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後記

董堯 《北洋兵戈》系列傳記文學十卷(約300萬字)歷時19年又3個月，於2000年11月脫稿，又經過諸多努力，終於出版了，壓在我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19年來，我的思緒、情感、精力，幾乎完全傾在那個混戰歲月和那群五顏六色的北洋人物身上，彷彿親歷著那場轟轟烈烈的混戰，參與了那群人的明明暗暗的勾心鬥角，自己也成了軍閥。 然而，我卻輕鬆不下來，我又從孕育時的喜悅陷入了嬰兒墜地後的惶恐：不知道這個"嬰兒"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我是從1981年7月開始有意識研究北洋軍閥混戰史料的。其目的，是想為自己的文學創作找一片"根據地"。

說起來十分慚愧，我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從不敢做作家夢。一場動亂，把我捲進了黑文人的行列，災難壓了十幾年。天青之後，無可奈何地走進文壇。但是，我與工與農與兵均無深厚關係，又不可能重新去體驗。此時，我被調到政協機關主持文史資料研究工作，索興選擇北洋軍閥大混戰這片"空地"吧。於是，我開始了蒐集、研究有關事件、人物，並且對重大事件的發生地，重要人物的出生、戰斗地盡量實地考查；又轉請海外親友幫助收集資料。 10年努力，積累豐富的資料，1992年離休之後，開始創作。 依照史家的劃分，從辛亥革命次年(即1912年)到1928年張作霖皇姑屯被炸，是為北洋軍閥混戰時期，共16年(亦說17年)。 16年中，中國先後出現了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集團，以馮國璋、曹錕為首的直系軍閥集團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集團。三足鼎立，各霸一方。因為這些集團大多是袁世凱小站練兵起家的隊伍，後來袁世凱成了北洋大臣，這支隊伍便被稱為北洋軍。之外，還有山西閻錫山，雲南蔡鍔，四川諸劉以及孫中山、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在這段時間內，中國重演了諸如戰國、春秋、五代十國等時期同樣的混戰局面。 16年間，先後更迭了13次大總統(包括臨時執政和陸海軍大元帥)，國務總理更換了47屆；大小戰爭不下百起，驚動大半個中國的大戰就有直皖之戰，直奉一戰，直奉二戰，護國之戰，北伐之戰，二次北伐之戰等多起，正所謂"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各色人物在大混戰中都無餘地表演了自己的"才華"，展現了最赤裸的個性，這就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多姿多態的形象。

作為歷史的一個階段，北洋軍閥大混戰算是中國最亂的歲月。人們提及那段歲月，無不懷著驚恐和陰暗的心情加以遣責，似乎這段時期內既無義戰、更無好人。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過，這段歷史好寫嗎?弄不好會不會有"為壞人樹碑"的嫌疑?我的朋友也曾勸我："寫那些人物，危險性太大。"後來，果然碰到了這樣的尷尬：我在寫作緊張時，晚報有位記者來訪，寫了一篇新聞稿件，據說送審時被"槍斃"了。理由是"寫了一群壞人的人，不宜宣傳。"我對此事只淡然一樊。 說實話，我們這些從五十年代起步走向文壇的人，"主題先行"、"服務"思想還是比較講究的，生怕犯了"方向"錯誤。尤其是受過打擊的人。所以，我首先選擇了幾位不太鋒芒的人物，用中篇的含量，先在報刊上試探一下。第一個選擇的人是徐樹錚(題目是《北洋怪傑徐樹錚》)，稿件1988年7月在江西《星火》文學月刊發表，受到各方讚揚。這以後，我又寫了吳佩孚、張勛、張宗昌、徐世昌等10多位北洋人物，先後在《名人傳記》、《花徑》、《大風》等文學刊物發表，同樣受到好評。這使我增強了寫長篇的信心。

北洋人物的創作思路，最初是想寫成演義形式的。即以年代作為主線，以事件作為骨骼，把人物串聯起來。但是，在進入創作時，感到困難了。第一，北洋時期只是軍事派系紛爭，並沒有形成獨立的國家政權，而派系之間分合合分、交叉頻繁，時明時暗，需要花費許多筆墨作以繁瑣的交待；第二，以時間、事件作為主線，可能削弱對人物的塑造，造成文_-色彩暗淡；第三，北洋混戰畢竟不同於三國之戰，這夥人最終的命運都被革命軍歸一了。這樣，交待事件和經過的文字較多，恐怕寫成大事記樣的東西；第四，這樣多的事件、這樣多的人物，寫成這樣大的(初步設想為200萬字)篇幅，自覺把握不了，怕顧此失彼。所以，最初的設想放棄了。 放棄了第一設想，重新開了思路，把創作構思顛倒了一下，即變成了以人物為主線，把事件和年代作為襯托，寫人在混戰年代的所作所為。這樣寫，混戰的氣氛可能淡一些，但容易寫好人物。最終，我選擇了10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是：北洋的鼻祖袁世凱，清王朝、民國交叉中的複闢派人物張勛，混戰中左右逢迎的遺老徐世昌，皖系代表人物段祺瑞及足智多謀又煽風點火的徐樹錚，直系代表人物曹錕及以儒將自足的吳佩孚，奉系代表人物張作霖，以及大流氓張宗昌，還有多變的孫傳芳。這些人中，有儒家，如徐世昌、吳佩孚、徐樹錚；有軍事家，如袁世凱、段祺瑞；有土匪強盜，如張作霖、張宗昌；有小流氓、流浪兒，如張勛、孫傳芳；也有小商販，如曹錕。他們能夠在不同的方位鑽出來，而且成了同樣顯赫的人物，他們的浮浮沉沉最能把16年大混戰的風雲囊括和表現出來。這樣。一人一人的去塑造，也會筆墨集中。

