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牛肉換子彈，張國燾藉故大做文章
送走了聶榮臻與彭德懷，張國燾的頭有點暈乎，腳也顯得有些飄飄然。但他心裡明白。他感覺自己似乎是微醉了。昨天，《紅星報》上凱豐的文章引起的不快與不滿，瞬息又襲上心頭。一種孤立的感覺，不禁油然而生。但一想起自己掌握了8萬大軍，渾身又立刻充滿了力量，認為這是誰也敵不過的資本，於是內心一下又充實起來，自己又感到好像無比龐大。會師前，身為一部主力紅軍的統帥，幾萬大軍全憑他的意志行動，更何況他又認為這支部隊是他一手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才發展起來的。不消說，這又是他可以與任何人抗衡的本錢，是可以以此嘯傲於任何人的。張國燾非常清楚，他眼中的一方面軍，怎麼可以與他領導的部隊相比呢？不管人數、裝備、人的精神面貌等等方面，由此他得出一個結論：四方面軍為什麼比一方面軍強，說明他的政治路線正確，中央的政治路線有問題，此外不能作其他解釋。其他的任何解釋都是“詭辯”。想著想著，他的臉上又露出笑容來。他在心裡說，會師那天，毛澤東和洛甫等中共要員，為什麼會冒著傾盆大雨來迎接他，無非是看得起我張國燾的力量。如果我張國燾沒有掌握這支強大的兵力，他們會這麼禮賢下士麼？今後，無非是想藉助我的部隊、我的武裝力量去為中共的路線奮鬥。如果今後中共中央的路線正確，四方面軍還願意跟著去賣命，一旦有問題，我張國燾是不會跟著去亂幹的。中國革命到底如何鬧下去？大家都在摸索，沒有一個譜。誰敢擔保說自己幹的完全對，沒有錯。各路紅軍猶如各路諸侯都在自己的地盤上作英勇無畏的抗爭，成功與失敗，現在還難以定論。中央的“北上”方針，到底能否走通，還是一個未知數。聶榮臻、彭德懷、林彪、楊尚昆這樣一些一方面軍的干將，今後還要多多接觸，因為今後要合作共事嘛。不消說，今後我張國燾還要領導他們，少不了有用得著他們的地方。互相要多增進一些了解。
酒後，張國燾正躺在鋪上作人生道路上這麼漫無邊際的思想的時候，朱德走進屋來。
朱德比張國燾年長，張國燾見朱德屈尊來到自己的住處，心裡自然不安，立即起身相迎：
“玉階兄，請坐！今天有空來小弟處。”
朱德溫和他說：
“特立兄來懋功，已經有好幾日了，今天是專程拜訪。”
張國燾雙手揖道：
“豈敢豈敢！總司令大駕光臨，國燾只有清茶一杯。”
“很好，很好！”朱德坐在一條長板凳上連連說。
朱德嗅著屋內有一股未散的酒氣，餘香未滅，微笑著說：
“特立兄，我看你眼睛微紅，醉眼朦朧，想必剛喝過酒，想不到你還是一個酒仙哩。”
張國燾搖搖頭：
“平時，我不大喝酒，怕醉了誤軍中大事。剛才是請你的部下彭德懷與聶榮臻兩員大將在寒舍小酌，他們在前線奮鬥，相當辛苦，聊示慰問而已。”
朱德誇獎他說：
“你真想得周到。”
“不是我想得周到，是現在還有這個條件，請他們吃飯，以後說不定就難啦。”
朱德說：
“這倒也是。”
張國燾緊接著說：
“玉階兄自南昌暴動開始，在紅軍中奮鬥了七、八年，戎馬疆場，縱橫馳騁，勞苦功高，我看中共沒有誰人可與你相比。”
朱德搖搖頭，苦笑了一下，沉痛他說：
“可不要這麼說。這兩年，紅軍的損失很大，就拿一方面軍來說，過去好比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部好像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8個月前，一方面軍由江西西行，人數約為9萬，一路之上，遇到數說不盡的險阻艱難，犧牲很大，現在可以說乾部多於戰士。”
停了停，朱德又繼續說：
“一方面軍在一路之上，所有的砲都丟光了，機關槍所剩不多，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槍平均約有五顆子彈。就是說少的只有兩三顆，多的也不過十來顆罷了。這些少得可憐的子彈，現在可以說只能用作保槍之用了。”
稍停，朱德接著說：
“想起8年前的南昌暴動，我們在三河壩分手時，一些打過游擊的同志，在敵軍的壓力之下，悲觀失望，逃亡甚多。最慘的時候，我的身邊僅剩下28人，甚至這28人中還有人疑心我也會逃跑。因而放哨對我實行監視，真淒慘啊。後來，我們上了井岡山。情形才逐漸有所好轉。經過多年奮鬥，才完成一方面軍的局面。現在的情形，可以說同當年不相上下。但時移勢易，現在敵方力量遠較七、八年前為強。要殺出一條生路，也屬不易啊。”
