃浦江畔一別，東奔西走，走南闖北，各自為自己的理想在不同的地方作明的或暗的抗爭，今天竟在中國西南的小鎮晤面，老朋友自然高興。由於張國燾的條件好，當然要請“表弟”吃飯了。 他們就這樣隨便地敘談著，戎馬倥傯，不期而遇，話自然很多。但無非是別後各自的行止，時事的滄桑，歲月的憂患，還有他們所經歷過的或聽到過的許多稀奇古怪的軼聞趣事，但更多的卻是患難相逢中的友情。 一會兒，特務員端來飯菜，楊尚昆一見，直嚥口水，因為好久以來，都沒見過這麼豐盛的菜餚。其實，也沒有什麼，無非是炒牛羊肉，炒青菜，豬肉湯，稀飯饃饃。但七、八個月來，楊尚昆哪裡見過這些東西？成天與粗食為伍，腸子早已鏽跡斑斑。苦的時候，有幾棵野菜一口炒麵，就算不錯啦。但眼下張國燾的生活，過得真不錯哩，難怪養得一肥二胖，不像一個生逢亂世的紅軍將領，倒像一個財主。不像一方面軍的領導人，一個個飽經滄桑，面黃肌瘦。 進餐的時候，楊尚昆嚼著白麵饃饃歡喜地說： “在莫斯科，我們中大的學生只能吃黑麵包幹，你這個中央代表，可能吃的是這種白麵饃饃。” 張國燾笑了笑： “蘇聯經濟恢復時期，他們的生活也苦，你講的那種黑麵包幹倒沒吃過。” 席間，張國燾向這個老朋友、小老弟問起一方面軍的情況，楊尚昆將所知道的有保留地告訴了張國燾。因為楊尚昆對張國燾畢竟有一些了解，彭德懷昨天又對楊尚昆講了黃超來亦贈送東西的事，以致楊尚昆不免多了一份戒心。 張國燾從楊尚昆這裡得不到什麼更多新的消息，也就沒有再問什麼，只顧熱情地招呼楊尚昆多吃點東西。既然見到了多久不見的老熟人，楊尚昆也非常高興，禮貌地應付了一下張國燾的盛情。 張國燾在兩軍會師以後，一有機會，就廣交一方面軍中的“朋友”，特別是對一方面軍的主力——一、三軍團的首領，更是青睞，優禮有加。又是送東西，又是請吃飯，熱情備至。 張國燾聽楊尚昆說洛甫住在離黑水不遠的一個小村，他送走楊尚昆後，決定到洛甫那兒去，因為他有好些問題思想不通，想與中央的總負責人交換意見，看能否說通洛甫，改變中央北上的方針。 張國燾邁進洛甫的小屋便開門見山地說： “洛甫兄，我今天是來請教一些問題，望不吝賜教。” 洛甫放下手中正在閱覽的軍事詳報，笑盈盈地招呼張國燾坐下，並說： “國燾同志，不必客氣，有事我們好好商量，互相切磋。” 張國燾坐下後說： “那天，我們在撫邊談到，凱豐寫的文章批評我，不應該背著中央成立西北聯邦政府。其實，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否正確，倒值得考慮。根據四方面軍的經驗，蘇維埃和分配土地的口號並沒能發動廣大群眾，倒是紅軍軍事力量的壯大和廢除苛捐雜稅等口號，卻能轟動一時。難道說蘇維埃政策就一定正確？而西北聯邦政府就是一定不正確？” 不等洛甫回答，張國燾接著又說： “蘇維埃和紅軍之所以遭受挫折，為何不從政治上去尋求原因！我看這是由於我們把政治觀念僵化了。軍事觀念也隨之僵化。我們死守著一個公式，認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無可非議，不可懷疑。於是，大家堅持北進，退到岷江以西，目標是到毛兒蓋那裡去集結，下一步又該怎麼辦？為什麼不能在川北和茂縣地區打擊川軍，向川康一帶發展呢？” 洛甫搖搖頭，溫和地苦笑了一下。心想，張國燾想的與中央的方針總是格格不入，大相徑庭，甚至懷疑起中央的政治路線來了。對於政治路線這個問題，洛甫認為比較複雜，一時也難以講清楚。有些問題，目前他也還沒有弄通。但他有一個基本的觀念，就是中央必須保持一致。如果否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大家就會無所適從。況且遵義會議以來，雖然部隊仍不免有一些損失，一路減員，但終於度過了一道道難關，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天險，擊敗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圍追堵截，畢竟按預定的計劃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些，不能不說是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是他接替博古的工作之後，是他一人的成績，相反洛甫認為是中央政治局的諸同志風雨同舟、和衷共濟出謀劃策的結果。毛澤東與周恩來出的力尤大。一想起這些，他非常反感張國燾所提的所謂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的說法。他沉住氣平心靜氣地對張國燾說：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主要考慮的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崇毛澤東主持其事。