這10部書稿中的張作霖、吳佩孚、徐樹錚三部，1995年7月曾由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本次納入又作了較大修訂。 被看作一團黑的這段歷史中人物，我該怎樣寫呢?我堅持兩條原則：第一，遵從歷史，以寫實的手法，不篡改、不扭曲、更不戲說，件件大事有依據；第二，不給自己定框框，首先從思維中擯棄好人壞人的概念，寫人物的形象。力爭把人物的思想、情感在事件的發生、發展中寫出來。對於歷史上有爭議的事和人物，不過多地干預。比如，史家對於袁世凱、吳佩孚、張作霖等都有爭論，尤其是袁世凱爭論較大。對於給袁世凱定名"竊國大盜"、"出賣戊戌變法"就各持不同意見。我不想參和這些爭論，只想向讀者推出"-3時袁世凱是怎麼樣想的，做了些什麼。

北洋人物大多是為個人的出路走出家門的；有了地位就不擇手段吞掉別人，發展自己，最後要掌國權。在他們的混跡過程中，無不表現出十分複雜的思想性格。其中有的人也懷有報國大志；有的人有了地位之後也想辦一些與國與民有益的事。只是尚沒有給他們和平穩定的治國安邦的空間和條件。我想，探索這方面的得失是史家、政治家的事，作家只要把這些人在這一時期中在做什麼(不是做了什麼)、怎麼做的(不是做的結果)寫出來就夠了。一句話，塑造人物形象，而不是給人物作政治論證。 十個人物，在16年中各領風騷，個人因素至關重要。徐世昌憑著金榜題名，徐樹錚憑著屢出奇計，張作霖憑拉桿子，張宗昌憑著又敲又詐，袁世凱、段祺瑞憑著窮兵黷武......他們從各自的土地上鑽出來，匯合在同一的空間，以自己最徹底的本能在浮浮沉沉，生生滅滅。於是，個性、人格、才華、智謀都最充分地表現出來，人人都在真真實實地做自己的戲，不遮不掩，赤裸裸。這就給作家提供了理想的素材，作家只需按文學手段去"托出"人物就行了。我自己掂量，我寫的這十個人真實的素材佔60％，虛構成分佔40％。有人說，比例顛倒一下可能會更動人，更形象鮮活。我不想那樣做。作為歷史人物還是以史為據。戲說，我總認為是既傷害了歷史人物，也傷害了讀者；儘管史與文常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我還是本著"有據"的精神，老老實實寫人。大約正是這樣，我寫不出"驚人"的作品。

人物交叉性的事件和情節較多，這也是以人寫作的特定情況。我是本著事件以誰為主，突出寫誰；涉及人物，一敘而過，盡可能避免過大重複。有時候從塑造人物出發，把事件分割處理。如第二次直奉戰爭，本該重點寫張作霖，我卻把張作霖一帶而過，重點寫吳佩孚、馮玉祥了。這就歸宿到馮玉祥北京政變，直系徹底完蛋，吳佩孚浮海這個大結局上去了。張勛復辟是張勛平生的最大事件，但我卻把段祺瑞、徐樹錚作了側重，以寫出張勛敢於北上(段背後支持)和北上後的失敗(段正面反對)，主謀者正是徐樹錚。以人物為依托，不至口羅嗦和重複。 19年的"北洋"創作，是我思緒和環境都十分困難的時期。家庭生活分割了大部時間，有時邊構思文章，還得邊想著鍋碗瓢勺、油鹽醬醋。拿起筆了，又覺得還有碗得刷；正趕寫情節，看看表該做飯了，就得放下；夜深人靜了，時下。屬於自己了，可是，早已腰酸眼澀了。這是沒有辦法的，我的家就是這樣一本難唸的經。之外，還有一些難言的精神干擾，眼睜睜看著時間流失，無可奈何，只好"偷"時間，向睡眠和休息借時間，生怕上帝不可憐，使自己計劃落空，畢竟年近古稀了。幾年前買了台電腦，想改善一下寫作條件，但一時又無法熟練，生怕費時太多，索興棄之高閣。

感謝銅山縣政協機關給了我許多方便，感謝銅山縣領導給我的巨大援助，使我能夠順利地完成創作任務。還要感謝我的文友劉振華、田秉鍔、童笑瓴、肖俊志、安啟杰、昝金龍、好友陳思華等諸君給的關懷、幫助，使我有信心完成全稿；徐州師範大學徐榮街教授、余明俠教授、冒昕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王智量教授等對前三部書寫出了誠懇的評論，為後7部創作起了指導作用；江蘇省文聯原負責人王光煒，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趙本夫，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陸建華，原市委副書記李為健，市委副書記、原宣傳部部長徐毅英以及文藝處處長劉新華等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書稿寫出了，實際是四面八方的同志、朋友給托出來的。在本書出版事宜上，我的族人董克林及劉桂華女士不辭辛勞，八方奔波，尤為令人感動。我深深地感謝他們，並且會把這種鼓勵和幫助用到以後的創作上去，爭取寫出更好的作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