張國燾極力安慰朱德說：
“四方面軍脫離鄂豫皖西進通南巴時，也是狼狽不堪。今天，一方面軍所遭遇的敵軍壓力，遠勝四方面軍，並且艱苦轉戰已達8月之久，能留下這支隊伍，也不簡單。四方面軍正缺幹部，一方面軍多餘的干部，可以抽調到四方面軍來任職。同時四方面軍也可以撥一些士兵和彈藥補充一方面軍。一、四方面軍完全是一個整體嘛。”
張國燾感到朱德的心情有些鬱悶，而他自己在屋子裡又已經呆了大半天，頭昏腦漲，於是提議說：
“玉階兄，我們出外散散步，如何？”
“好！到外邊走走。”朱德附和著說。於是兩人起身一同走出房間。
他們兩人沿著撫邊的小街踽踽而行。頭戴大帽沿的四方面軍戰士與頭戴小帽沿的一方面軍戰士，看見穿著隨便，形同炊事員的總司令與穿戴整潔的張主席走在一起，戰士們滿臉笑容，眼中充滿對領導人的熱愛，紛紛向朱德與張國燾敬禮。
穿過一條坎坷不平的小街，他們來到郊外，見壩子裡的青稞開始成熟，由青變黃，那些高低不平的小丘上，亂石縱橫，雜草叢生。一條小河淌著清清的流水，在村邊唱著娓娓的輕歌。他們漫步來到河邊，見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群戰士正在圍攻十餘條牛群。戰士們正用子彈在那兒捕殺。牛群因受驚而四處狂奔，發出哞哞的慘叫，踐踏壞地裡的青稞，一個勁朝山下奔去。
被射殺的那條牛的腹部，殷紅的血從洞穿的地方外溢，腸子也掉出來一截，呻吟著在地上亂滾，想是在作痛苦的掙扎。朱德與張國燾急急趕過去，想看個究竟。見一方面軍的幾十個戰士七手八腳地圍著氣絕的牛兒，正在進行宰殺。朱德有些生氣地責問他們：
“為何亂射殺牛兒？”
一個戰士興沖沖地回答說：
“總司令，土豪的牛，該殺，改善一下伙食，腸子都快生鏽啦！”
朱德皺皺眉，沒有再說什麼。
張國燾“哎”了一聲，搖搖頭走開了。
離開了屍解耕牛的場地，他們踏著河邊軟綿綿的小草，披著一身夕陽，又繼續在郊外散步。
張國燾一邊走，一邊慢吞吞地說：
“射殺一條牛，竟用了十餘發寶貴的子彈，實屬浪費。在彈藥奇缺的今天，根本不應該這麼作。更何況，這種殺牛的方法，也容易引起當地人的反感，因為有些野蠻。”
朱德嘆息道：
“一方面軍的紀律，現在是有些鬆弛了，因為長途行軍作戰，不及剛出發的時候了。”
張國燾接過朱德的話說：
“其實，四方面軍已學到殺牛的方法，他們先引導牛群分開，然後收繩子將牛拖倒，再行宰殺。這樣，就一顆子彈也不費了。”
朱德微微一笑：
“你還內行哩！”
張國燾擺了一下頭：
“四方面軍長期在這一帶活動，向藏民學的。藏民就是用這個辦法宰殺牛的，我不止一次目睹過。”
朱德頷首。
接著張國燾又說：
“剛才那個戰士說，土豪的牛該殺。其實這個說法也不對。據我所知，這一帶藏人，通常擁有幾十條或上百條牛的，才算富有，才，稱得上是土豪。僅有十幾條牛的，不一定是土豪。十幾條牛者，這是否屬於土豪的財產？大可懷疑。”
朱德當即解釋道：
“一方面軍剛到，對這個地區的情況不熟，看來需要加強學習，加強紀律教育。”
走著走著，他們已經離開撫邊很遠了。身後的木樓，茅舍像一幅幅朦朧的剪影，在夕陽餘暉的映襯下，依稀貼在酡紅色的天邊。
朱德對張國燾說：
“我們該回去了，晚餐後還要開會。”
夕陽照著他倆肩並肩的一對身子，在崎嶇不平的草地上投射出一雙長長的影子。
晚餐後，張國燾正準備去毛澤東住的地方開會，博古的特務員小康與另外兩名戰士提著一塊牛肉興沖沖地跑來，與走出門的張國燾撞了個滿懷。張國燾推開小康，擦著身上粘糊糊的牛肉油膩不高興地問道：
“什麼事，這麼急？”
小康連連道歉說：
“喲，碰著了張主席，真對不起。我找你們通訊班的戰士。”
“幹什麼？”張國燾不解地問道。
小康眨巴著一雙神秘的眼睛說：
“張主席，這，你就不用問了。”
張國燾心想，博古的特務員真好，給自己的特務員送牛肉來了。肯定是下午他與朱德在撫邊河邊看見宰殺的那條牛身上的肉。張國燾的嘴朝屋後一呶：
“他們在後面。”
張國燾走了不遠又回來取衣服，心想中央的會不知晚上開到什麼時候，這裡是高寒地區，天氣多變，有時夜間特別冷。他未及跨進門檻，就听見屋後在爭執，聲音特別大。
張國燾只聽見他的特務員用一口四川話大聲武氣地說：