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張國燾本來對遵義會議就有些反感，他認為這個會議是否合法？還值得考慮。當他聽到洛甫提起這次會議，便立即攻擊說： “參加這次會議的人，除周恩來與陳雲兩人是六大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員都是六屆一中全會以後增選的，包括你洛甫兄在內。” 洛甫謙和地點點頭。 張國燾繼續說： “既然是如此，六大選出來的政治局委員項英同我都沒參加，這樣的會議有效嗎？” 洛甫當即解釋道： “戰爭環境，形勢緊急，不可能都通知來，多數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到了，會議應該有效。雖然朱德等同志是六屆一中全會以後增選的，那是在黨的高級會議上增選的，不是個人指定的，應該說是合法的。” 張國燾進而詭辯說： “這不是中央全會，可以增選政治局常委嗎？” 顯而易見，張國燾指的是毛澤東。 洛甫回答說： “遵義會議，既然是政治局會議，就可增選毛澤東進常委。因為毛澤東打仗有辦法，毛澤東能應付當時極為困難的局面。遵義會議上，還增補王稼祥為政治局委員，取消了候補兩個字。如果照國燾兄的說法，那次會議，增補王稼祥為政治局委員也不合法了。” 張國燾似通非通地瞧了瞧洛甫，搖搖頭說： “好了，我們不談這個。你說遵義會議後中央沒有不同的意見，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其實，據我所知，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並沒解決。目前，中央只注意軍事行動，閉口不談政治問題，這也不是個辦法。應該說，這是極為憂慮的事。如果政治路線不解決好，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將遭到慘敗，不易翻身。搞不好還會引起一、四方面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情況，擺脫既定的公式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不算太晚。 “一方面軍之所以弄到這個下場，目前我們大家的處境都有些不妙，為什麼不從政治上去尋求解救的藥方呢？難道政治方面，就沒有增強我們力量的步驟了嗎？1932年，我們到川北的時候，覺得我們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們補救的辦法不是絕對避戰，而是提出入川綱領和其他政治辦法。不久以前，我們又提出爭取建立川康新根據地的口號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的主張，這有什麼可指斥的呢？” 張國燾越說越來勁，看來，這席話是早有所準備的，有“感”而發，是他思考很久鬱結於胸的一些重大問題，就是沒有找到適當的機會宣洩。他認為在中共中央的要人中，洛甫對人平和、寬厚，又有理論水平，也善於傾聽別人意見，張國燾相信他改變中共政策的主張，“拯救”中共與紅軍的謀略，能夠得到黨中央採納。因為張國燾以為，這時只有他看清楚了黨中央“存在的問題”，他必須起來“挽救”處於危難與危機中的中國共產黨。 洛甫沒有立即回答張國燾提出的問題，在作深深的思考。他在琢磨張國燾這些話的後面，到底隱藏著什麼更深層的東西？ 張國燾看洛甫不說話，以為自己講的一套，一定說服了洛甫，於是乘興繼續講下去： “中央為什麼一定要死死抱住蘇維埃這個'左'的軀殼？我看實際執行的都是軍事上極右的退卻路線。我的話，聽起來有點刺耳，可能認為我是在唱反調。是啊！中共有的人歷來認為，張國燾是機會主義！紅四方面軍是軍閥部隊！什麼入川綱領，甚麼西北聯邦政府，甚麼西進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張國燾越講越有些氣了，臉上多餘的肌肉抽動著，眼睛睜得大大的，聲音帶著明顯的火藥味。 本來洛甫有很高的馬列主義理論，張國燾講的這些，完全可以給予反駁回去。但考慮到張國燾當前的固執，加之慮及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以及要實現北上的戰略方針這麼一些重大問題，他把很多話嚥下去了，心想以後有機會再說吧。比較成熟的洛甫，此時只得沉住氣對張國燾說： “國燾同志，如你所講，中央的政治路線如確有問題，也要俟軍事情況稍有轉機時，才能討論。現在提起這些，黨內容易發生糾紛。現在，我們面前困難重重，大敵當前，還是不要提出這些引起爭論的問題為好。” 張國燾看出洛甫對目前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不感興趣，也沒再說什麼，只是一個人在那兒唉聲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