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我還能清楚記得那一天的日期：1965年12月4日。因為幾天前，《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名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僅在中文系引起激烈討論，在我們歷史系內部也引出了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辯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就連教研室走廊上都站滿了大聲爭辯的教師，這種環境讓人很難專心致志地批改作業。
那天剛上完下午第二節課，我回到教研室收拾東西準備回宿舍。剛走出主樓樓門，還沒打開自行車鎖，一名學生就小跑著出來叫住了我，說系主任在到處找我，看樣子還挺著急。我對當時任歷史系主任的老嚴還是比較頭疼的，我們之間許多觀點並不合拍，偏偏他還對我青眼有加，總喜歡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沏上熱茶擺龍門陣。既然被學生叫住，我只能揣起鑰匙，夾著公文包轉回系裡，敲開了二樓最東頭主任辦公室的門。這一次會面，本以為又是一次話不投機的清談，誰知道最終竟顛覆了我的整個人生觀，以至於在其後的幾十年裡我都無法走出這一天留下的陰影。
老嚴開了門，笑呵呵地讓我進屋。我一看就覺得氣氛不對，屋裡有客人。辦公室的肖大姐正提著暖壺給客人倒茶，白瓷杯裡漾起碧綠的茶香，那是主任輕易不肯拿出來的上好龍井。兩個陌生的同志一坐一站。站著的是個小年輕，穿著沒有軍銜的嶄新軍裝，樣子顯得有點拘束，手碰一碰茶杯的柄又趕緊挪開，看上去不好意思端起來喝；坐著的是個三四十歲的干部，皮膚黝黑，穿著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的灰色幹部服，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不知道是來自哪個機關。
“這位是趙……同志，身後站著的是小李。這位呢，是我們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的講師張老師，他對中日戰爭這段歷史相當有研究，應該能配合你們的工作。”老嚴熱情地介紹道。
我莫名其妙地走過去，伸出右手跟站起來的干部相握。
“張老師你好，我姓趙。”這人臉黑沉沉的一絲笑容都沒有，介紹中也沒有單位和身份頭銜。
我們分別在沙發上坐下。肖大姐給我沏上龍井茶，端著暖壺出去了。我奇怪地望向老嚴，看到他正把一封蓋著紅圖章的介紹信對折之後塞進信封，小心翼翼地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
“張老師，這次到師大來請求你們協助，不能說是政治任務，但確實與一宗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事件有關。我們急需一位熟知近代日軍侵華戰爭史的人參與到工作當中。嚴主任介紹了你，是肯定你的能力與政治水平，有為祖國和人民付出的立場和覺悟。”姓趙的干部嘴裡說著場面話，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看得我心裡有點兒發毛。
“我只是個小講師而已，說不上有什麼能力，不過能幫得上忙的話還是很樂意的。”我順著他的話答道，眼神又飄向老嚴，示意他趕緊把前因後果說清楚了。
老嚴從抽屜裡拿出一聽馬口鐵罐裝的紅雙喜捲菸，取出煙來發給大家：“抽煙抽煙。這位趙同志是從昌平過來的，路上跑了整整一下午。小張啊，我已經給你開好假條了，你吃過晚飯就隨著趙同志去昌平辦事。兩天、三天回來都不打緊。你的課我讓別人先代著，工資照發，每天一元五角錢的伙食補助，你看呢？”
我滿頭霧水接過香煙，從兜里掏出火柴點著：“我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出差倒是沒事兒，可究竟去做什麼呢？難道是抗日遺蹟的恢復性重建？要說出現場也輪不到我啊……”
站在旁邊的小李同志臉紅紅地接過一根捲菸，就著老嚴手裡的火柴點了，吸了一口，捂著嘴咳嗽兩聲。姓趙的干部輕輕把老嚴的手一推，自己從上衣兜里掏出一個鋁箔紙包的煙盒，倒出一根帶過濾嘴的香煙叼在嘴上：“這件事的保密等級比較高，我們不能多說，你同意的話，請簽署這份保密協議，到了那里之後就明白了。”他沒急著點燃香煙，先從身旁的人造革挎包裡掏出一摞紙來攤在茶几上，又摸出一支鋼筆，摘下筆帽遞給我。
我草草掃了一眼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沒看太明白，就看見最上面的框框裡寫著“等級：絕密”，末尾公章蓋的是“公安部預審局”。這個單位我從沒聽說過，不由得抬起頭重新打量一下對面的干部。姓趙的似乎習慣別人盯著他的眼光，眼神木木的，一點反應都沒有。
“這是好事，小張。”老嚴靠在辦公桌上吐著煙圈，“好事。”
當時那種環境之下，不由得我不捉起筆，在保密協議最後簽下自己的名字。那時想得也簡單，不管是苦差還是美差，出趟門散散心總比待在系裡聽別人吵嘴強，再說不就是去昌平嘛，一天就打個來回了。
“謝謝你，張老師。”姓趙的干部收起協議和鋼筆，再次站起來跟我握手。我也趕忙站起來拉住他的手，心裡還想這個趙幹部看起來冷冰冰的，做人還挺熱情。誰知他轉臉對嚴主任說，“那麼我們現在就動身了，晚飯在那邊解決吧，趁著天沒黑，還有一截山路要爬。”
“吃完飯再走吧，食堂現成的熱乎乎的飯。”老嚴都從抽屜裡掏出飯票了，聞言可憐巴巴地瞅著對方。
趙幹部一點不領情地回絕道：“下次吧，下次。張老師，也不用收拾什麼行李，順利的話明天就能送你回來，咱們這就出發，沒問題吧？”
“沒、沒問題。”我那時候腦中就一個念頭：要去的地方可千萬別讓換拖鞋，我的兩隻襪子後跟都破了大洞，千不怕萬不怕，就怕脫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