“牛肉換子彈，從沒遇到過這種事，被發現了，要倒霉。”
小康和另外兩個一方面軍的戰士操著一口江西、福建話說：
“牛肉換子彈，公平的買賣。”
通南巴的戰士不大聽得懂江西福建話，而江西福建的人也不習慣聽四川話，雙方遂因語言的隔阻，你一言我一語彷彿在那兒爭吵。雙方的話又是重複，又是解釋。
張國燾在隔壁一聽，感覺頗有意思，心裡好笑。這種趣事居然留住了他的腳步。他決定再聽聽，看他們到底還說些什麼？
只聽他的特務員說：
“上級決定，不准用武器彈藥跟別人調換東西，我們不敢。”23小康不服氣地說：
“有什麼關係？你們不肯，是瞧不起我們一方面軍，不把一方面軍當自己人。驕傲兮兮的做些什麼？有什麼了不得！”小康他們氣沖沖地吼叫著退出了房間。
張國燾無意中聽了這場隔壁戲，悄悄的一點沒有吭聲。
第二天午飯後，博古來看望張國燾。一見面張國燾笑著對博古說：
“邦憲老弟，今天你也有工夫來敝處？”
博古比張國燾小7歲，張國燾自然稱他老弟。有時他在背後戲稱博古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博古一聽張國燾稱兄道弟的，內心立刻感到不快，開玩笑說：
“國燾同志，你是怎麼搞的，你仍和國民黨軍閥一樣，喜歡稱兄道弟的。”
張國燾用鼻子哼了一下：
“你老弟的這個批評，我可不能接受。稱兄道弟，是中國人表現友愛的傳統習慣，這與國民黨軍閥作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博古認真地說：
“共產黨人，一般都稱'同志'。稱兄道弟，不免有些江湖氣，這與中共布爾什維克的意識，極不相稱。”
張國燾反駁說：
“我看你這個政治部主任，真會做政治工作。我所說的這種傳統稱號，是表現彼此之間的平等關係和親切友愛，其意義與'同志'是一回事，你不必小題大做。”
博古繼而又說：
“聽說四方面軍稱炊事員為'伙夫'，稱飼養員為'馬夫'，稱特務員為'勤務兵'，為什麼還要沿用這些舊有的軍閥觀念呢？特別是'勤務兵'的稱呼，會使人產生'馬弁'的感覺。'馬夫'的稱呼，會使人感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賤役'，這些，都應該統統改掉才好。”
張國燾看了看博古，心想，你這個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說話直率倒有幾分可愛之處，無非是喜歡玩弄一點小聰明，挑一點小毛病。說起話來，滿口這個同志那個同志的，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氣味。在中共中央坐了幾年第一把交椅，遵義會議遭到貶謫，也不學乖一點，現在仍還神氣十足地在教訓人。於是毫不客氣地給博古頂了回去，一開口就改口了：
“博古同志，沿用舊名稱，不一定就是保留舊的觀念。我們雖然還沿用一些舊的稱呼，但如果你願意蹲下來考查一下，四方面軍的干部與下面的工作人員，生活完全打成一片，有時彼此還互稱小名和諢名，說話談笑毫不拘束，這些情況在國民黨軍閥軍隊中是一點看不到的。我們並未接到中央有關這方面的改革命令。如果我們自己制訂一些名稱，很可能與中央制定的有出入。那麼，今日我們在想功相會，作為政治部主任的博古同志，便會以為四方面軍妄立名目，跡近造反，你又要大張撻伐啦！”
博古認為，這是張國燾在詭辯。從有紅軍之日起，早就改變了舊有的稱呼，七、八年啦，可四方面軍還不改變，這不是地道的軍閥主義思想在作怪，還是什麼！他輕輕掀了掀鼻樑上的玳瑁眼鏡，瞅瞅張國燾又說：
“前天，我親眼看見四方面軍的一個連長，高聲怒斥一個士兵。說明上級對士兵缺乏說服教育的精神，實行的是軍閥統治。我還聽說，更嚴重的還有打罵的情況，這在一方面軍就根本看不到這種現象。”
張國燾偏著頭看了一眼博古，不以為然地說：
“博古同志，難道一方面軍就沒有違犯紀律的事情發生？”
博古用肯定的語氣回答道：
“我敢擔保沒有。部隊外出在藏民的土地上'打糧'，這是總部的決定，紅軍為了生存採取的權宜之計，不得已而為之，這不能由戰士們來負責。”
張國燾搖搖頭：
“我說的不是這個。”
博古用困惑的眼光瞧著張國燾：
“你指的什麼？”
張國燾說：
“一方面軍違犯紀律的事發生在我這裡。”
博古更加不解了，閃著驚詫的目光急問：
“你具體說說是怎麼回事？”
