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參加。白對人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無匪無我，我為什麼頂濕鍋蓋為他造機會？不如留著朱、毛，我們還有發展機會。”他的部隊給紅軍幫了不少忙，有一次紅軍寫下一路“有勞桂軍遠送”的標語，“表揚”白軍只跟不打的“好意”。氣得蔣介石說：“這真是外國的軍隊了！”
1935年，杜重遠的新生周刊因一篇涉及“對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動，國民政府接受了日本總領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審判杜重遠。吳鐵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決，萬事有我負責；不然的話，引起日軍干涉，問題更嚴重。”杜出庭受審，即被扣押。這時吳鐵城又轉口對杜說：“你在外面有危險，在這裡（指監獄）既自由又安全。”
高長虹到延安後不久，周揚請其到“魯藝”作報告，各系學生一聽高長虹的大名，莫不踴躍前來。在周揚作了開場白後，高長虹看了看“周圍的如花笑容，滿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聲說道：“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他說完看看周圍，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語了。周揚笑了笑，請高再多講講，高長虹把原話重複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詩人因此將高長虹稱為“高起義。”
1941年，在日本的推動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總務部長關口保(日本人)赴青島與南京汪精衛政府代表週佛海簽訂蒙寧協議書。德王對汪精衛居於他之上統轄“蒙疆”表示不滿。他說：“今天日本人忘了他們許下的幫助蒙古建國的諾言，反而叫我當汪精衛的兒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兒子，但不能做它兒子的兒子。”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將對漢奸進行審判清算。大漢奸褚民誼忽然從蘇州監獄內上書蔣介石，說他願意獻出他珍藏多年的寶物，要求贖罪。蔣為慎重起見，特把這件事交與軍統辦理，經毛人鳳指派第二處處長葉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蘇州找褚民誼，由他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葉沈兩人到南京他一個親戚家中去取寶物。沈醉迫不及待，問究竟是何寶物，褚民誼極端神秘地不肯先說，只再三叮囑務必認真妥慎辦理，因不僅關係到他的生命與前途，而且認為這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寶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的一副肝臟。因孫先生患肝癌逝世後，醫生把他的肝臟切開後用玻璃片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怎樣落到褚民誼手中。結果國民黨許多元老對他盜竊孫先生肝臟據為己有，還想以此贖身，極為憤慨，最後仍決定把褚槍決。
抗戰勝利後，梁鴻志被關押在楚園，大家都認為他必死無疑。同牢的孫曜東更認為梁已死到臨頭，因為有人告訴他：“你看梁鴻志，長著一對'豬眼'，這種人相書上說過，頭要'過鐵'”，即是要被殺頭。孫深信不疑，而不知“豬眼”何謂。十年後他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再次入獄，進而發配到安徽的茅嶺農場養豬，方才明白“豬眼”是怎麼回事，原來豬眼看人是用眼角從下往上“斜挑”著看，與梁鴻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戰勝利後，吳鼎昌為蔣介石出主意，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國共和談之後，雙方厲兵秣馬。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請願和平代表團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等赴南京，在下關遭國民黨特務毒打。 26日，請願代表團質問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為什麼用武力打內戰解決問題，吳回答說：“我們也知道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可是現在不打，將來又怎麼辦呢？”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參議會”上回答“參議員”郭國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回答完畢後，剛走下發言台，只說了一句：“不好。”然後就倒地昏迷了。原來是腦溢血發作，一昏不醒。之後，“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布：傅先生棄世了。結果這位議長的國語不太好，被一些記者聽成了“氣死”。消息馬上傳開，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氣死”的。郭國基以盛氣凌人著稱，傅斯年也以“大砲”之名行世，深愛傅斯年的台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於是打著“痛失良師”的旗幟，圍攻“省參議會”，要收拾郭國基。後經多方勸導說明，學生們方才散去。傅斯年遺體火化後，葬於台大校門右側一空地，名為“傅園”。