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革命人民養成了每天“三祝愿”的習慣。早上、午前、午後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語錄》，由一人作司儀，他說一句，大家跟著念一句。 “首先，讓我們衷心祝愿，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愿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後是對領袖的祝愿詞，右手高舉語錄本前後擺動。上行下效，某省委領導人要求群眾“三祝愿”時還要祝愿這位省委大員“比較健康”。
“文革”期間，河南西部山區一個公社中學有一位女學生，英語考試不會答題，便在考卷上寫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一樣為人民”。女學生受到學校領導批評，自殺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後，認為這是教師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號召打垮“師道尊嚴”，反對“智育第一”。該中學校長和有關老師被捕判刑。
“文革”期間，戴乃迭被關進監獄，她的唯一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後來可以看到美國的左翼刊物，監獄還給她發了一支鉛筆，一個筆記本。她了解到，在美國監獄裡可以學習，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風，就在筆記本上寫道，她嫉妒他們，這惹惱了看守：“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法西斯監獄？我們這裡是……!”戴說：“那麼，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說：“你的思想問題太大，你得好好學習。”
“文革”中，每當毛澤東發表一段講話以後，大家都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之後，回單位認真學習。在一次學習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對，結果導致一片“打倒”的喊聲。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須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麼？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裡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裡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麵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只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聶紺弩對古典名著有極深的造詣，黃苗子為其書房題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 “文革”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衝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麼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面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幾句話說得來人目瞪口呆，但還是一把撕碎齋額罵道：“你是什麼人，你也配！”齋額被毀後，聶紺弩特意跑到黃苗子處報告前後經過，然後說：“將來你另外給我寫幅大的，我給你裱好再掛上。他們還沒有抄掉我的錢，我有錢，幾時我請你吃飯。”
1973年，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資格老的張春橋心中不滿。張春橋指使徐景賢給中央寫信，揭發王洪文種種腐化變質行為，除了打獵釣魚吃法國大餐外，還有一個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裡還使用一個黑色的進口精密儀器，從遠處操縱電視機（即今電視遙控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