張國燾答道：
“你的特務員小康，帶著兩個戰士，提著牛肉，來向我身邊的人調換子彈。”
“有這等事？”
“我會造謠？博古同志，你回去問問就知道了，事情就發生在昨天。”
博古從口袋裡掏出一支香煙，點燃猛吸了一口，一揚頭，噴出一口濃煙說：
“如果真的如你所說，這倒是個問題。不過，一方面軍確實匱乏彈藥，戰士們用寶貴的牛肉去換子彈，連自身吃的都不顧，這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去戰勝敵人。”
張同燾反駁說：
“紅軍的槍支彈藥，如同生命一樣的寶貴，怎麼能隨便調換呢？我們的管理十分嚴格。”
博古申辯道：
“記得你曾經說過，可以撥一部分部隊給一方面軍，槍支彈藥也可以支援一些。這些在未兌現以前，一方面軍急著需要子彈，戰士們未經請示，在下面做這樣的交易，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張主席不必太多慮了。”
張國燾笑了一下：
“好，這件事的是與非，我們暫且不說。就說你剛才講的，你看到四方面軍的一個連長訓斥士兵，這只是個別的，並不是普遍的現象，更不能因此就認為是軍閥式的統治。四方面軍的打罵事件，過去在鄂豫皖時很少發生，到川北後，由於新兵太多，缺乏教育，再加上強迫戒鴉片煙，這種現像是有些增加。但不能以偏概全。一方面軍內，博古同志敢擔保沒有個別的打罵現象？我就不信！難道就可以因此說一方面軍是軍閥統治？”
就張國燾的年齡、資歷來說，博古在他面前，可以說是一個“小伙子”。張國燾完全可以在他面前擺老資格，可以完全不聽他這一套。張國燾早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時，參加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 1920年初參與組織成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任書記。同年10月，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7月，到上海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局成員，留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的組織工作，兼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並主編《勞動》周刊。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2年1月，率中共代表團到蘇聯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1923年2月，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軍閥逮捕，變節自首，留下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他悄悄隱瞞下來。
張國燾變節自首的經過是這樣的。
1925年5月初，直系軍閥北京衛戍總司令王懷慶發出通電，要北洋軍閥政府通令查禁“過激運動”，派出反動軍警，分別包圍漢口德潤裡23號湖北共產黨組織的秘密機關和劉芬律師事務所，逮捕了共產黨員許白昊、劉芬和原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等幾個工人。並通緝包惠僧和廖乾吾。楊德甫被捕後，在肖耀南的軍法處，投降敵人，供出了北京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秘密機關和張國燾等負責人。
北洋軍閥政府接到京漢路局密函後，當即通知京師警察廳派出偵緝隊，前往查抄北京全國鐵路總工會秘密會所。在臘庫16號杏壇學社內逮捕了張國燾和他的妻子楊子烈。在張國燾等人住處搜出20件重要信函。
張國燾和楊子烈被拘於鷂兒胡同的偵緝隊中，由於在獄中懼怕敵人嚴刑拷打，很快就向敵人屈服了。他在向國民黨的親筆供詞中寫道：
國燾歷年受學校教育，研究經濟學，頗以馬克思主義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相符合，固信仰之。當獨秀去京赴滬以共產主義旗幟相號召時，於民國十年間曾來函邀國燾一致進行。國燾亦隨以提倡平民教育，進行社會事業自任。去年，陳獨秀加入國民黨後，國燾亦隨之加入，故國燾可謂國民黨內之共產派。按國民黨內容複雜，共產派系新加入，主張偏重反對外國侵略。國燾自去年加入該黨後，並未任何項職務，可謂之掛名黨員。按中國共產派現尚幼稚，既無若何組織，人數亦尚少，故從來並無何項革命行動事業，多偏重研究學理及宣傳。國燾在此派內，擔任勞動教育及平民教育諸事。又國燾因曾做勞動教育事業，各處工人亦有很少數與國燾相識者，故亦頗知所謂鐵路總工會。
楊子烈的供詞投敵變節更為露骨：
我的丈夫張國燾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這種邪學說，而得像現在這種結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脫不了乾系的，我也不願意脫離干係。政府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錯事，是應該求諸大人的寬恕，使其有改過自新之餘地。鐵匠營二十一號是鐵路總工會暫時通信機關，張國燾因受人之愚而為乾事，到現在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張國燾，此次做錯了事是應該受懲罰的。但是青年閱歷尚淺，諸大人素來德量寬洪，許人改過遷善，故敢請諸大人念張國燾初犯，特別加於寬恕。那不但張國燾和我銘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覺的人，也當感德無涯矣。
經過數日審訊，加之張國燾與楊子烈寫了供詞，於是北洋軍閥政府京師警察廳認為，張國燾等確係共產黨，犯有“鼓吹革命煽惑罷工”罪行，立刻將張國燾、楊子烈解送京畿衛戍司令部訊辦。
在京畿衛戍司令部的審訊中，張國燾進一步向敵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共產黨員名單，其中包括中共北方區委的主要負責人和領導骨幹。
根據張國燾向敵人這一招供，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密諮內務部總長，“請轉令嚴拿共產黨李大釗等歸案訊辦”，內稱：
案據京師警察廳解送拿獲共產黨人張國燾等一案，業將審訊情形函達在案。茲經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確，據稱：伊等以私組工黨為名，實行共產主義。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有譚銘（平）之等輔助進行；北方則李大釗為首領，伊與張崑弟等輔助進行。北方黨員甚多，大半皆係教員學生之類，一時記憶不清。查李大釗充膺北京大學教員，風範所關，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提倡共產主義，意圖紊亂國憲，殊屬膽玩不法。除張國燾等先行呈明大總統分別依法判決外，其逸犯李大釗等相應諮行黨部查照，轉令嚴速查拿，務獲歸案訊辦，以維治安，而遏亂萌。
接著張國燾又向敵人供出全國鐵路各路在黨工人名單，其中包括京綏路7人、京奉路21人、膠濟路3人、正太路2人、京漢路8人、津浦路2人、粵漢路1人、道清路2人、隴海路1人、京廣路24人，每個人都有具體姓名和通訊地址。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孫云鵬和其他鐵路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如項德隆、李振瀛等，都在名單中，被張國燾一齊出賣了。敵人如獲至寶，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再次密諮內務部，要求按照張國燾供出的名單，轉令嚴拿訊辦。
北洋軍閥政府內務部，按照《張國燾供出在京黨員名單》以及《張國燾供出各路在黨工人名單》，南北配合，迅速緝拿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在敵人所要緝拿的“要犯”中，除李大釗等少數人在黨中央保護下逃脫外，孫云鵬、範體仁以及道清路的吳鵬九，津浦路的葉雲清等人被敵人逮去。
這是張國燾用自己的行為寫下的叛徒歷史。
中國共產黨利用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聯合奉系軍閥發動北京政變的機會，設法從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監獄中，營救出被捕的工會負責人和共產黨員，張國燾也隨著出獄了。
太複雜也太困難了，中國共產黨未及很好審查被捕的重要黨員在獄中的表現，也由於張國燾善於偽裝與躲閃，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又當上中央執行局委員、中央局委員，任中共中央工農部長兼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同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接著在次年的1月，張國燾任中共出席國民黨二大的黨團書記。 10月任中共中央駐湖北區委代表。同年底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 1927年7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任中共中央代表參加南昌起義。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9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 1928年6月出席中共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 1931年初回國，任中共中央常務委員。 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
林林總總，張國燾自出席中共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在黨內的地位一直不低，甚至還愈來愈顯赫。而博古呢？ 1925年才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初才開始出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列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4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忽然直線上升，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中共中央書記。這時博古才28歲，可謂少年得志，平步青雲。在張國燾眼裡，博古完全是一個“小伙子”，他怎麼會買博古的帳哩！
本來，博古是專門來找張國燾談軍中的政治工作問題，但張國燾壓根兒聽不進去，博古反而被碰了一鼻子灰。最後張國燾反以教訓的口吻對博古說：
“我勸你不要有這些誤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閡，你作為一個政治部主任，對於兩軍的政治工作，應該提出建設性的工作計劃，決定積極奮鬥的目標。如果企圖根據這個或那個理由，再指責四方面軍是軍閥主義，那是不公平的，是有害兩軍團結的。”
對於張國燾這樣的中共元老，說實在的，博古也不敢吹鬍子瞪眼睛，也只有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去進行說服。說服不了，他也無法，只得回去向中央匯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